《斯通纳》全书搬运

威廉·斯通纳是1910年进的密苏里大学，那年他十九岁。求学八个春秋后，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拼杀犹酣的时候，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拿到母校的助教职位，此后就在这所大学教书，直到1956年死去。他的职称始终没有升到助理教授以上的级别。修完他的课后记忆犹新的学生寥寥无几。他死后，几位同事向学校图书馆捐赠了一部中世纪的文献手稿，权当对他的纪念。这部书稿也许还能从珍稀古籍典藏库里找到，书上写了段题记：“敬赠密苏里大学图书馆，以缅怀英文系的威廉·斯通纳。诸位同仁谨记。”

如果偶尔有学生碰巧看到这个名字，也许会纳闷威廉·斯通纳是谁，但促使他探究的好奇心顶多止于提个漫不经心的问题。斯通纳活着的时候同事对他并不怎么尊崇，现在几乎绝口不提了。对年纪稍长的同事来说，他的名字意味着让人想起等待大家的那个最后结局；在年纪更轻的听来，这个名字不过是勾起毫无意义的过去的某种声音而已，而且没有什么共性可以跟他们本人或者自己的职业联系起来。

他于1891年出生在密苏里中部布恩维尔村附近的一家小农场，距离大学所在地哥伦比亚约有四十英里。虽然他出生的时候父母都还很年轻——父亲二十五岁，母亲勉强二十岁——可是，即便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斯通纳都觉得他们老了。父亲三十岁的时候显得像四十岁，因为常年劳作，腰身已经佝偻，经常绝望地盯着年复一年支撑着全家生活的那块贫瘠的土地。母亲对自己的生活还能够耐心对待，好像那不过是她必须要忍受的一段稍微漫长的瞬间。她双眼透着苍白的淡色，模模糊糊，眼睛周围的皱纹，在贴着头顶梳起、后面挽了个髻的稀薄灰发的衬托下，显得更加耀眼。

从自己最早能记得的时候开始，威廉·斯通纳就有很多活儿必须要做。六岁的时候，他就得从那几头瘦骨嶙峋的母牛身上挤奶，把几只猪赶进离屋子不远的圈里，还要到一窝母鸡那里去收鸡蛋。甚至从去距离农场八里路的乡村学校读书开始，从黎明前到天黑后，他的这段时间都要被一两种活儿所占据。十七岁的时候，在农活的重压下，他已经开始驼背。

这是一个孤单的家庭，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全家被逃不掉的辛劳紧紧地束缚在一块儿。黄昏的时候，一家三口坐在那间小厨房里，亮着唯一的那盏油灯，凝视着昏黄的灯焰。经常在这个时候或者晚饭和上床睡觉之间的工夫，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靠背椅里某个身躯单调的活动声，以及在那幢年迈的老房子下面某个木器发出的微弱而柔和的吱呀声。

这幢房子建在一片荒芜的四方形平地上，走廊和门扉附近那些不曾漆刷的木椽已经塌陷。由于长年累月的侵蚀，房子已经带上那片干燥土地的颜色——灰色和褐黄色，中间还夹杂着白色条纹。房子的另外一侧是一条长长的走廊，稀稀落落地点缀着几把靠背椅和若干砍削过的桌子，还有一个厨房，全家有限的相聚时间大部分就是在那里打发的。另一侧是两间卧室，每间里面都摆放着铁制的床架，涂成白色，外加一把靠背椅，一张桌子，上面有一盏灯和一只洗脸盆。地板是没有涂过漆的木块砌成，分布很不均匀，由于老化，有些还开裂了，顺着裂缝，灰尘不断地渗透出来，斯通纳的母亲每天都要清扫。

在学校，他每天都要做功课，差不多也像家务活儿，只是没有农场的那些活儿让人精疲力竭。1910年春天，他读完了高中，心想可以接手多干点田里的活儿；在他看来，父亲好像变得越来越迟钝，那几个月过去后又变得更加疲惫。

可是，那年晚春的一个黄昏，这两个男人给庄稼除了整整一天草，晚饭的碗碟收拾好了后，父亲在厨房跟他交谈起来。

“上星期县里来了个办事的。”

斯通纳从平整地铺在那张圆形餐桌上的红白格子图案的油布上抬起头来，望着父亲。他没说什么。

“那人说他们在哥伦比亚的大学里新设了个学院。他们叫农学院。那人还说你应该去那里。得要四年。”

“四年，”斯通纳说，“要花好多钱吧？”

“你可以自己干活顶住宿和伙食费，”父亲说，“你妈妈的大表哥在哥伦比亚城外不远有个地方。需要买些书和东西。我每月会给你寄上两三美元。”

斯通纳的双手平摊在桌布上，在灯盏亮光的照耀下，桌布闪烁着暗淡的光。他去的最远的地方没有超出过布恩维尔，顶多十五英里远。他尽量抑制着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

“你想过，这地方，完全靠你自己能应付下来吗？”斯通纳问道。

“你妈和我应该能应付下来。我会在北二十亩那里改种小麦，那会砍掉手工活儿。”

斯通纳望着母亲。“妈呢？”他问道。

母亲用平淡无奇的语调说：“照你爸说的去做吧。”

“你们真的想让我去吗？”他问道，似乎半是希望得到否定的答复。“你们真的想让我去吗？”

父亲在椅子里挪了挪身子。他看着自己粗壮、长满老茧的手指，泥土钻进那些干裂的缝隙，深邃得都不可能洗掉了。他把手指锁在一起，从桌上举起来，那态度几乎像个祷告者。

“说来我从来没有上过什么学，”他说，望着自己的手，“读完六年级后就开始在一家农场干活了。年轻的时候不用上学也能支持。可是现在我就不知道了。就像这土地，一年比一年干枯，干活一年比一年辛苦；不像我还是小孩子时那样肥沃了。县里的人说，他们想到了很多新点子，有很多干活儿的办法，会在大学教给你。他说的可能没错。有时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也会琢磨。”他打住不说了，手指紧紧攥在一起，紧握着的手放在桌上。“我开始琢磨——”他愁眉苦脸地看着自己的手，又摇了摇头，“秋天了你就去上大学吧。你妈妈和我能应付得了。”

这是斯通纳平生听到的父亲说的最长的一次话。那年秋天，他去了哥伦比亚，到大学报到，注册成为农学院的一名新生。

他去哥伦比亚的时候穿着一套崭新的黑色绒面呢正装，是花了妈妈的鸡蛋钱从希尔斯-罗布克公司的产品目录上订的，还带了件父亲的旧大衣，穿了条蓝色的毛哔叽裤子，这条裤子他每月穿一次上布恩维尔的卫理公会教堂，又带了两件衬衣，两件换洗的工作服，二十五美元现金，那是他父亲用秋收的麦子作抵押借来的。他从布恩维尔步行出发，父亲和母亲老早驾着农场那辆驴拉的平板车送过来的。

那是一个燥热的秋日，从布恩维尔到哥伦比亚的路上尘土飞扬；他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有一辆运货马车出现在身旁，司机问他要不要搭一段。他点了点头，然后坐到马车的座位上。他的毛哔叽裤子到膝盖那里都被尘土染成了红色。他那被太阳和风蹂躏成褐色的脸庞，沾满了厚厚的灰尘，路上的尘土和汗水交融在一起。在漫长的车程中，他一个劲儿地用那双笨拙的手拍打着裤子，不断用手指捋着高耸的浅褐色直发，他的头发就是不肯服服帖帖地贴在脑袋上。

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到了哥伦比亚。司机让斯通纳在城郊下了车，指着一群掩映在高高的榆树中的建筑，“你要上的大学到了，”他说，“你要读书的地方就在那里。”

司机驾着马车离开后有那么几分钟，斯通纳站着没动，盯着那片建筑群。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东西。红色的砖墙建筑从一片宽阔的绿色田地向上延伸过去，这片田地不时被石头小径和小块的花园隔断。敬畏之下，他忽然有种从未出现过的安全和静谧感。虽然时间已经不早了，他还是在校园的边角走了很长时间，只是观望着，好像自己无权进去。

天色快黑时他才向一个过路的打听去亚什兰·格雷维尔的方向怎么走，这条路将把他带到吉姆·弗特——母亲的大表哥的农场，他要给这个亲戚干活；天完全黑了他才来到那幢木结构的两层的白房子，他就要在这里住下了。他以前没有见过弗特两口子，这么晚了来见他们，他感觉怪怪的。

两口子只是点了个头算是欢迎他，然后仔细地审视着。过了会儿，斯通纳站在门口过道已经很尴尬的时候，弗特才带他走进一个暗淡的小客厅，里面挤满了裹得严严实实的家具，几张颜色暗淡的桌上放着些小摆设。他都没有坐下来。

“吃晚饭了吗？”弗特问。

“没有，先生。”斯通纳答道。

弗特太太弯着食指朝他勾了勾，然后悄然离开。斯通纳跟着她穿过几个房间，来到厨房。弗特太太示意让他挨着桌边坐下。她端来一壶牛奶，拿来几块方形的冷玉米面包，放在他面前。他喝了口牛奶，可是因为太兴奋，嘴巴很干燥，吃不下面包。

弗特走进房间，站在老婆身旁。他个头挺矮，还不到五英尺三寸，脸很瘦削，鼻子特尖。他老婆比他高四英寸，而且很肥胖；无框眼镜遮住了她的眼睛，薄薄的嘴唇紧闭着。斯通纳喝牛奶的时候，两口子怒气冲冲地看着。

“早上给牲口喂吃的喂水喝，让猪出来休息休息。”弗特吩咐道，语速很快。

斯通纳茫然地看着他。“什么？”

“这就是要你早上干的活儿，”弗特说，“上学之前干完。然后，晚上再喂食，放猪，收鸡蛋，挤奶。有工夫了再劈柴火。周末的时候，我干啥你就帮着干。”

“好的，先生。”斯通纳回答道。

弗特仔细端详了他片刻说，“大学。”然后摇了摇头。

就这样，为了九个月的食宿，他要给牲口喂水，喂食，放猪，收鸡蛋，挤奶，劈柴。还要耕田犁地，挖残根（冬季的时候还要破开三英寸深的冻土），要给弗特太太搅拌黄油，木棍在奶水中上下翻腾的时候，她飞快地摆动着脑袋，面带严厉的首肯表情看着斯通纳。

斯通纳住在楼上一间当过储藏室的房子里，唯一的家具是张黑色铁制床架，边框都塌软了，支撑着一张单薄的席子，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盏油灯，还有一把靠背椅，胡乱放在地板上，还有一只他当书桌用的大箱子。冬天，他唯一能够获得的热量就是从楼下房间里透上来的热气；他用分给自己的破被子和毯子裹住身子，然后在手上哈着气，这样翻书时不至于割到手。

他在大学做功课完全就像在农场干农活——全心全意，兢兢业业，既谈不上愉快也没有多大的痛苦。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他的分数平均在B略微偏下。他很高兴，不是很低，也不在乎不是特别高。他感觉自己学到很多以前从不知道的东西，可是这对他来说只是意味着到了第二学年，他可以做的跟头年一样。

大学一年级结束后的那年夏天，他回到父亲的农场帮着种庄稼。有一回，父亲问他是不是喜欢学校，他回答说挺好。父亲点点头就不再提这事儿了。

直到第二学年回校的时候，威廉·斯通纳才明白自己为什么来上大学。

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已经是校园里大家都熟悉的身影了。他一年四季都穿着那套不变的黑色平绒套装，白衬衣，系着领结，手腕从外套的袖口里伸出来，裤子在腿上难看地飘荡着，好像那套制服以前是别人穿过的。

随着雇主越来越懒惰，他干活的时间不断增加，而且晚上还要在自己的房间花很长时间做布置的作业；他已经着手又一轮学习内容了，这将让他获得农学院的理学士学位。第二学年的第一个学期，他要学两门基础科学，一门农学院的土壤化学课程，一门差不多要求所有大学生都要修的课程——一个学期的英国文学概论。

最初的几个星期过后，理工课程没有碰到多大的困难；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太多的东西需要记忆。土壤化学课总体上他还很感兴趣；他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些黄褐色的土块，他有生以来大部分时间都在打交道的土块，看上去远不是那么回事，他开始隐隐约约发现，自己不断增长的土壤知识，等回到父亲的农场后或许会有用。可是，必修的英国文学概论却空前地让他有些烦恼和不安生。

老师是个中年男人，四十出头，名叫阿切尔·斯隆，他对自己的教学任务态度好像带点嘲弄和蔑视的味道，似乎感觉在自己的知识和能言说的东西之间有道如此深的壕沟，他不愿努力去接近它。大多数学生都既害怕又讨厌他，而他的反应则是一种超然、冷嘲热讽式的好玩。他中等个头，长着副线条深刻的长脸，刮得干干净净；他总是摆出一副不耐烦的姿态：手指不断插进一团蜷曲的灰色乱发里。他说话时语调平板单调，声音勉强从活动的双唇透出来，不用刻意表现或者抑扬顿挫，好像要给那些单词赋予某种自己的声音没有的形状。

离开教室开始做农场的杂活儿或者在那间没有窗户的阁楼房间里学习，对着暗淡的灯光眨眼的时候，斯通纳总感觉到这个人在自己内心的眼前升起来。他很难勾画别的任何老师的脸庞或者回想起自己上过的其他任何课上发生的细节；可是在自己意识的门槛，却经常等待着这位阿切尔·斯隆的身影，还有他那单调的声音，以及从《贝奥武甫》的某些段落轻蔑地信手拈来的词语或者乔叟作品的对句。

他发现像别的课程一样，自己对付不了文学概论。虽然他记住了作者以及他们的作品、年代和影响，第一次考试还是差点没通过，而且，第二次考试也乏善可陈。他读了又读布置的文学作品，占用的时间多得连其他功课都开始受影响了；然而，他读到的纸页上的那些词依然故我，看不出自己所做的这一切有何用处。

他反复思考阿切尔·斯隆在课上讲的那些词，仿佛从这些词语乏味、单调的意义背后，可能会发现一条线索，带他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他躬身前倾趴在一把椅子的座板上，由于面板太小很难舒服地容纳他，只好紧紧抓着桌面的边缘，紧得手指关节在褐黄坚硬的皮肤上都挤出白色印迹来；他专心致志地皱着眉头，咬着下嘴唇。可是当斯通纳和同学的注意力变得更令人绝望时，阿切尔·斯隆的嘲讽劲儿也随之更加引人入胜。有一次那种嘲讽劲儿突然化作愤怒，而且只冲着威廉·斯通纳发来。

那门课读了两部莎士比亚的戏剧，最后以学习十四行诗结束了那周的课程。学生们既紧张又迷茫，而且对他们和这位从斜面讲桌后注视着大家的无精打采的人物之间日益紧张的氛围有些害怕。斯隆向他们大声朗读了第七十三首诗；他的眼睛在教室里游移着，嘴唇紧闭，带着一丝毫无幽默感的微笑。

“这首诗是什么意思？”他忽然发问，然后稍事停顿，眼睛带着某种无情而且几乎是快乐的绝望感扫视着教室。“威尔伯先生？”没有听到回答。“施密特先生？”有人咳嗽了声。斯隆把那双黑亮的眼睛转向斯通纳。“斯通纳先生，这首十四行诗讲的什么意思？”

斯通纳咕哝了声，试图张开嘴巴。

“这是一首商籁体诗歌，斯通纳先生。”斯隆干巴巴地说，“一首由十四行句子构成的诗歌，具有确定的格式，我相信你已经背过了。是用英语写成，我想，英语你已经讲了好多年了。作者是威廉·莎士比亚，一位早就死了的诗人，但这位诗人在若干人的心中占据着某种重要地位。”他又多盯了斯通纳片刻，这时那双眼睛熟视无睹地掠过全班时变得茫然起来。他没有看自己的书本，又讲起这首诗来；他的声音变得更加低沉、柔和，好像吐出的词语、声音和节奏顷刻间变成了他本人：

在我身上你或许会看见每年的这个季节，

黄叶或尽脱，或只剩三三两两，

挂在冷得瑟瑟抖颤的枯枝上，

荒废的歌坛，甜美的鸟儿曾在那里欢唱。

在我身上你或许会看见这种时日的暮光，

日落后渐渐消失在西方；

黑夜，死的化身，慢慢把它赶开，

在安息中笼住万物。

在我身上你或许会看见那火光的闪耀，

在他青春的灰烬中奄奄一息，

在惨淡灵床上早晚要断魂，

被滋养过它的烈焰销毁。

目睹这些，你的爱会更加坚定，

因为他转瞬要辞你溘然长往。

趁着沉默的片刻，有人清了清喉咙。斯隆又重读了那两行，声音变得平板起来，又恢复了自己本来的音质。

目睹这些，你的爱会更加坚定，

因为他转瞬要辞你溘然长往。

斯隆的眼睛又回到威廉·斯通纳身上，他干巴巴地说，“莎士比亚先生穿越三百年在跟你讲话，斯通纳先生，你听到了吗？”

有那么几个时刻，威廉·斯通纳意识到自己在使劲屏住呼吸。他把气息轻轻地舒吐出来，刹那间发觉自己的呼吸从肺里排放出来时，衣服随着身体在起伏。他把目光从斯隆身上移开，打量着教室。阳光从窗户里斜照进来，落在同学们的脸上，所以感觉光明好像是从他们自身散发出来，迎着一片黑暗释放出去；一个同学眨巴着眼睛，一道浅浅的暗影落在面颊的一侧，上面的毫毛被阳光照得清清楚楚。斯通纳开始感觉放在桌上紧紧攥住的手指松开了。他在自己的凝视下掉转过手来，很惊奇它们都是黄褐色，很惊奇指甲已妥帖地嵌进粗壮的指端那种复杂的结构；他想，自己肯定能感觉到血液在无形地穿过纤细的血管和动脉流淌着，从指尖到整个身体微弱又随意地颤动着。

斯隆又开始说话了。“他对你说了些什么，斯通纳先生？他的这首十四行诗是什么意思？”

斯通纳的眼睛缓慢又不情愿地抬起来。“意思是。”他说，双手微微动了下朝空中举起；当他看到阿切尔·斯隆的身躯时感觉双眼上了层釉光。“意思是。”他又说，可就是讲不完已经开了头的话。

斯隆饶有兴致地盯着他。接着他忽然点点头说：“下课。”没有看任何人就转身走出教室。

威廉·斯通纳几乎感觉不到身边有同学存在，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咕咕哝哝地抱怨着，然后慢慢腾腾地走出教室。大家离去后，斯通纳一动不动地坐了几分钟，眼睛盯着前面那道窄窄的地板木条，这块地板早已被他从未见过或者认识的学生们不安分的双脚磨掉了漆，蹭得光光的了。他自己的脚在地板上滑着，听到自己的脚底从木头上踩过时粗糙的刮擦声，感觉到透过皮革的粗硬质地。接着，他也站起来，慢慢走出教室。

晚秋时节细细的寒冷刺进他的衣服。他看了看四周，打量着树木光秃秃、疙疙瘩瘩的枝条，全都蜷曲着、扭扭歪歪地冲着苍白的天空。学生们匆匆穿过校园向各自的课堂走去，不时碰擦下他；斯通纳听着他们的咕哝声和鞋跟踩在石头路上发出的磕碰声，看着他们的脸蛋，都被冷气冻得红扑扑的，弯着身子抵御着一股微风。他好奇地看着他们，好像以前没见过这些同学，好像自己离他们很远又很近。当他匆匆赶上下节课时，始终保持着这种感觉，保持到他的土壤化学教授把那堂课上完，背景音却是背诵写在笔记本上的东西时发出的嗡嗡声，那些东西他曾历经辛苦记住，现在自己都感到陌生了。

那一学年的第二学期，威廉·斯通纳放弃了几门基础科学课，中断了农学院的课程；他选修了几门哲学和古代史的导论课，以及两门英国文学课。夏季的时候，他又回到父母的农场，帮父亲经营庄稼，对自己在大学的学习只字不提。

年纪更大些的时候，回首自己本科最后两年，斯通纳仿佛感觉那段时光虚幻不实，压根就属于别人，那段早已逝去的时光，好像不是他习惯的那样正常流逝，而是断断续续地流逝着。一个片段跟另一个片段互相重叠着，但又从中分离出来，他还感觉自己从时间中被移了出来，旁观着时间在自己面前流逝，像个宏大、并不均匀地翻转着的立体景观。

他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他还从未以这种方式感知过自己。有时他在一面镜子里盯着自己，看着那张覆盖着茅草般干枯褐发的长脸，摸摸尖削的颧骨；他看着从外套袖口里伸出好几寸的细细的手腕；他纳闷，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不是像独自一人时表现的那样显得滑稽可笑。

他对未来还没有什么规划，而且对谁都没有说起过自己的这种不确定。为了食宿他继续在弗特家干活儿，不过，已不再像大学前两年那样干很长时间了。每天下午有三个小时，加上周末的半天工夫，他任由弗特和塞雷娜随意使用自己，余下的时间他要求完全由自己支配。

有部分时间他在弗特家那个阁楼小屋里度过；但是，上完课，而且把弗特家的活儿干完后，他尽可能经常回大学去。有时，晚上，他喜欢在那个长长的露天的四边形场子里散步，行走在一起漫步和窃窃私语的夫妇中间；虽然一个人都不认识，虽然也从不跟他们说话，他还是感觉跟他们有种亲近感。有时他站在场子的中心，看着杰西楼前面的那五根粗大的柱子，它们从凉爽的草地上直插夜空；他知道，这些柱子是大学最初的主楼残留下来的，那幢主楼多年以前毁于大火。这些柱子在月光下呈银灰色，光亮又干净，在他看来，似乎象征着自己曾经拥抱过的生活方式，像一座代表某个神灵的庙宇。

在大学图书馆，他游历过排排书架，置身于几千册图书中，呼吸着皮革、衣服、干燥的书页释放出的发霉的气息，闻着就像某种来自异国的香气。有时他会暂时停住脚步，从架子上拿下一卷书，在自己的大手中捧住片刻，书脊和厚纸封面以及诱人的书页尚不熟悉的感觉会在手中产生某种刺痛感。然后他会翻阅起书来，这里那里随便读上一段，僵硬的手指在翻动书页时尽可能小心翼翼，好像因为笨拙的手指可能会撕坏和损毁它们忍着巨大痛苦想发现的东西。

他没有什么朋友，平生第一次开始有了孤独感。有时，晚上在自己的阁楼房间，他正看书时会抬起头来，盯着房间那些黑乎乎的角落，在暗影的衬托下，灯光闪烁不定。如果盯的时间很长又太专注了，那片黑暗就会凝聚成一团亮光，它带着自己阅读的东西的那种无形的样式。他又会觉得自己走出时间之外，就像那天阿切尔·斯隆在课上跟他讲话的感觉。过去从它停留的那片黑暗中出来聚集在一起，死者自动站起来在他眼前复活了；过去和死者流进当下，走进活人中间，所以，在紧张的刹那间，他有种密实的幻觉，好像自己被压缩了，很难从中逃出，也不想逃出。特里斯坦和大美人伊索尔德走到他跟前；保罗和弗朗西斯卡在灼热的黑暗中旋转着海伦和阳光的帕里斯，他们的脸蛋因为最终那个结局而痛苦不堪，两人从那片昏暗中浮现出来。他跟这些人相处，方式绝对不会像跟他的那些从这堂课去赶另一堂课的同学一样，他们会在密苏里的哥伦比亚某个规模巨大的大学找到一个本地的栖身之地，他们会以中西部的某种派头毫不在意地行走散步。

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他就学会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好得足以阅读简单的文献；他的眼睛因为紧张和缺少睡眠总是红红的，灼热疼痛。有时，他回想自己几年前的样子，被那个陌生人物的记忆搞得惊诧不已，那个人像土地般发黄，逆来顺受，而那个人就是从土地中冒出的。他还会想起父母，他们差不多跟自己养的这个孩子一样陌生了；感觉对他们有种复杂的同情和遥远的爱意。

快到大学第四年的中期，一天下课后，阿切尔·斯隆拦住他，请他顺便去趟自己的办公室聊聊。

适逢冬季，一股低沉、阴湿的中西部的薄雾飘浮在校园上空。即便在上午十点左右，山茱萸树纤细的枝条上因为结着白霜而闪闪发光，蜿蜒爬上杰西楼前那些巨大柱子的黑色藤蔓边缘满是彩虹色的晶体，在一片灰色的映衬下闪烁着。斯通纳穿的大衣简直破旧不堪，他决定不穿着大衣去见斯隆，虽然天气已经结冰了。当他匆匆忙忙走到那条人行道上，踏上通向杰西楼宽阔的石阶时，浑身瑟瑟发抖。

寒冷过后，楼里的热气很强。外面的灰色慢慢渗进窗户和大楼两侧的玻璃门，所以黄色瓷砖地面上闪耀的光要比照在上面的灰色的光线还要明亮，那些巨大的栎木柱子和被刮擦过的墙壁在黑暗中闪着微光。慢腾腾的脚步在地板上嘶嘶作响，轻轻的咕哝声被大楼宽阔的空间消弥掉了；暗淡的人物在缓缓移动，时聚时离；令人压抑的空气里积聚着油漆过的墙壁上的气味，以及羊绒衣服的湿气。斯通纳爬上光滑的大理石楼梯，朝阿切尔·斯隆位于二楼的办公室走去。他敲了敲关闭的门，听到回应声，然后就走了进去。

办公室又长又窄，全靠遥远尽头独立的一扇窗户照明。架子上挤满了书，都高耸到快挨着天花板了。靠近窗户嵌了张桌子，阿切尔·斯隆坐在桌子前面，半转过身子，在光线的映衬下轮廓显得很暗淡。

“斯通纳先生。”斯隆干巴巴地说，欠了欠身子，指了指自己对面的一把皮椅示意他坐下。斯通纳坐了下去。

“我仔细查了下你的记录，”斯隆顿了顿，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夹，端着那种超然的讽刺味儿看着。“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如此好奇。”

斯通纳舔了舔嘴唇，在椅子上拧了拧身子。他试图把自己的那双大手合着交叉起来，这样双手就可以隐藏起来了。“不会的，先生。”他声音嘶哑地说。

斯隆点点头。“那就好。我发现你最初修这儿的课程时是个农学院的学生，大学二年级期间突然转修文学。说得对吗？”

“没错，先生。”斯通纳说。

斯隆朝自己坐的椅子背后靠过去，盯着从那扇高高的小窗户里透进的光块。他的几根手指同时叩了叩桌子，转身背对僵坐在自己前面的这位年轻人。

“这次商量的正式目的是通知你，你得正式改变学习专业，宣布有意放弃自己原来的学业方向，正式确定一个最终的专业。这件事在教务主任办公室里只用五分钟左右就能办妥。你当回事儿行吗？”

“好的，先生。”斯通纳说。

“不过，你也许猜到了，我请你过来坐坐不是因为这个。你介意我问问你将来的打算吗？”

“不介意，先生。”斯通纳说。他望着自己的手，那双手紧紧地绞在一起。

斯隆拿起扔在桌上的文件夹。“我查到你刚进大学的时候年龄比普通学生稍大些。差不多二十岁了，我说得对吗？”

“对，先生。”斯通纳说。

“而且，那时你的计划是研修农学院提供的课程吧？”

“是的，先生。”

斯隆在椅子里往后靠过去，看着阴暗的高高的天花板。他忽然问，“你现在有何打算？”

斯通纳沉默不语。有些东西他压根儿就没想过，也不愿去想。最后他带着几分怨气说，“我不知道。我还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斯隆说，“从这些与世隔绝的大墙中走进人们所谓的大千世界，你憧憬过这一天吗？”

斯通纳尴尬地咧嘴笑了。“没有，先生。”

斯隆敲了敲桌上的文件夹。“我从这些档案记录中得知，你是从农业区来的。我判断你父母是农民吧？”

斯通纳点点头。

“你从这里拿到学位后想回农场吗？”

“不想，先生。”斯通纳说，声音中透出的果决让他都吃惊。他想，还带着自己忽然做出那个决定的奇妙感觉。

斯隆点了点头。“我想象，一个严肃的学文学的学生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技能并不完全适合土地的召唤。”

“我不想回去，”斯通纳说，好像斯隆没有讲话。“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他望着自己的手，冲着手说，“我真没有意识到，我这么快就要毕业了，今年底就要离开大学了。”

斯隆漫不经心地说，“当然了，对你来说，也没有绝对的离开的必要。我想你没有独立的谋生手段吧？”

斯通纳摇了摇头。

“你的本科成绩相当出色。除了你的——”他挑起眉毛笑了——“除了你的大二英国文学概论，你的英文课全都是A；其他没有低于B的。如果毕业后你还能坚持上一年多，我相信，你就能成功拿到文学硕士学位；然后，你也许就可以边教学，边攻读博士学位。前提是你得发自内心喜欢这种事儿。”

斯通纳向后挪了挪。“您的意思是？”他问道，听到自己的声音中有那么点类似怯怕的成分。

斯隆朝前倾过来，脸挨得很近后才不再往前倾；斯通纳看到这张长长的瘦脸上的线条变得柔和起来，听到那干巴、嘲弄的声音变得温柔和放开了。

“可是你知道吗，斯通纳先生？”斯隆问道。“你现在还不了解自己？你想当个老师。”

忽然，斯隆仿佛显得极其遥远，办公室的墙消失了。斯通纳感觉自己悬浮在辽阔的露天，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问，“你确定吗？”

“我敢肯定。”斯隆轻柔地说。

“你怎么看出来的，你怎么这样确定？”

“是因为爱，斯通纳先生，”斯隆兴奋地说，“你置身于爱中。事情就这么简单。”

事情就这么简单。他感觉自己冲斯隆点了点头，然后又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接着他走出办公室。他激动得双唇颤抖，指尖都麻木了；他像梦游般走着，但仍然能够强烈地意识到周围存在的东西。

他蹭着走廊里光滑的木板墙，他想自己能感觉到木板的温暖和衰老；他慢慢走下楼梯，不解地看着遍布细纹的冰冷的大理石，在自己的脚下似乎有些滑。大楼里，学生们的声音变得格外清晰，低低的咕哝声个个都很分明，他们的脸蛋既亲切又陌生又熟悉。他走出杰西楼，走进早晨的空气中，灰色好像不再压迫着校园；灰色引导着他的眼睛向外向上看到天空，他望去的天空似乎通向一种自己还无法名状的可能性。1914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威廉·斯通纳跟另外六十个年轻男子和若干风华正茂的女孩，拿到密苏里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

为了参加毕业典礼，他的父母——乘着一辆用他们的那头暗褐色的母驴拉着的借来的四轮轻便马车——提前一天就出发了，从农场出发一夜间驾驶了四十多里路，所以，天亮后不久，他们就到了弗特夫妇家，由于途中彻夜未眠，人都僵了。斯通纳从楼上下来到院子里去迎他们。他们并肩站在清新的晨光中，等着他走近。

斯通纳和父亲握了握手，只用了一种单一的快速摇晃的动作，都没有看着对方。

“你好。”父亲说。

母亲点点头。“你爸和我过来想看看你的毕业典礼。”

他一时无言。过了会儿才说，“你们快进来吃点早餐吧。”

只有他们在厨房里；因为斯通纳到农场后，弗特两口子已经养成了晚起的习惯。但是，无论当时还是之后，父母吃完早餐，他都没有主动给他们讲自己改变了打算，不想回农场了。接着他看着从父母崭新的衣服里光秃秃地伸出的那张褐黄色的脸，想到他们旅途漫漫，想到他们等了好几年希望他回去，有那么一两次，他差点想说出来。他跟父母呆呆地坐着，直到最后喝完他们的咖啡，直到弗特两口子自己惊醒走进厨房。然后，他告诉他们，他得早点儿去大学了，等下午活动开始的时候再来接他们。

他在校园里溜达着，拿着租来的黑色长袍和帽子；这些东西挺沉重而且很麻烦，可他又找不到地方放置。他想到本应告诉父母的话，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决定已是最终，几乎希望自己能想起来。他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仓促中选择的目标，感觉自己放弃的这个世界充满吸引力。他为自己的损失感到悲伤，也因此为父母的损失感到难过，他在悲伤中甚至感觉自己在与他们拉开距离。

在整个毕业活动中，他都带着这种失落感；他听到在念自己的名字后就穿过平台从一个男人手里接过证书，这个男人的脸几乎全都被柔软灰白的胡须覆盖住了，他几乎对自己肉身的存在难以置信，手中的那卷羊皮纸文凭毫无意义。他只想到父母在那片巨大的人群中枯坐着。

各种仪式结束后，他送父母回到弗特夫妇家，在那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黎明他们又启程回家。

他们在弗特家的走廊上坐到很晚。吉姆和塞雷娜陪他们坐着待了会儿。吉姆和斯通纳的母亲互相谈到一个亲戚的名字，接着又陷入沉默。他父亲坐在一把靠背椅里，双腿伸开，微微前倾，宽大的双手抓着膝盖。最后，弗特夫妇互相看了对方一眼，打了个呵欠，声称时候不早了。他们回到自己的卧室，另外三个人孤单地待在那里。

又是一阵沉默。他父母在自己身体投下的暗影中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不时向旁边瞥一眼儿子，好像在他的新住处不愿打搅孩子。

几分钟后，斯通纳向前倾过身开始说话了，他的声音要比自己本来表达的更响亮更有力。“我应该早点告诉你。我应该去年夏天或者今天早上告诉你们。”

父母的脸在灯光里显得麻木不仁，面无表情。

“我想说的是，我不跟你们回农场了。”

谁都没有动一下。父亲说：“你这儿还有些事情要完成，我们可以明天早上回去，你过几天再回家。”

斯通纳伸开手掌搓了下脸。“这个——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跟你们说，我根本就不想回农场了。”

父亲的手在膝盖上紧紧抓着，然后朝椅背仰过去。他说：“你碰到什么麻烦了吗？”

斯通纳笑了。“不是这么回事。我想要再上一年学，说不定两年或者三年。”

父亲摇了摇头。“我看着你今天下午什么都通过了。县里那个工作人员说农学院只要上四年。”

斯通纳想给父亲解释他打算干什么来，试图在他心中唤起自己的重要感和目标感。他听着自己的语词落下来，好像都发自别人之嘴。他望着父亲的脸，这张脸接受着这些词语，就像一块石头接受着一只拳头的反复击打。他讲完后，坐在那里双手扣在膝盖之间，低垂着脑袋。他听着屋子里的沉默。

父亲终于在椅子里动弹了。斯通纳抬头看着。父母的脸正冲着他。斯通纳几乎要对着他们哭喊了。

“我不明白，”父亲说，他声音沙哑疲惫，“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我想我对你尽了最大的能耐了，送你到这儿来。你妈和我已经为你尽了我们最大的力量。”

“我知道，”斯通纳说，他已经没法多看他们会儿了，“你们都还好吧？今年夏天我会回去一段时间，帮点儿工。我会——”

“如果你觉得应该待在这里，读你的书，那你就应该这样做。你妈和我能对付。”

母亲的脸正对着他，可是并没有看他。母亲的眼睛挤着闭着；她重重地喘着气，脸庞好像因为痛苦而扭曲着，她紧攥的拳头压在脸颊上。斯通纳惊奇地发觉母亲在哭泣，深情又默默地哭着，带着不怎么哭泣的人嫌丢脸和不好意思的表情。他又看了眼母亲，然后缓慢地站起身，走出客厅。他顺着老路踏上通向自己阁楼房间的那条狭窄的楼梯；他在床上躺了很长时间，睁大眼睛望着头顶的黑暗。

斯通纳拿到文学学士学位后两个星期，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秋天未到，战争席卷整个欧洲。战争成为老学生中持续不断的热门话题，他们好奇美国最终将发挥什么作用，大家又很开心，自己未来的命运暂不确定。

可是摆在斯通纳面前的未来既光明又确定，而且不会改变。他眼中的未来，不是事件、变化和潜在可能的涌流，而是犹如前方的一块领地，等着他去探索。他把未来看作那座宏伟的大学图书馆，可能还会新建侧翼建筑，还会添加新的图书，然后又清退掉旧书，但是其本性仍然基本不会改变。他能看到在这所机构中的未来，他将置身其中，而自己对这个机构还不完全理解；他想象自己在那个未来中还会有变化，可是他把未来本身看作改变的工具而不是它的目标。

那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秋季学期即将开始之际，他去看了父母。他本想帮着收夏天的庄稼，可发现父亲雇了个黑人田间帮手，干起活来不吭声，卖力，劲头很足，一天干完的活儿差不多顶斯通纳和父亲过去在同样时间里干的活儿。父母见到他后很开心，他们好像并不怨恨他的决定，但他发现自己跟父母无话可说；而且，他意识到，他和父母已经逐渐形同陌生人。他感觉自己的爱因为损失反而更强烈了。他比原来计划的提前一个多星期返回哥伦比亚。

他开始讨厌在弗特家农场干活儿花的时间。很晚才回来开始学习，他感觉有种强烈的学习冲动。有时，沉浸在自己的书本中，他会想到还有那么多东西不知道，还有那么多东西没有读过。他辛苦追求的宁静，当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的时间那么少，而要读的东西那么多，要知道的事情那么多，这份宁静开始破碎了。

1915年春天，他修完文学硕士的课程，花了整个夏天的时间完成论文，是对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的一篇进行诗法研究。夏天将尽，弗特夫妇告诉他，农场用不着他了。

他早就料到自己会被解雇，在某种意义上他倒乐意如此；但是，这事真的到来后，他却有种恐慌的刺痛感。好像自己和原来生活之间最后的那条纽带被割断了。他在父亲的农场度过了夏天的最后几周，对论文进行最后的收尾润色。这时，阿切尔·斯隆已经替他安排好给即将入学的新生教两个班的基础英文课，同时他开始着手攻读博士学位。这份工作让他每年收入400美元。他把自己的东西从弗特家那间狭小的阁楼房间里搬出来，他在那里住了五年，然后在大学附近找了个甚至更小的房间。

虽然他只给一群未经挑选的新生教基础语法和作文，内心还是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烈的期待，而且胸怀强烈的崇高感。秋季学期开始前的那个星期，他已经开始备课了，斟酌考虑着各种可能性，一个人为某个活动的内容和主题努力拼搏时才会考虑各种可能性；他体会着语法的逻辑，他想自己能够感觉到它如何从自身生发蔓延出来，渗透进语言，支撑着人类的思想。在他布置给学生的简单的作文练习中，他看到了散文的各种潜力和美，他渴望用自己感觉到的东西的感觉来激发学生的活力。

可是，在他上的第一节课上，当例行的点名和学习计划这些开场白结束后，当他开始向自己的听众和学生自我介绍时，他发现自己内心仍然深藏着某种惊奇感。有时，他对学生讲话时，仿佛是站在自我之外，观察着一个陌生人在给一群并不情愿地聚集在一块儿的人发表讲话；他听着自己平板的声音在背诵着准备过的材料，从背诵中体会不到丝毫属于自己的兴奋。

他在这些课上寻找自己的解脱和满足，在这样的课上，他自己就是一个学生。他能够从中再次捡回自己第一天体会到的那种发现感，那时阿切尔·斯隆曾在课上对他说，他刹那间就变成另一个人，不再是过去的那个自己。当他的脑子本身在忙着自己的课题，当它与自己学习且试图理解其本质的文学的力量搏斗时，他意识到自己内心某种东西在不断变化；当他意识到这点后就开始从自我向外转移，走进包容着他的这个世界，所以，他知道了，他读过的弥尔顿的诗歌或者培根的随笔，乃至本·琼森的戏剧改变着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就是文学的主题，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文学依赖它。他在课堂上很少讲话，他写的论文鲜有让自己满意的。正如他讲给这些年轻学生听的，从不泄露自己体会最深刻的东西。

他开始跟为数不多的几个同学熟络起来，他们也在系里担任代课教师。他跟其中两个即戴夫·马斯特思和戈登·费奇成了好朋友。

马斯特思是个肤色略微浅黑的年轻人，舌头犀利，眼睛温顺。跟斯通纳一样，他也刚刚启动博士学位课程，但比斯通纳年轻一岁左右。在教师和研究生中，马斯特思以狂妄自大和莽撞著称，大家普遍认为，他最终拿到学位会有些困难。斯通纳想，他可能是自己见过的最优秀的人，而且对他俯首听命，毫无嫉妒和怨言。

戈登·费奇体魄高大，满头金发，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开始直奔肥胖。他本科毕业于圣路易斯的一所商学院，在密苏里大学又尝试修习经济学系、历史系、工程系的各种高级学位。他开始攻读文学学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拖到最后可能会在英文系弄份不起眼的教导工作。他很快就让大家看出自己是系里差不多最满不在乎的学生。可是他在新生中颇受欢迎，而且跟年纪稍大些的教员处得相当融洽，跟管理部门的职员也处得不错。

他们三个人——斯通纳、马斯特思和费奇——逐渐形成一个惯例，星期五总是在哥伦比亚的下城区聚会，喝着大瓶啤酒，海阔天空闲聊到深夜。虽然发现那是那些晚上自己所能知道的唯一社交乐趣，斯通纳还是经常对他们的关系感到纳闷。虽然大家处得相当不错，可并没有成为亲密朋友；他们并不吐露心声，也很少在每周的聚会之外见到对方。

他们谁都没有提起过那种关系的话题。斯通纳知道，这事戈登·费奇没想过，但他怀疑戴夫·马斯特思可能想过。有一次，夜已很深，他们坐在黑暗的沙龙里一张后排桌边，斯通纳和马斯特思谈着各自的教学和学习，用那种拙劣的诙谐口吻谈论着极端严肃的事情。马斯特思从店里提供的免费餐里高高举起一只煮得有些过老的鸡蛋，好像举着一只晶体球，他说：“诸位先生可曾考虑过这所大学的真正本质吗？斯通纳先生？费奇先生？”

他们笑着摇摇头。

“我敢说你们没有。我想象，斯通纳把大学当作一幢巨大的仓库，像座图书馆或者货栈，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出挑选能够成全自己的东西，大家在里面共同工作，犹如一间公共蜂巢里的小蜜蜂。代表着真、善、美。人们总是想绕过角落，去下一条走廊；他们就想看到下一本书，你没有读过的书，或者走到下一排书架旁边，你还不曾到过的书架。但有一天你终究会抵达。等你到了——等你到了——”他又看了看那只鸡蛋，然后大大地咬了一口，又转向斯通纳，下颏在动着咀嚼着，漆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斯通纳别扭地微笑着，费奇纵声大笑，不断拍打着桌子。“他听懂你的意思了，比尔。他非常懂你的意思。”

马斯特思又嚼了会儿，然后吞咽下去，接着又转过来盯着费奇。“还有你，费奇。你有什么想法？”他举起自己的手。“你会声称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你想过。在直率和热诚的外表背后，活跃着一颗单纯的心。对你来说，大学就是善的工具——当然，总体上对这个世界而言，而且顺便对你自己而言是如此。你把它当作一种精神的硫黄和糖蜜，每年秋天你都给他们服用，让那些小浑蛋度过下一个冬季。你是个仁慈的老医生，善意地拍拍他们的脑袋，把他们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

费奇又是一阵放声大笑，不停地摇头。“我发誓，戴夫，等你准备——”

马斯特思把剩下的鸡蛋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嚼了会儿，又美美地喝了口啤酒。“可是你们两个都错了，”他说，“大学就像一个庇护所或者——他们现在怎么称呼来着？——是给那些体弱、年迈、不满以及失去竞争力的人提供的休养所。看看我们三个——我们就是这个大学。陌生人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多共同点，可是我们明白，不是吗？我们非常清楚。”

费奇仍然笑个不停。“是什么，戴夫？”

看到别人对自己要讲的很感兴趣，马斯特思就专注地从桌子对面倾过身来。“先说你吧，费奇。我尽量说好点，我想说你是低能儿。你自己也知道，其实你并不很聪明——虽然这不影响任何东西。”

“接着说。”费奇还在笑着。

“可是你也够聪明——但只是够聪明——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自己会怎么样。你因为失败而与世隔绝，你知道这个。虽然你有能力当个混账家伙，可是你不够无情到坚持不懈地当下去。虽然你不完全是我认识的最诚实的人，你也没有那种异常的不真诚。一方面，你有工作能力，可是你又太懒，工作不够勤勉，达不到这个世界要你达到的程度。另一方面，你又并不那么懒惰，你又给世人一种印象，一种你很重要的感觉。你并不走运——真的不走运。从你的身上看不到升起的光环，你总是带着副迷茫的表情。在这个世界上，你总是处于成功的边缘，你会被自己的缺点毁掉。所以，你被选中，被挑出来；天意，它的幽默感经常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老天已经把你从这个世界的大嘴里抓出来，安全地放在这儿，放在你的兄弟中间。”

他仍然面带微笑，带着恶毒的冷嘲热讽的表情，转向斯通纳。“你也别想逃掉，我的朋友。真的别想。你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单纯的土地的孩子，像你对自己假装的那样？噢，不是。你也在弱者之列——你是个梦想家，一个更疯狂世界的疯子，我们中西部本土的堂吉诃德，但没有自己的桑乔，在蓝天下欢跳。你足够聪明——只是比我们共同的朋友聪明一点。但是你有这个瑕疵，那个顽疾。你觉得这里有某种东西，有某种东西值得去寻找。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你很快就会明白。你同样因为失败而与世隔绝；你不会跟这个世界拼搏。你会任由这个世界吃掉你，再把你吐出来，你还躺在这里纳闷，到底做错了什么。因为你总是对这个世界有所期待，而它没有那个东西，它也不希望如此。棉花里的象虫，豆荚里的蠕虫，玉米里的穿孔虫。你无法面对它们，你又不会与它们搏斗；因为你太弱了，你又太固执了。你在这个世界没有安身之地。”

“你呢？”费奇问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

“噢，”马斯特思说着往后靠过去，“我是你们中的一员。事实上，还要更糟。对这个世界而言，我太聪明了，我总是无法闭上嘴不去评论这个世界，这是一种疾病，无药可治。所以我只好被封存起来，在那里我能够不负责任又很安全，我可以不伤害任何东西。”他又向前倾过来，对着他们微笑。“我们都是可怜的汤姆，而且是冰冷的汤姆。”

“李尔王。”斯通纳严肃地说。

“第三场，第四幕，”马斯特思说，“所以，上天，或者社会，或者命运，或者不管什么你想给它取的名字，给我们创造了这间小茅屋，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暴风雨中走进去。这所大学就是为我们而存在，为这个世界的弃儿而存在；不是为那些学生而存在，也不是为了无私地追求知识而存在，不是为你听到的任何理由而存在。我们释放出各种理由，我们让个别普通人进来，那些将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为的人；但那不过是保护色。就像那座中世纪的教堂，它才不在乎俗众，甚至上帝呢，为了活下去，我们有自己的理由。我们应该活下去——因为我们不得不活下去。”

费奇钦佩地摇着脑袋。“你真是搞得我们听上去很不堪，戴夫。”

“我可能是这样，”马斯特思说，“可即便像我们这样不堪，也比外面那些人强，满身污秽，比那些外面世界的浑蛋强。我们不做坏事，我们心口一致，我们为此得到报偿，这是一种天然美德的胜利，或者快他妈的接近了吧。”

马斯特思从桌边往后靠过去，无动于衷，不再关心自己说的话了。

戈登·费奇清了清喉咙。“那好吧，”他热情地说，“你说的也许有些道理，戴夫。可是我觉得你走得太远。我真这么认为。”

斯通纳和马斯特思冲着对方笑了笑，晚上的那个话题，他们没有再多说。但是几年后，在某些离奇的时刻，斯通纳经常想起马斯特思的话；虽然那些话并没有让他对自己置身其中的大学产生幻想，那些话还是向他揭示了自己跟那两个人关系的某种东西，而且让他有机会瞥一眼青春那有害却不曾被破坏的苦涩。

1915年5月7日，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的卢西塔尼亚号豪华轮船，船上有114名美国乘客；1916年底，德国发起的潜艇战毫无节制地蔓延开来，美国和德国的关系日趋糟糕。1917年2月，威尔逊总统断绝了两国的外交关系。4月6日，国会宣布，德国和美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由于那个宣言的发布，全国各地数千名青年，好像获得了解脱，那种不确定的紧张感终于打破，把几个星期前匆匆建起的征兵站围得应接不暇。几百名青年简直等不及美国出面干预，而且早在1915年就跟加拿大皇家军队签了义务书，或者为欧洲某个盟军当救护车司机。大学里一些年纪大点的学生早就这样做了；虽然威廉·斯通纳对这些人毫不了解，随着几个月，几个星期过去，渐渐逼近那个时刻，他们的传奇性大名越来越如雷贯耳，而大家都知道，那一时刻终将到来。

宣布作战是在一个星期五，虽然下周的课程早就排好了，但没几个学生或者教授寻找借口去上这些课。大家或者在大楼里乱转，或者大规模聚集在一块儿，细声细气地窃窃私语。偶尔，那种紧张的沉默忽然爆发演变成近乎暴力行为；出现过两次反德国的总抗议，学生们在抗议中语无伦次地高声喊叫，挥舞着美国国旗。有一次还出现了一场转瞬即逝、反对某个教授的抗议，那是一个留着小胡子、教德语的老教师，他在慕尼黑出生，年轻时上过柏林大学。可是，当这位教授面对一小群愤怒和激动得脸色涨红的学生，迷惑不解地眨着眼睛，而且向他们伸出纤细、颤抖的双手时，学生们又在闷闷不乐的混乱中解散了。

宣战后不久的那几天，斯通纳忍受着某种迷茫的折磨，但是这种痛苦完全有别于袭扰校内其他大多数人的痛苦。虽然他以前经常跟一些老生和老师谈论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但心里从不真的相信。现在它已经落在自己身上，落在他们所有人身上，他发现自己内心还有一片巨大、冷漠的保留地。他憎恨战争对大学强行制造的撕裂；可是他又发现自己内心并没有特别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而且也无法促使自己去恨德国人。

但是，德国人是应该痛恨的。有一次，斯通纳正好碰到戈登·费奇在跟一群稍微年长的教员们聊天；费奇的脸都扭曲了，他正在说着“德国佬”，好像还朝地板上啐了唾沫。后来，当费奇在那间有半打年轻老师共用的大办公室里朝斯通纳走来时，他的情绪已经变了；他带着兴奋的愉悦感，拍了拍斯通纳的肩膀。

“可不能让他们那样走了，比尔。”他飞快地说。一层汗水的薄膜像油一般在他圆乎乎的脸上闪着亮光，他细细的金发像细长的辫子般贴在头顶。“不行，先生。我打算去参军。我已经跟老斯隆说过了，他说去吧。我明天就去圣路易斯，去报名。”刹那间，他设法把自己的表情调整成严肃的样子。“我们要全力以赴尽自己的义务。”接着他咧开嘴笑了，又拍了下斯通纳的肩膀。“你最好也跟我一块儿去。”

“我？”斯通纳问道，然后又难以置信地说了一遍，“我？”

费奇大笑起来。“当然。人人都在报名。我刚才跟戴夫聊了——他也打算跟我一起去。”

斯通纳摇了摇头，好像很迷茫。“戴夫·马斯特思？”

“当然了。老戴夫有时说话挺好玩，可在关键时刻，他跟别人没什么区别；他会去尽自己的义务，就像你也会尽自己的义务，比尔。”费奇戳了下他的胳臂。“就像你也会尽自己的义务。”

斯通纳沉默了片刻。“这个我还没想过，”他说，“一切好像都来得太突然了。我得去跟斯隆商量下。我会告诉你。”

“好吧，”费奇说，“你会尽你的义务的，”他的声音意味深长地变得更加浑厚，“我们现在全都为这个团结在一起，比尔；我们都为了它团结在一起。”

斯通纳随后离开费奇，但他并没有去见阿切尔·斯隆，而是在校园里四处看了看，寻找戴夫·马斯特思。他在图书馆的一间研习室找到戴夫，只有他一个人，抽着一根烟卷，盯着一排书架。

斯通纳挨着研习室的那张桌子在他对面坐下。当他询问决定参军的决定时，马斯特思说：“没错，干吗不去呢？”

斯通纳问他为什么时，马斯特思说：“你是很了解我的，比尔。我才不在乎德国人呢。这事儿临头时，我其实也不在乎美国人，我想。”他把烟灰磕到地板上，然后又用脚踩开。“我想，自己去参军是因为我参不参都无关紧要。也许等我回来，走向等待我们大家的与世隔绝的慢性灭绝之前，到这个世界上再走一遭可能会很有趣。”

虽然不理解，斯通纳还是点点头，表示接受马斯特思对自己说的这些。他说：“戈登要我跟你们一起去应征。”

马斯特思笑了。“戈登总是能感觉到自己曾经被允许感觉的那种美德的第一力量；所以他自然想把世界上其他一切都纳入其中，这样他就可以继续保持信仰。真的。干吗不去呢？跟我们一起去吧。也许看看世界是什么样子，对你有好处。”他稍顿片刻，直勾勾地盯着斯通纳。“不过，你要是想去的话，看在基督的分上，别是为了上帝、国家以及亲爱的老美人民而去。要为自己而去。”

斯通纳等了会儿，接着说：“我去跟斯隆说说，然后再告诉你。”

他不知道希望阿切尔·斯隆会有什么反应；但斯通纳在那间窄窄的排满了书的办公室面对斯隆，告诉他自己还没有完全做好的决定时，他很吃惊。

对斯通纳总是摆着副超然、威严的嘲讽姿态的斯隆大发脾气。他长长的瘦脸变得通红，嘴角两边的皱纹因为生气而变得更深，他从椅子里趋起身子朝斯通纳倾过去，紧紧攥着拳头。接着他又坐了回去，刻意松开拳头，把双手摊在桌子上；他的手指颤抖着，但声音镇定而又沙哑。

“请原谅我的意外举动。可是，最近这几天，我已经失去了系里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员，我看不出替换他们的希望。我不是冲着你发火，而是——”他转身别过斯通纳，望着办公室远远的尽头那扇高耸的窗户。阳光强劲地打在他的脸上，更加突出了皱纹，加深了眼睛底下的青影，所以，一瞬间，他显得很苍老，而且有些病恹恹的。“我是1860年出生的，就在那场叛乱战争的前夕。当然，我记不得那场战争，我还很小。我也记不得父亲了，他在战争的第一年就被杀死了，是在夏洛伊战役中。”他迅速看了眼斯通纳。“但是我看到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一场战争不仅仅屠杀掉几千或者几万年轻人。它还屠戮掉一个民族心中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永远不会失而复得。如果一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很快，剩下的就全都是残暴者了，动物，那些我们——你和我以及其他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这种污秽中培养出的动物。”他停顿了好长时间，接着又微微笑了笑。“不能请求学者去毁灭他拿出生命去建构的东西。”

斯通纳清了清嗓子，怯怯地说：“一切好像都来得这么突然。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事，直到跟费奇和马斯特思聊了后才开始去想。似乎直到现在这一切都很不真实。”

“当然不真实了，”斯隆说，接着他烦躁地移过身子，背对斯通纳，“我不想告诉你该怎么去做。我只想说：这是你自己要做的选择。会有强制征兵；但你可以免征，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并不害怕去参军，对吗？”

“不，先生，”斯通纳说，“我想不是这样。”

“那你就有一个选择，得亲自做出选择。不用说，情况会是这样，如果你决定参军，一旦回来，仍然恢复现状。如果你决定不参军，可以继续留在这里，但是当然你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益处；而且可能还会有某种不利，要么现在，要么将来。”

“我明白。”斯通纳说。

沉默了好长一阵，斯通纳终于明白，斯隆跟他要讲的已经说完了。可是正当他起身离开办公室时，斯隆又说话了。

他慢条斯理地说，“你必须记着自己是什么人，你选择要成为什么人，记住你正在从事的东西的重要意义。有很多人类的战争、失败和胜利，很多并非军事之争，历史著作中也没有记载。要记住这个，当你试图决定要做什么的时候。”

斯通纳有两天没去上他的课，也没有跟认识的任何人说过话。他待在自己的小屋里，在苦苦地与自己的决定纠缠着；几乎意识不到屋子外面世界的存在。包围着他的是自己的书和小房间的宁静，偶尔听到吵叫的学生远远的嘟囔声，砖路上四轮马车迅速行驶的咔嗒声，以及城里六七辆汽车中的某一辆发动时沉闷的咔嚓声。他始终没有养成过沉思反省的习惯，他发现探寻自己的动机是个棘手又多少让人不快的苦差事；他感觉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提供给自己，而且内心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供自己寻找发现。

最终做出自己的决定的时候，他好像感觉自己也连带明白了该怎么办。星期五，他找到马斯特思和费奇，告诉他们，他不跟他们一块去打德国人了。

戈登·费奇仍然因为自己崇德向善而端着劲儿，他模样僵硬，换上一副责备的悲哀表情。“你真让我们沮丧，比尔，”他沉重地说，“你真让我们大家沮丧。”

“冷静。”马斯特思说。他热烈地看着斯通纳。“我想到你可能决定不去。你总是带着那副憔悴、献身的表情。当然，这没什么；不过，是什么让你最终做出这个决定的？”

斯通纳一时无话可说，他想到最近两天，想到似乎没有尽头和毫无意义的默默的挣扎；他想到以前的那些岁月，在农场跟父母度过的遥远的岁月，想到自己奇迹般从中复苏过来的死气沉闷。

“我不知道，”他终于说，“原因多了，我想。没法说。”

“可能会很不容易，”马斯特思说，“如果继续待在这里。”

“我知道。”斯通纳说。

“可是值吗，你觉得？”

斯通纳点点头。

马斯特思笑着说，依然带着冷嘲热讽的老口吻，“你长着副憔悴、饥饿的表情，真的。你注定要遭受灭顶之灾。”

费奇悲哀的责备已经变成一种试探性的蔑视。“你一辈子都会为此后悔的，比尔。”他声音嘶哑地说，他的声音在威胁和怜悯之间犹豫不定。

斯通纳点了点头。“也许吧。”他说。

然后他跟这两位告别过，转身走了。他们第二天就要去圣路易斯应征入伍了，斯通纳还要准备下星期的课。

他对自己的决定毫无内疚感，当强制征兵普遍展开时，他向系里提出申请，没有任何特别的悔恨感；但是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那些年长同事投来的眼神，意识到学生通过对他彬彬有礼的举止所显示出的不尊的细微棱角。他甚至怀疑，曾经表示热情赞同他继续留在大学的决定的阿切尔·斯隆都变得冷淡和更加疏远，随着参战的那几个月慢慢过去。

1918年春天，他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各种要求，于当年6月获得学位。就在拿到学位的前一个月，他收到戈登·费奇的一封信，他已经读完军官训练学校，分到纽约城近郊的一个训练营。他从信上得知，费奇获得准许，在空闲时间可以去读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还可以设法完成博士学位必须的要求，今年夏天他将获得那里的师范学院授予的学位。信上还告诉他，戴夫·马斯特思被派往法国，差不多在入伍一年后，跟第一批美国士兵一道去执行任务，已经战死在蒂耶里堡。

在斯通纳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的典礼日前一个星期，阿切尔·斯隆给了他一个全职大学讲师的工作职位。斯隆解释说，大学的政策是不雇本校的毕业生，可是由于战时训练有素和有经验的大学教师缺乏，他才有可能说服行政管理部门开个例外。

斯通纳曾有些不情愿地给本地区一些大学和学院写了几封求职信，冒昧地详细列举了自己的若干资格；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时，他奇怪地有种解脱感。他对自己的这种释然还一知半解；在哥伦比亚的这所大学，他已经熟悉了那种安全和温暖，这种东西小时在家就本应该感觉到过，但却未能感觉到，而且对自己能在别处找到这些东西的能力并无把握。他感激不尽地接受了斯隆提供的机会。

接受这份工作后，他忽然意识到，斯隆在美国参战的这一年骤然老了许多。他五十好几，显得要多老十岁；那桀骜不驯的铁灰色的鬈发，曾经在头顶蓬蓬松松，现在已经变白，在贫瘠的头骨上平平地贴着，已经了无生命力。他的那双黑眼睛已经迟钝无神，好像蒙了层潮湿的薄膜；那张遍布皱纹的长脸，曾经坚硬如薄薄的皮革，现在松脆得像年代久远、干燥的纸张；他那平板、冷嘲热讽的声音开始透出一丝颤音。看着他，斯通纳心想：他快要死了——一年或者两年内，甚至十年内，他就会死去。一种不成熟的失落感牢牢地控制住他，于是他转身而去。

1918年的那个夏天，他的大量心思都用在琢磨死亡上。马斯特思的死对他的震撼比自己想象的要强烈得多。第一批美国军人在欧洲的伤亡名单开始陆续公布。以前，他想到死亡，无非把死亡当作一个文学事件或者时间对不完美的肉体施加的缓慢、默默的耗损。他没有想过死亡就是发生在某个战场上的暴力爆炸，没有想过死亡就是割裂的喉咙里血流如喷。他对这两种死亡方式的不同感到不解，也不明白这种区别意味着什么；他发觉自己内心慢慢酝酿出某种痛苦，他从自己的朋友戴夫·马斯特思那鲜活的心中曾经瞥到的痛苦。

他的论文题目是《古典传统对中世纪抒情诗的影响》。夏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用来重读经典和中世纪拉丁诗人的作品，特别是有关死亡的诗。他又一次惊异于那些罗马抒情诗人接受死亡时坦然、优雅的态度，好像他们面对的那个虚无不过是自己曾经享受过的绚丽岁月的一种应有属性；拉丁传统的后期基督徒诗人看待死亡时表现出的痛苦、恐惧以及勉强掩饰的憎恶令他惊奇，死亡承诺，无论多么模糊，会有一种华丽、愉悦的永恒人生，好像死亡和承诺不过是一种嘲弄，会让他们活着的光阴发馊。每当想起马斯特思，斯通纳就把他想象成卡图卢斯或者更温柔和抒情的尤维纳利斯，一个自己故国的流放者，想到他的死亡不过是又一次流放，只是要比他以前熟悉的流亡更加陌生和长久。

1918年秋季开学的时候，对每个人来说形势已经明朗，欧洲的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多久了。持久、猛烈的德国反攻在巴黎遇阻，福煦元帅下令展开一场全面的联合反击，迅速把德国人推到他们的原始防线之后。英国开始进攻北部，美国人穿过阿尔贡，付出了一场代价，这个代价在到处弥漫的洋洋得意中被普遍忽视了。报纸在预测圣诞节前德国人会发生一场崩溃。

所以，新学期是在一种紧张的友善欢快和健康舒服的氛围中开始的。师生们发现在楼里彼此都笑脸相迎，有力地点头示意。教职员工和行政部门对学生中发生的过激表现和不起眼的暴力冲突都视而不见；一个身份不明的学生，很快就成为当地的某种民间英雄，他爬到杰西楼前的一根大柱子上，在柱顶上吊了一只用稻草填充的凯泽像。

大学里唯一对这种四处弥漫的欢欣鼓舞似乎无动于衷的人就是阿切尔·斯隆。自从美国宣布介入战争的那天开始，他就自我逃避，这种逃避随着战争接近尾声变得更加明显。他不跟同事说话，除非系里的事务迫使他不得不说，有风言风语称，他上课时举止十分怪异，听课的学生都相当排斥；他枯燥、机械地照读讲义，从不看看学生的目光；他盯着讲义时经常说着说着就没声音了，而且有时一两分钟，有时甚至长达五分钟沉默不语，其间既不动弹，也不回应课堂上提的尴尬问题。

当阿切尔·斯隆把那一学年的教学安排交给他的时候，威廉·斯通纳目睹了学生时代就认识的这位聪明睿智、喜欢冷嘲热讽的人的最后遗迹。斯隆给了斯通纳两组新生作文教学任务，加一门中世纪英语文学的高年级概论；他接着说，依旧闪烁着一丝冷嘲热讽的色彩：“你，还有我的许多同事，以及为数不少的我们的学生，听了会很高兴，我要放弃很多课了。

其中一门就是不怎么受欢迎但我自己最喜欢的大二英国文学概论。你还能想得起这门课吗？”

斯通纳点点头，笑而不语。

“没错，”斯隆继续说，“我深信你会记着。我想请你替我教这门课。这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赐赠；但是，我想也许你会觉得好玩，从此你将从自己当学生时开始学习的地方正式开启自己的教师职业生涯。”斯隆看了看他，眼睛明亮、专注，就像战前那样。接着那层冰冷的薄膜又落在眼睛上，他转身离开斯通纳，收拾起桌上的纸张来。

就这样斯通纳从自己最初开始的地方启程了，一个高大、瘦削、驼背的男子站在同一间教室，当年同样高大、瘦削、驼背的男孩坐在这里听着最终把他带到这里来的那些话语。他后来从未进过这间教室，没见过自己当年占据的那个座位。他总是有些惊讶地发现，自己不在那里。

那年11月11日，开学两个月后，停战协议签署。有一天上课的时候，消息传来，课堂立刻解散了；学生们漫无目标地在校园里奔跑，开始集会，小范围游行，四散开来后又聚拢在一起，弯弯曲曲地穿过教学楼、教室、办公室。斯通纳有些不情愿地加入了穿过杰西楼的一支游行队伍，穿过走廊，爬上楼梯，然后又穿过走廊。他随着一小群学生和老师，被裹挟着经过阿切尔·斯隆办公室打开的门；他瞥了眼，斯隆坐在书桌前面的椅子里，他的脸没有被挡住，扭曲着，在痛苦地哭泣，泪水如激流般沿着皮肤深深的皱纹淌下来。

有那么片刻，仿佛受到了震惊，斯通纳任由自己被人群席卷着往前走去。后来，他脱了队回到校园附近自己的那间小屋。他在小屋的阴暗中坐着，听着外面欢乐和发泄的大喊大叫声，想起阿切尔·斯隆面对只有他看得清或者认为看得清的失败发出的哭泣；他知道斯隆已经崩溃，永远不会再回到从前。

11月底，许多前往参战的人开始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到处点缀着军装的橄榄黄。这些延期休学又归来的人中就有戈登·费奇。在离开大学的这一年半中，他的体重增加了，开阔、爽朗的脸，曾经温顺地沉默寡言，现在换上一副友好但自命不凡的矜持表情；他戴着陆军上尉军阶条带，说话时经常带着“我的人”兄长般的爱抚口吻。他对威廉·斯通纳的态度既疏远又友好，对系里的老职工刻意表现出不同，显得过度关心。秋季学期已经过去不少，给他安排任何课都太晚了。所以，那一学年剩下的时间，他被安排了一个可以理解的临时差使，文理学院院长的行政助理。他敏锐地注意到这个新职位的模棱两可性，同时又十分精明地看出了它的多种可能性；他与同事的关系都处得小心翼翼，而且客客气气地不明确表态。

院长乔赛亚·克莱蒙特是个上了年纪、留着小胡子的矮个男人，已经过了强制退休的年限若干年；上个世纪70年代早期，大学从一个师范学院转成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时候，他就在学校里了，父亲早年还做过一任校长。他的根扎得很深，又是大学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本就没人有勇气坚持让他退休，虽然他处理事务的能力越来越不行了。他的记忆力快没了；有时还会在杰西楼的过道里迷路，他的办公室就在那里，只好像个孩子般让人领着坐到办公桌前。

他对大学的事务已经糊涂不清，乃至办公室发出一个通知说，为了欢迎复员老职工重返教工队伍和行政机构，家里要举办一场欢迎会，收到请柬的大多数人都感觉这是在开一个瞎编的玩笑，或者就是犯了一个错误。可这并非玩笑，也不是错误。戈登·费奇确认了这些邀请；大家普遍暗示，是他怂恿举办的这场招待会，又是他落实了各种计划。

乔赛亚·克莱蒙特多年前就已丧妻，一个人过着，有三个黑人仆佣，差不多跟他本人一样年迈了，生活在一个内战前的大家庭中，这个家庭曾经在哥伦比亚一带人人皆知，但是在那种独立的小农和房地产商进来之前就已经开始迅速分崩离析了。那地方的建筑很舒适但没有显明的特色；虽然它的整体形态和宽阔上体现着“南方味儿”，但又没有弗吉尼亚民居新古典式的僵硬。木板都涂成白色，绿色装饰框住窗户和小阳台的栏杆，这些扶手从高一层时不时地伸出来。场院延伸进一片围住这块地方的林子。高高的杨树，在十二月的午后已经没有了叶子，整齐地沿着车道和人行道排列着。这是威廉·斯通纳靠近过的最宏大的房子了；那个星期五下午，他怀着几分担忧走到车行道上，然后加入一群自己不认识的员工中，他们在等着开大门让进去。

戈登·费奇还穿着他的那套军装前来开门让大家进去；这群人走进一个小小的正方形的门厅，尽头有一条陡直的楼梯，栎木栏杆朝上通向二楼。一张小幅的法国花毯，挂在楼梯的墙上，就在人们进去时正对面，蓝色和金色都已经相当淡了，在几只小小的灯泡发出的昏黄的灯光中，差不多连上面的图案都看不清了。斯通纳趁跟他一块儿进来的人在那个小门厅里溜达的工夫凝望着挂毯。

“把你的外套给我，比尔。”这声音近在耳边，让他吓了一跳。斯通纳转过来。费奇正微笑着，伸出手接斯通纳还没有脱下的外套。

“你以前没来过这儿，对吗？”费奇几乎是用耳语问道。斯通纳摇摇头。

费奇又转向其他人，同样没有抬高声调，忙着招呼大家。“各位先生先进主客室吧。”他指着门厅右边的一扇门。“大家都在那里。”

他的注意力又回到斯通纳身上。“这幢老房子真漂亮，”他说，把斯通纳的外套挂在楼梯下面一个挺大的壁橱里，“这可是附近名副其实的一幢装饰完美的房子。”

“是啊，”斯通纳说，“我听人说过。”

“克莱蒙特是个挺不错的老人。他请我今天晚上招呼些事儿。”

斯通纳点点头。

费奇抓住胳臂带着他向刚才指过的那扇门走去。“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聊会儿。你先进去。我还要在这里再待会儿。还有几个人要我迎一下。”

斯通纳刚要说话，费奇已经转身去迎接到大门口的另一拨人了。斯通纳深深地吸了口气，打开主客厅的门。

当他从寒冷的休息室走进客厅时，温暖向他扑过来，好像要把他朝后推回去；里面人们慢慢吞吞的轻语声，因为他打开门后释放出来，刹那间，由于耳朵还不适应，低语声如波涛汹涌。

客厅里可能有六七个人在晃悠，斯通纳一时一个都认不出来；他看着男人严肃的黑色、灰色和褐色的正装，以及军装的橄榄黄色，不时出现几缕女装秀气的粉红色或者蓝色点缀其间。人们在那团温暖中缓慢地活动着，他也跟着这些人动起来，感觉在那些坐着的人中间，自己的瘦高个儿非常显眼，他不断地向现在开始认出的脸点着头。

在遥远的末端，又一道门通向一间休息厅，跟那间狭长的餐厅挨着。餐厅的双排门大开着，露出一张巨大的栗色餐桌，上面盖着黄色的锦缎，摆满了闪着银光的洁白的碟子和盆碗。已经有几个人围着桌子坐下了，顶头有一个年轻女子，高挑、苗条、漂亮，穿着蓝色的带波纹的丝绸长袍，站着往金边的瓷杯里倒茶。斯通纳在过道里停留了片刻，被这位年轻女子的样子吸引住了。她修长、五官柔美的脸冲着自己旁边的人微笑着。她纤细、几乎碰了会碎的手指熟练地侍弄着水壶和杯子。斯通纳注视她时，深感自己何其粗笨，这样的念头油然袭来。

有那么片刻，他都在门道里挪不动了；他听着这女孩柔和、细声细气的声音高过她侍候的围坐的客人的细语声。她抬起头，刹那间他碰到了女孩的眼睛；那双眼睛苍白又大，似乎从里面闪烁着某种光。在轻微的慌乱中，他从门道退了回去，转身进了那间休息室；他在墙边一个地方找了把空椅子，坐下来望着脚底的地毯。他始终没有朝餐厅那个方向看一眼，但不时能感觉到那个年轻女子凝视的目光温暖地刷过他的脸庞。

客人们在他身边走来走去，当发现新的聊天伙伴时互相交换着座位，变化着不同的语调。斯通纳透过一层薄雾看着他们，好像自己倒是个观众。过了会儿，戈登·费奇走进房间，斯通纳从椅子里站起来，穿过房间向他走去。他几乎粗鲁地打断了费奇跟一个上些年纪的人的谈话。斯通纳把他拉到一旁，但并不压低声音，请求他介绍认识下倒茶的那个年轻女子。

费奇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烦恼的蹙眉动作在额头弄出好几条皱纹，等睁大眼睛后皱纹又舒展开了。“你说什么？”费奇问道。虽然他要比斯通纳矮一些，但好像在居高临下地看着。

“我想让你介绍我。”斯通纳说。他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烧。“你认识她吗？”

“当然认识。”费奇说。他的嘴角开始拽过一丝坏笑。“她好像是院长的远亲，是从圣路易斯过来的，来看姨妈。”咧嘴而笑的幅度更大了。“老比尔。真有你的。没问题，我来介绍你。过来。”

她的名字叫伊迪丝·伊莱恩·博斯特威克，跟父母住在圣路易斯，去年春天，在那里的一所私立女子书院读完了两年的研究课程。她是来看在哥伦比亚的母亲的姐姐，住上几星期，今年春天她们打算去欧洲来个盛大游——既然战争已结束，这次活动又有可能成行了。她父亲是圣路易斯一家小银行的行长，是个迁移过来的新英格兰人；70年代的时候，他来到西部，跟密苏里中部一个望族中最大的女儿结了婚。伊迪丝从出生起就住在圣路易斯；几年前去过东部，跟父母去波士顿消暑；她在纽约看过歌剧，参观过几家博物馆。那时她二十岁，会弹钢琴，有些艺术爱好，母亲很支持她。

后来，威廉·斯通纳想不起在乔赛亚·克莱蒙特家的第一个下午和黄昏是怎么了解到这些情况的，因为他们见面的时间已经模模糊糊，而且又很正式，就像休息室附近楼梯墙上那个带图案的挂毯。他想起对伊迪丝说过，她可能盯着他看过，总在他身边，听她回答他的问题，仓促地反问时温柔、细声细气的声音，让他很舒服。

客人开始陆续离开。各种声音在道别，门砰地关上，房间空了。大多数客人都走了，斯通纳仍然滞留不走，伊迪丝的马车过来后，他跟着她走进门厅，拿着她的外套。到了外面，就在伊迪丝要启程时，他问伊迪丝能否明天晚上再来看她。

她好像没有听见斯通纳的话，打开车门，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寒风从门道里扫出来，碰触到斯通纳发烫的脸。伊迪丝回头望着他，眨了几下眼睛；她淡白色的眼眸若有所思，而且几乎可以说很大胆了。她终于点了下头说，“好的。你来吧。”她没有微笑。

于是在一个极为寒冷的中西部的冬夜，他去拜访了，步行穿过城区前往她姨妈家。头顶没有云；半圆形的月亮的光照在一片浅浅的雪地上，下午早些时候就开始下雪了。大街上冷冷清清，沉闷的寂静被他行走时踩在脚下的干雪发出的咔嚓声打断了。他在自己要进去的那幢大宅外面站了很长时间，倾听着这片寂静。寒冷已经麻木了他的双脚，但他还是没有动一动。从那些挂着窗帘的窗户中透出的一线暗淡的光落在蓝莹莹的白雪上，仿佛一道黄色的污迹；他想自己看到里面的动静了，但又不能肯定。他好像在命令自己在做什么事，刻意地向前迈出步子，走到通向走廊的那条小路，在大门上敲了敲。

伊迪丝的姨妈（她的名字，斯通纳要知道得更早些，叫艾玛·达利，而且寡居多年了）来门口接迎，请他进去。这是个矮胖的女人，满头漂亮的白发在脸上飘荡，黑色的眼睛闪着湿漉漉的光，她讲话温柔，上气不接下气，好像要告诉他许多秘密。斯通纳跟着她走进客厅，面对她在一张长长的栗色沙发上坐下，座位和靠背上覆盖着厚厚的蓝色绒布。他的鞋上还沾着雪；他看着雪融化了，在脚下厚厚的花地毯上留下湿湿的斑块。

“伊迪丝跟我说你在大学教书，斯通纳先生。”达利太太说。

“是的，姨妈。”他说，然后清了清嗓子。

“有幸在这儿又跟一位年轻教授说话真是太好了，”达利太太开心地说，“我死去的丈夫，达利先生曾经担任大学的校董好多年——不过我猜你知道这个。”

“没有听说过，姨妈。”斯通纳说。

“噢，”达利太太说，“嗯，下午我们经常请些年轻点的教授过来喝茶。不过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是在战前。你参战过吗，斯通纳教授？”

“没有，姨妈，”斯通纳说，“我待在大学里。”

“哦。”达利太太说。她愉快地点点头。“你是教——？”

“英文，”斯通纳说，“我不是教授。我只是一个讲师。”他知道自己的声音有些沙哑；可就是控制不住。他试图笑一笑。

“噢，这样，”她说，“莎士比亚……勃朗宁……”

两人沉默了片刻。斯通纳双手交错在一起，望着门口。

达利太太说：“我去看看伊迪丝准备好了没有。你不介意吧？”

斯通纳点点头，等她出去时又站了起来。他听到后面的一间屋子里传出响亮的私语声。他站了几分钟。

忽然，伊迪丝已经站在宽敞的门口过道，脸色苍白，并没有微笑。他们凝视着对方，谁都没有招呼。伊迪丝往后退了一步，然后又朝前走来，她的嘴唇细薄，绷得紧紧的。他们庄重地握了握手，然后挨着在沙发上坐下。两人谁都没有说话。

她甚至比斯通纳记忆中的样子还要高些，嘴唇始终紧抿在倔强的牙齿上。她的皮肤有些透亮，能够呈现任何刺激引起的颜色和热度变化的痕迹。她的头发是浅浅的红褐色，在头上扎起厚厚的发辫。不过，那双眼睛还是吸引着他，抓着他，跟昨天见到的一样。这双眼睛很大，恐怕是他能想象得出来的最淡的蓝眼睛。他看着这双眼睛的时候，似乎从自己的躯体脱身而出，进入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状态。他想伊迪丝是自己见过的最美的女人了，他冲动地说，“我——我很想了解你。”她稍微往后躲了下。斯通纳急匆匆地说：“我是说——昨天，在招待会上，我们其实没有机会说话。我想跟你聊一聊，可是那么多人在场。人们有时还要麻烦你。”

“招待会办得相当好，”伊迪丝轻声说，“我觉得大家都挺好。”

“噢，是的，当然，”斯通纳说，“我的意思是……”他没有再说下去。伊迪丝沉默不语。

他说：“我听说，你和姨妈即将去欧洲待一段时间。”

“是的。”她说。

“欧洲……”他摇了摇头。“你一定很激动。”

她勉强点点头。

“你们打算去哪儿？我的意思——都去什么地方？”

“英格兰，”她说，“法国，意大利。”

“你们就要动身——这个春天？”

“四月。”她说。

“还有五个月，”他说，“时间不是很长。我希望在这期间我们能——”

“我在这儿只待三个多星期，”她迅速说，“然后就回圣路易斯。回去过圣诞节。”

“时间挺短。”他笑了笑，尴尬地说，“那我会尽量多来看你，这样我们彼此就可以更熟悉些。”

她几乎是恐惧地看着斯通纳。“我不是那个意思，”她说，“拜托……”

斯通纳一时无语。“真不好意思，我——不过我还会再来看你，在你允许的条件下尽量多来。可以吗？”

“哦，”她说，“好吧。”她纤细的手指相扣着放在膝头，指关节白白的皮肤很舒展，手背上有几粒非常淡的雀斑。

斯通纳说：“这样挺莽撞吧？你可一定要谅解我。我从未认识过像你这样的人，我说话笨嘴拙舌的。如果我让你难堪了，你可一定要原谅我。”

“噢，没有。”伊迪丝说。她转过来面对着斯通纳，嘴唇那么一扯，他想那一定是微笑了。“一点儿都没有。我很开心。真的。”

斯通纳不知该说什么。他又提到外面的天气，很歉疚在地毯上踩出雪迹；伊迪丝含含糊糊地说了些什么。他谈到自己在大学里教的课，伊迪丝点点头，表情茫然。最后，他们又坐着不说话了。斯通纳站起身；他慢慢地沉重地挪动着，好像挺疲惫。伊迪丝毫无表情地望着他。

“好吧。”他说，清了清喉咙。“天已经很晚了，我——瞧。对不起。我过几天能再来看你吗？也许……”

这话好像不是对伊迪丝讲的。他点点头说：“晚安。”然后就转身走了。

伊迪丝用一种毫无色彩的高声尖音说：“我大约还是个六岁小姑娘的时候就会弹钢琴，喜欢画画，很害羞，所以妈妈就打发我去了圣路易斯的桑代克女子学校。我是那儿最小的一个学生，不过一切都挺好，因为爸爸是董事会成员，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开始很不喜欢那里，最后又很热爱那里。女孩们都挺好，条件不错，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些终生往来的朋友，而且——”

她开始说话时，斯通纳又转过身来，好奇地看着她，但脸上并没有流露出来。她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前方。脸上毫无表情，只是双唇在活动着，好像不用理解，只是在读着一本看不见的书。斯通纳慢慢地走过房间，在她身边坐下。伊迪丝好像没有注意到他，眼睛仍然直勾勾地看着前面，继续讲着自己的事，仿佛是斯通纳请她讲的。他想让伊迪丝打住，想安慰她，想抚摸她。他既没有动一动，也没有说什么。

伊迪丝继续讲着，过了会儿，斯通纳开始听她在讲什么。若干年后，他忽然想起，在他们第一次长时间一起相处的那个十二月的夜晚度过的一个半小时里，她告诉的事儿要比后来说的多得多。说完后，他感觉，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陌生人，以前没想过这个，而且他明白，自己爱上这个女孩了。

伊迪丝·伊莱恩·博斯特威克也许没有意识到，那天晚上她对威廉·斯通纳说了些什么，即便意识到了，恐怕也想不到那些话的意义。但斯通纳知道她说了什么，他将永远不会忘记；他听到的好像是一种忏悔，他想，据自己理解，那是在发出帮助的请求。

随着对伊迪丝的了解得更深入，斯通纳对她的童年也更加熟悉了；他开始觉得，这在她那个时期和条件的大多数女孩是很典型的。她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接受的教育：在自己的道路上会受到保护，免遭生活可能投向她的粗俗事件，而且除了气质优雅顺从地附属于这种保护，她没有别的应尽义务，因为她属于这样一种社会和经济阶层，对这个阶层而言，保护几乎是一种神圣的义务。她读过好几所私人女子学校，学习阅读和写作，做些简单的算术；闲暇的时候，还会被鼓励做些针线活儿，弹弹钢琴，画画油画，讨论些比较温馨的文学作品。她还接受些着装、举止仪态、淑女用语、道德修养方面的指点。

她的品德训练，无论在学校还是家庭，本质上都是保守的，要抑制欲念，而且抑制的几乎全跟性有关。而且，情欲都是间接的，不被认可的；因此性遍布她所受教育的其余每个部分，并从那个隐蔽、未可言及的道德力量中吸收着它的大部分养分。她知道，应该对自己的丈夫和家庭尽各种义务，并且必须要履行。

她的童年时代非常规矩，甚至在最寻常的家庭生活的某些时刻都是如此。父母彼此相敬如宾；伊迪丝从未看到过他们之间表达那种无论是生气，还是怜爱的自然流露的温馨。生气就是好几天客客气气不说话，怜爱就是一句彬彬有礼的倾心话。她是独生女，孤单就是人生最初的状态。

所以，她是怀着某种脆弱、偏女性化的艺术天赋长大的，日复一日，不曾有过任何生活必需的知识。她的针头很秀气，却不实用。她画些雾蒙蒙、轻薄的水彩；用弱不禁风但相当准确的手弹弹钢琴；可是她忽视了自己的身体功能，生活中没有一天曾经独处过，稍微关心下那个自我。她从来没有想过可能要对别人的幸福生活负责。她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就像低沉不变的嗡嗡声；母亲监管很严，伊迪丝还是个女孩的时候，就会在旁边坐上好几个小时看着她画画或者弹钢琴，好像两个人都没有别的正事可干。

十三岁的时候，伊迪丝完成了例行的性生理的转变，同时也完成了更不寻常的生理变化。在几个月的空当里，她差不多长高了一尺，身高快接近一个成年男子。她始终没有从身体的笨拙和令人尴尬、崭新的性态之间的关联中恢复过来。这些变化更加强化了某种天生的羞怯——在学校她总是跟同学保持着某种疏远的距离，在家里又没有人可倾诉，于是她越来越转向内在的自我。

现在，威廉·斯通纳闯进这块心灵的隐私之地。内心某种毋庸置疑、发自本能的东西，迫使她在斯通纳要出门时又喊回来，弄得她说话时又快又冲动，好像以前从来没说过话，而且今后也不会再说了。

随后的两个星期，斯通纳几乎每天晚上去看她。他们还听过大学新成立的音乐系举办的音乐会，晚上不是太冷的时候就缓慢、庄重地穿过哥伦比亚的街巷去散步；但更多时候，他们总是坐在达利太太的客厅里。有时他们会说说话，伊迪丝给他弹钢琴，他边听着边望着那双手柔弱地在琴键上活动着。从那天晚上第一次相处以后，他们的谈话奇怪地没有了人情色彩；他无法把她从保守中拉出来，当发现这样的努力让她难堪时，他就停止了尝试。不过，他们之间仍然有种舒心感，他想象他们有种心领神会的缘分。离她回圣路易斯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斯通纳正式向她表白了自己的爱，并求了婚。

虽然不知道伊迪丝对自己的表白和求婚如何对待，斯通纳还是对她的镇定感到惊讶。他讲完后，伊迪丝长长地看了他一眼，凝视中带着刻意和好奇的勇敢；这让他想起第一次下午的情景，在征得拜访她的请求同意后，当她从门口那儿望着他的时候，一阵冷风打到他们身上。接着她垂下凝望的目光；从她脸上掠过的惊讶，斯通纳都感觉好像不是真的。伊迪丝说她从来没有从这方面想过他，也从来没有想象过，她不知道。

“你一定知道我爱你，”他说，“我都不知道如何掩饰。”

她带着几许兴奋说：“我不知道。我对这种事一窍不通。”

“那我必须再跟你讲一遍，”他温柔地说，“你一定会习惯的。我爱你，我无法想象没有你的生活。”

她摇了摇头，好像不知所措。“我去欧洲的行程，”她轻声说，“艾玛姨妈……”

他感觉一阵笑意要从喉咙中涌上来，然后开心又自信地说：“我会带你去欧洲。有一天，我们一起去看欧洲。”

她扭过身去，把指尖搭在额头上。“你得给我些时间，让我想想。我得跟爸爸妈妈说一说，在我考虑之前……”

她无法再进一步自作主张了。在离开这儿去圣路易斯之前的这几天，她不想再见斯通纳，等跟父母谈了，自己把一些事情想清楚了，她会从家里给他写信过来。那天晚上离开时，他俯身想吻伊迪丝，她别过头，他的嘴唇刷到她的脸颊上。她轻轻地捏了下他的手，然后让他从正门出去，并且再没有看他。

十天后，他收到了伊迪丝的信。是个正式得奇怪的便条，上面对他们之间发生的事只字未提；只是说，她很乐意他来见自己的父母，如果他来圣路易斯，他们也很想见见他。如果可能的话，下个星期就行。

伊迪丝的父母见了他，用一种他早就料到的冷冷的正经态度，他们试图顷刻间摧毁他可能会有的轻松感。博斯特威克太太每提一个问题，对他的回答总是用一种极端怀疑的口吻说“是吗”，同时好奇地打量着他，好像他的脸上有污迹或者鼻子在流血。她比伊迪丝还要高，还要瘦，起初，斯通纳对这种始料不及的相像很惊讶；但是，博斯特威克太太的脸有些呆滞和病态，没有一点刚劲或者雅致，上面还留着肯定是某种习惯性不满导致的深深痕迹。

霍勒斯·博斯特威克的个头同样很高，但给人某种奇怪的并不结实的粗重感，几乎可以说是肥胖了；一缕火色的发边在别致的光脑袋上弯弯绕绕的，在他的下巴颏周围，皮肤的褶皱松弛地垂了好几层。他跟斯通纳说话的时候，眼睛径直越过头顶，好像在看着身后的什么东西，斯通纳回答的时候，他就用粗壮的手指在背心中间的滚边上敲击着。

伊迪丝迎接的态度好像他不过是个偶尔来访的客人，然后就毫不在乎地飘走了，去忙自己那些无关紧要的活儿了。斯通纳的目光追随着她，但却无法让她看看自己。

这是一幢斯通纳平生进去过的最大最优美的房子。每个房间都很高，又很暗，挤满了各种大小和形状的花瓶，在大理石桌面、五斗橱和箱子上放满了隐隐约约闪着光泽的银器，还有覆盖着华丽的挂毯、有着精致纹路的家具。他们迅速穿过几个屋子来到一间大客厅，博斯特威克太太在这里悄声说着什么，她和丈夫都习惯坐着跟朋友们非正式地聊聊天。斯通纳坐在一把松脆的椅子里，他都害怕在上面挪动；他感觉椅子在身躯底下活动着。

伊迪丝消失不见了，斯通纳环顾四周，几乎疯狂地寻找着。可是将近两个小时，她始终没有回客厅一趟，直到斯通纳和她的父母结束了他们的“谈话”。

“谈话”并不坦率，躲躲闪闪，而且进展缓慢，经常被长久的沉默打断。霍勒斯·博斯特威克在几次简短的演讲中谈了些自己的情况，几番演讲直接对着斯通纳脑袋上方几英寸的高度发表。斯通纳得知博斯特威克是波士顿人，他的父亲在晚年时由于做了一系列导致银行关闭的不明智投资，把银行生意搞砸了，也毁了儿子在新英格兰的未来。（“被出卖了，”博斯特威克冲着天花板宣称，“被不地道的朋友们出卖了。”）因此，内战结束不久便到了密苏里，想搬到西部来；可是他从来没有去过比堪萨斯城更远的地方，那里他也是偶尔出差去过。考虑到父亲的失败或者出卖，他先在圣路易斯的一家小银行找到第一份工作待下来。三十八九岁时，牢牢地占据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副总位置后，他跟当地还不错的一家人的女儿结了婚。这场婚姻他只得了一个孩子；他想要个儿子，再要个女儿，而这是他又一个几乎懒得掩饰的失望。像很多觉得自己虽成功却留有遗憾的男人一样，他非常虚荣，并且斤斤计较着自己的重要感。每隔十或者十五分钟，他就从背心口袋里拿出一块大金表，凝视会儿，然后独自点点头。

博斯特威克太太不太爱讲话，也不怎么直接谈论自己，但斯通纳很快就对她形成了一种看法。她属于某种类型的南方女人。属于某个古老而且气数悄然已尽的家庭，她是怀着这种信念长大的，这个家庭存在所必需的环境条件与它的品质并不相称。她接受的教导是追求那种状况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从来都没有精确地指出来过。她跟霍勒斯·博斯特威克走进婚姻，满怀着内心根深蒂固的不满，即婚姻是她个人的一种职责；随着岁月流逝，这种不满和痛苦与日俱增，变得如此寻常和无所不在，已经没有特定的药物可以缓解了。她的声音单薄又高亢，始终带着某种绝望的调子，这赋予她说的每个词某种特殊的价值。

直到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两个人才提到让他们走到一起的那些事。

他们告诉斯通纳，两人是何等溺爱伊迪丝，对她未来的幸福是何等关心，还说了她的不少优点。斯通纳坐在那里，因为尴尬而痛苦之极，努力做出种种他希望是得体的反应。

“是个非常特别的女孩，”博斯特威克太太说，口气中带着依旧不变的痛苦，“没有男人——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那种优雅——”

“是的。”霍勒斯·博斯特威克直截了当地说。他开始查究起他所谓的斯通纳的“前程”来。斯通纳尽其所能答得漂亮些，他以前还从没考虑过自己的“前程”呢，他很惊讶那些前程听上去多么单薄。

博斯特威克说：“你没有——什么路子吧——除了自己的职业？”

“没有，先生。”斯通纳说。

博斯特威克先生不高兴地摇了摇头。“伊迪丝有——不少优势——你知道。有一个完美的家庭，有好多仆人，上过最好的学校。我不知道——我觉得有些担心，以最低标准，而且这个就你的——哦，条件——都是不可缺少的……”他的声音渐渐消失了。

斯通纳感觉厌恶从心底油然而起，同时还夹杂着某种愤怒。他稍等片刻才做了回答，尽量把声音调整得客观单调，不带感情色彩。

“我得告诉您，先生，我从未考虑过这些物质上的事。当然，伊迪丝的幸福就是我的——如果你认为伊迪丝会不幸福，那我必须……”他顿了下，搜索着词语。他想告诉伊迪丝的父亲自己对他女儿的爱，对两人在一起能够幸福生活很有把握，知道他们将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但他没有继续往下说。他从霍勒斯·博斯特威克的脸上看到了类似关切、沮丧的表情，以及诸如害怕的东西，让他惊吓得沉默不语。

“没有。”霍勒斯·博斯特威克不耐烦地说，他的表情逐渐明朗起来。“你误会我了。我只是想在你面前摆出某些——困难——这些东西或许将来会出现。我相信你们年轻人已经深谈过这些事情了，我相信你是了解自己想法的。我尊重你的判断和……”

这事总算消停了。随后又说了些话，博斯特威克太太大声质疑，伊迪丝在哪儿，居然躲了这么久。她用那高亢、尖细的声音叫着伊迪丝的名字，没过多会儿，伊迪丝就走进他们一直等候的那个房间。她也不看斯通纳。

霍勒斯·博斯特威克对她说，他和她的“年轻人”好好地谈了谈，还说他们祝福他。伊迪丝点点头。

“哦，”她母亲说，“我们得定些计划。春天举办婚礼。六月也行。”

“不行。”伊迪丝说。

“怎么了，亲爱的？”母亲和气地问。

“如果这样的话，”伊迪丝说，“我希望快点办完。”

“年轻人总是没耐心，”博斯特威克先生说，然后清了清喉咙，“不过，也许你妈妈说得对，亲爱的。得定定计划，还是需要些时间的。”

“不行。”伊迪丝说，她的语气中隐含着毅然决然的劲儿，弄得大家都看着她。“必须尽快。”

一阵沉默。接着父亲用令人意外的柔和口气说：“很好，亲爱的。按你说的来。你们年轻人自己定计划。”

伊迪丝点点头，咕哝着说自己还有个事儿得去做，然后又溜出屋子。斯通纳直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才再次见到她。晚饭由霍勒斯·博斯特威克在帝王般肃穆的氛围中主持进行。晚饭后，伊迪丝给大家弹钢琴，但弹得僵硬又糟糕，失误连连。她宣称感觉不舒服，然后就回自己的房间了。

那天晚上，威廉·斯通纳在客房里难以入眠。他仰望着那片黑暗，想着这种降临在自己生活中的陌生感，而且第一次开始质疑自己以后要做什么的智慧。他想到了伊迪丝，这才感觉有些踏实。他认为，所有的男人都会跟他一样忽然变得没有把握，会有同样的疑虑。

第二天早晨，他得搭一趟早班火车回哥伦比亚，这样吃过早饭后还有些微空余时间。他要先搭一辆有轨电车去车站，但博斯特威克先生坚持要让一个仆人驾着活顶四轮马车送他去。伊迪丝过几天会写信告诉他有关婚礼的安排。他谢过博斯特威克夫妇，跟他们道过别；他们陪着他和伊迪丝走到大门口。他差不多快要到大门口时，听到后面传来奔跑的脚步声。他转过身。是伊迪丝。她僵硬地站在那里，显得很高挑。她脸色苍白，直直地望着他。

“我会努力做个你的好妻子，威廉，”她说，“我会尽力。”

他想，这是到这儿后第一次有人喊他的名字。

由于种种原因，伊迪丝没有解释，她不想在圣路易斯举行婚礼，所以婚礼最后在哥伦比亚艾玛·达利的一间巨大的客厅里举办，他们就是在那个房间度过初次见面的几个小时的。那是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因为学期休假刚好取消了几节课之后。博斯特威克夫妇乘火车从圣路易斯赶来，威廉的父母还没见过伊迪丝，也从农场乘车，在星期六就是婚礼前一天下午到达。

斯通纳想把父母安排在一家旅馆，但是他们宁愿住在弗特夫妇家，虽然这两口子自从威廉脱离雇佣后态度已经变得冷淡和疏远。

“不知道在旅馆里该怎么办，”他父亲一本正经地说，“再说弗特两口子还能忍受我们住一个晚上。”

那天晚上，斯通纳租了辆两轮轻便马车把父母送到城里艾玛·达利的家里，这样他们就可以见见伊迪丝。

达利太太在门口迎到他们，她迅速又尴尬地瞥了眼威廉的父母，然后请到客厅里。斯通纳的父亲和母亲都小心翼翼地坐着，好像害怕穿着僵硬的新衣服活动似的。

“我不知道伊迪丝在忙什么，”过了会儿达利太太嘟嘟囔囔地说，“失陪了。”她走出房间去找外甥女。

过了很长时间伊迪丝才出来，她慢慢腾腾、很不情愿地走出客厅，带着点吓人的蔑视劲儿。

他们全站起来，片刻间四个人都难堪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接着伊迪丝僵硬地走上前来，先向斯通纳的母亲，然后又向他的父亲伸出手。

“你好。”威廉的父亲一本正经地说，然后松开她的手，好像那双手会断了。

伊迪丝看了眼，试图笑一笑，接着又往回退开了。“坐吧，”她说，“请坐吧。”

两人又坐下了。斯通纳说了句什么话。他的声音听着好像在极力克制着。

在一阵沉默中，安静又奇妙地，仿佛是大声表达自己的想法，威廉的母亲说话了：“天哪，她可真是个漂亮东西，对吧？”

斯通纳大笑了下，接着轻声说：“没错，妈妈，她是挺漂亮。”

这时大家才能稍微轻松地说起话来，虽然彼此飞快地瞥几眼，接着又把目光移到房间更远的地方。伊迪丝轻声细语地说，很高兴见到他们，很抱歉没有早点见个面。

“等我们安顿下来——”她又打住不说了，斯通纳不知道她会不会接着往下说。“等我们安顿下来了，你们可一定要来看我们。”

“谢谢你的好意。”斯通纳的母亲说。

谈话继续进行着，但总是被长长的沉默打断。伊迪丝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明显，有一两次都没有回应什么人问她的问题。斯通纳站起来，母亲紧张地打量着四周，也站了起来。但是父亲没有动。他直勾勾地凝视着伊迪丝，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很长时间。

他终于开口了：“斯通纳一直都是个好孩子。我很高兴他娶到一个好女人。男人本来就需要女人，帮他做些事，给他些安慰。看来你对威廉挺好的。他应该有个能对他好的人。”

伊迪丝的头有点像惊愕的条件反射般收了回去；她的眼睛睁得老大，斯通纳刹那间以为她生气了。其实她并没有生气。他父亲和伊迪丝互相对看了很长时间，他们的眼睛都没有退缩。

“我会尽力，斯通纳先生，”伊迪丝说，“我会尽力。”

这时他父亲才站起来，笨拙地鞠了个躬说：“天不早了。我们最好回去。”他跟妻子向门口走去，撇下伊迪丝和儿子在一块儿，妻子在他身旁显得毫无形状，黑乎乎的，小小的。

伊迪丝没有跟斯通纳说什么，可是等他转过身道晚安时，才看见她眼睛里泪水涌流。他俯身去吻伊迪丝，感觉她搭在自己胳臂上的纤细的手指有种脆生生的坚硬劲儿。

二月的午后，清冷的阳光斜穿过达利家门前的窗户，不时被在那间大客厅里活动的人影打碎。斯通纳的父母小心地独自站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博斯特威克夫妇乘那次早班火车刚到一个小时，挨着他们站着，也不看他们。戈登·费奇庄重又焦急地走来走去，他好像负责管着点事儿；人不多，有些伊迪丝或者父母的朋友，斯通纳也不认识。他招呼着自己周围的人，感觉唇间带着笑意，听到各种声音传到自己这里，好像被厚厚的几层衣服消了音。

戈登·费奇就在他旁边，脸上汗渍渍的，那张脸在深色衣服上方闪闪发亮。他神经质地咧嘴笑着。“准备好了吗，比尔？”

斯通纳感觉他的头点了点。

费奇说：“这位万劫不复的男人还有什么最后的请求吗？”

斯通纳笑了笑，摇摇头。

费奇在他肩膀上拍了拍。“你紧跟着我就是了；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一切都在控制中。伊迪丝再过几分钟就下楼了。”

他不知道等这事儿过了后还能不能记住此刻的情景；一切好像都是一团模糊，他似乎在透过一层薄雾看东西。他听到自己在问费奇：“那位牧师——我还没见着他呢。在吗？”

费奇笑着摇摇头，然后又说了点什么。这时一阵细语传到屋子这边来。伊迪丝正从楼梯上款款下来。

她身穿白色礼服，就像一道冰冷的光进了房间。斯通纳就要不由自主地朝她走去，感觉费奇的手放在他胳臂上，抑制住他别动。伊迪丝脸色苍白，但仍然对他微微一笑。接着她就站在斯通纳旁边，两个人一起走着。一个穿着圆领衣的陌生人站在他们面前；这个人又矮又胖，脸庞模模糊糊。他嘴里念念有词，看着手里的一本白色封皮书。斯通纳听到自己沉默以对。他感觉伊迪丝在身旁颤抖着。

接下来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然后又是一阵咕哝声，大笑声。有人说：“亲新娘！”他感觉自己转过身；费奇冲他笑着。他俯身冲伊迪丝笑着，她的脸在他面前飘忽不定，他吻了伊迪丝，她的嘴唇跟自己的一样干燥。

斯通纳感觉自己的手被操纵得上下摆动着；人们在他脊背上拍着，笑着；屋子里人潮涌动。不断有新来的人走进门来。一只大雕花玻璃碗盛的潘趣酒似乎出现在客厅某个尽头的一张长桌子上。还有一盘蛋糕。有人把他和伊迪丝的手拉到一块儿；有一把刀子，他明白是要让他提着伊迪丝的手切蛋糕用的。

后来他跟伊迪丝分开了，在这堆人群中看不见她。斯通纳不停地说着话，微笑着，点着头，环顾屋子，看能不能找到伊迪丝。他看见父母亲站在原来那个角落，没有动地方。母亲笑着，父亲笨拙地把手搭在她的肩上。他开始朝他们走过去，但很难摆脱打招呼的人。

后来他终于看见伊迪丝了。她跟自己的父母亲和姨妈在一起，她父亲脸上有一点点不悦，正在扫视着整个屋子，好像对此很不耐烦；她母亲在啜泣着，眼睛红红的，厚重的颧骨上方肿得高高的，嘴巴像孩子般向下撅着。达利太太和伊迪丝在她身旁搂着；达利太太正急切地跟她说着话，好像在试图解释什么。可是即便在屋子对面，斯通纳仍然能看到伊迪丝沉默不语。她的脸庞像副面具，毫无表情，颜色雪白。过了会儿，他们领着博斯特威克从屋子里出来，斯通纳再没见过伊迪丝，直到宴会结束，直到戈登·费奇凑近耳朵给他悄声说了句什么，把他带到通往一个小花园的侧门，把他推了出去。伊迪丝在那里等候着，裹着衣服迎着冷气，她的衣领高得挡住了脸，所以他看不见。戈登·费奇大笑着说了几句话，斯通纳没听明白，然后推搡着他们来到一条通向大街的小路，一辆带顶篷的轻便马车等着要带上他们去火车站。直到上了带他们去圣路易斯度一个星期蜜月的火车时，威廉·斯通纳才意识到婚礼结束了，他有了一个妻子。

他们开始步入婚姻的纯真状态，不过是方式完全不同的纯真。两人都是处子，都意识到谁也没有经验，但是，一直在农场长大的斯通纳把生活的自然过程视为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而这些过程对伊迪丝来说却完全神秘和出乎意料。她对这些一无所知，内心有种东西不希望知道这些。

所以，像其他许多人那样，他们的蜜月很失败；但他们心里并不承认这点，直到很久以后才认识到这种失败的意味。

他们是星期天的深夜到圣路易斯的。在火车上，在好奇又赞赏地看着他们的陌生人的包围中，伊迪丝兴致勃勃，甚至很开心。他们经常爽朗地大笑，手握着手，谈论着即将到来的日子。有一次在城里，当斯通纳找了辆马车带他们去旅馆时，伊迪丝的开心都变成了隐隐约约的歇斯底里。

他几乎抱着她，大笑着，穿过使节旅馆的入口，这是一幢宏大气派的褐色石砌建筑。大堂里几乎没有什么人，漆黑、压抑得像个洞穴。他们进去后，穿过宽阔的地板向台桌走去时，伊迪丝忽然安静下来，心神不定地在他旁边晃着。他们住进自己的房间时，她几乎快要生病了，浑身发抖，好像发烧感冒了，在粉笔般皮肤的对比下，嘴唇简直变成了蓝色。威廉想给她找个医生，可伊迪丝坚持说只是太累了，需要休息，他们严肃地说起白天多辛苦，伊迪丝暗示性地提到反反复复困扰她的某些棘手隐情。她轻声细语地说着，但并不看斯通纳，而且语调也平淡无奇，说她希望他们第一次在一块儿的几个小时能完美无瑕。

斯通纳说：“会的——一定会的。你一定要好好休息。我们的婚姻将从明天开始。”

他像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新婚丈夫那样，而且以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代价，有那么一两次还开些玩笑，他在新婚之夜与妻子分开过的，长长的身躯僵硬地蜷曲着，在一张小沙发上彻夜未眠，两眼大睁着，望着夜晚渐渐流逝。

他老早就醒来了。他们的套房在第十层——是伊迪丝的父母安排并且付的钱，权当赠送的一件新婚礼物——从上面可以俯瞰全城风景。他轻轻地叫醒伊迪丝，几分钟后，她从卧室出来，系着睡裙的腰带，昏昏欲睡地打着哈欠，面带一丝微笑。斯通纳感觉对她的爱意紧紧卡在喉咙上。他伸手搂住她，两人在起居室的窗前站着，向下望去。汽车、行人、马车在下面狭窄的大街上爬行着，他们好像完全沉浸在自我中，超然地从人类狗苟蝇营的追逐中超脱出来。从这个距离望过去，可以看见那些红砖和石头的建筑，密西西比河在早晨的太阳中蜿蜒而过，河流呈蓝褐色。河船和驳船像玩具，僵硬的绑结上下溜着，可是上面的烟道放出大量灰蒙蒙的烟雾，排向冬天的空气中。镇定感从心中油然而生，他用胳臂搂着妻子，紧紧抓着她，两人同时俯视着一个似乎充满前程又有相当风险的世界。

他们老早就吃了早点。伊迪丝看上去焕然一新，已经完全从昨晚的不适中恢复过来；她差不多又欢乐开心了。她用一种亲密、温馨的眼神望着斯通纳，他觉得这种态度是因为感激和爱。他们没有说昨晚的事；伊迪丝时不时看眼崭新的戒指，偶尔在手指上调整一下。

他们全身裹得紧紧地迎着寒冷，走在圣路易斯的街上，这会儿人流刚刚开始拥挤起来；他们看着橱窗里的商品，谈论着未来，严肃地想着如何打发未来的日子。威廉开始重新恢复了最初跟这个女人求婚时找到的那种轻松和舒畅，如今这个女子已经成了他的妻子。伊迪丝挽着他的胳臂，好像要去干什么他说的而她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们在一家温暖的小店里喝了杯上午咖啡，看着行人匆匆穿过寒冷。他们找了辆马车，驶到美术馆。他们挽着胳臂，穿过那些高高的陈列室，穿过从那些画作上反射出来的绚丽的光彩。在寂静中，在温暖中，在这些古老的画作和雕塑中散发出来的没有时间概念的氛围中，斯通纳对这个高挑、优雅地走在自己身边的女孩爱意涌流，感觉一种无声的激情从内心升起，温暖又充满形式上的愉悦感，就像从四周的墙上散发出的缤纷色彩。

下午晚些时候，他们离开那里时，天空乌云密布，开始落下淅淅沥沥的雨。但是，斯通纳内心仍然保存着他在美术馆里积聚的那种温暖。日落后他们就很快回到旅馆，伊迪丝回卧室休息了，威廉朝楼下喊着让送一份夜餐到他们的房间。他忽然灵感一闪，亲自下楼到酒吧要了瓶加冰的香槟，要求一个小时内送上来。值班经理闷闷不乐地点点头，告诉他香槟不是太好。到7月1日，禁令将在全国执行，酿造或者提纯酒精已经是非法，旅馆地窖里任何种类的香槟都不超过五十瓶。他交的罚款会远比香槟的价值高。斯通纳笑着说，没关系。

虽然在父母的家里，在某些特殊的庆祝场合，伊迪丝喝过点葡萄酒，但从未品尝过香槟。吃晚饭的时候，菜就放在起居室的一张小方桌上，她紧张地看了眼放着冰块的那个奇怪的瓶子。两根白蜡在暗淡的铜托里，在黑暗的映衬中均匀地散发着光芒；斯通纳把其他灯光都熄灭了。他们说话的时候，两根蜡烛在两人中间闪烁摇曳着，光焰映照出那只光滑的黑瓶子，亮光照在围着瓶子的冰上。两个人都很开心，但又透着紧张和谨慎。

斯通纳并不熟练地拔出香槟瓶的塞子，伊迪丝听到响亮的嘭声后吓了一跳。白色泡沫从瓶颈里喷出来，弄湿了他的手。两人都因他的笨拙大笑起来。他们喝了杯葡萄酒，伊迪丝假装有些微醉。他们又喝了杯。斯通纳心想，他看出伊迪丝已经有一丝倦怠，某种沉静的表情浮现在脸上，一丝忧虑暗淡了她的眼睛。斯通纳站起来，走到她身后，站在小桌边她坐的地方。他把双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很惊讶自己的手指放在她细嫩的皮肉和骨头上时，感觉自己的手指那么厚实和沉重。在他的触摸下，伊迪丝浑身变得僵硬，他让双手轻轻地滑向她纤细的脖颈两侧，任由它们擦过漂亮的红头发。她的脖颈很僵硬，由于紧张筋骨颤动不已。他双手拉住伊迪丝的胳臂，轻轻地拎起来，这样她也跟着从椅子里站起。她把脸转向斯通纳。她的眼睛大大的，透着淡白色，在烛光中差不多像是透明的，茫然地看着斯通纳。他对伊迪丝有种远远的亲近感，对她的无助有些同情。欲望在他的喉咙中已经积聚得越来越厚，他都没法开口说话了。他轻轻地把伊迪丝朝卧室方向拉了下，感觉她的身体中迅速出现了某种强烈的抵抗倾向，同时又感觉到拿掉这种抵抗的企图。

斯通纳离开通向那间没有开灯的卧室敞开着的门，黑暗中烛光微弱地闪烁着。他轻声咕哝着，好像要安慰她，让她放心，但他的那些话语都被闷着，自己都听不清在说什么。他把双手放在她身上，摸索着将向自己亮出她肉体的纽扣。伊迪丝冷淡地推开他。在黑暗中，她闭着双眼，嘴唇紧紧抿着。她转身躲过斯通纳，动作迅速地松下礼服，全都堆在她的脚上。她的胳臂和肩膀都裸露出来。她全身颤栗不已，好像得了伤风感冒，然后平淡地说：“去别的房间吧。我一会儿就准备好了。”斯通纳抚摸着她的胳臂，把嘴唇按到她的肩膀上，但伊迪丝并没有转过来向着他。

在起居室里，斯通纳盯着那两根蜡烛，它们在他们吃过的残羹剩菜上方闪着微光，中间放着装香槟的瓶子，里面还剩一半多。他往杯子里倒了一小份儿葡萄酒，尝了口，酒已经变温、变甜了。

他再次回去时，伊迪丝已经坐在床上，把被单拉在下巴跟前，脸朝上仰起，眼睛闭着，额头上皱出一条纤细、暗示不悦的皱纹。她好像睡着了，斯通纳悄无声息地脱了衣服，钻到床上，挨在她的身边。躺下的那阵子，他欲火难挨，欲望现在已经变成某种没有感情色彩的东西，只属于他自己。他跟伊迪丝说着话，好像要为自己感觉到的某种东西寻找一个避风港。她并不应答。斯通纳把手放在她的手上，隔着薄薄的睡裙的布料抚摸着渴望已久的肉体。他的手在她身上游动着，她纹丝不动，眉头皱得更深了。斯通纳说话了，冲着寂静叫着她的名字，接着他把身子挪到伊迪丝身上，拙笨中又有温柔。当他抚摸她柔软的大腿时，她猛然别过头，抬起胳臂挡住自己的眼睛。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过后，斯通纳躺在她身边，怀着全身心的爱意跟她说着话。这时伊迪丝的眼睛睁开了，看着他出现在阴影中，她的脸上毫无表情。忽然，她扔掉身上的被子，迅速穿过屋子朝卫生间走去。斯通纳看见灯亮了，听到她在大声又痛苦地干呕着。他叫着伊迪丝的名字，从房间走过去，卫生间的门锁着。斯通纳又叫着她的名字，没有应答。他又回到床上，等着伊迪丝。沉默几分钟后，卫生间的灯灭了，门打开了。伊迪丝走出来，僵硬地朝床铺走来。

“都是香槟弄的，”她说，“我不该再喝第二杯。”

伊迪丝把被子拉过来，转身背对着他，没多久，她的呼吸开始正常，酣然入睡。

他们比原计划提前两天返回哥伦比亚。由于与外界隔绝，两个人既烦躁又压抑，好像一起在一座监狱里散步。伊迪丝说他们真的应该回哥伦比亚了，这样斯通纳就可以准备要上的课，她也可以开始着手让两人在新家安顿下来。斯通纳马上同意了——同时心里告诉自己，一旦待在属于自己的地方，生活在他们认识的人和熟悉的环境中，很多事情会更好办些。当天下午，他们就收拾好东西，夜里乘上去哥伦比亚的火车。

结婚前匆促、茫然的那几天，斯通纳在距离大学有五个街区远的地方，在一幢类似谷仓的老房子里找了间空置的二层的公寓。里面黑洞洞的，家徒四壁，带一间小卧室，一间小厨房，一间有着高高的窗户的宽敞的起居室。有段时间，一个艺术家，大学里的一个老师住在那儿，不是那种太爱干净的人。黑暗、宽木方镶嵌的地板上留下漂亮的黄色、蓝色和红色斑点污迹，墙壁被涂抹过，脏兮兮的。斯通纳感觉这个地方很浪漫，又够宽敞，断定是个开始新生活的好地方。

伊迪丝搬进这间公寓，好像这是个敌人，需要征服。虽然不习惯体力劳动，她还是亲自从地板和墙壁上刮掉大部分涂画，刮掉她想象无处不隐藏着的脏东西。她的双手已经长出水疱，脸庞变得有些扭曲，眼睛底下露出两个黑黑的小坑儿。如果斯通纳想帮帮，她会很倔强，嘴唇紧闭，摇摇头。他的研究工作需要时间，她说，这是她干的活儿。斯通纳强行要帮忙时，她几乎要恼怒起来，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他既不解又无奈，索性不帮了，只好在伊迪丝继续笨手笨脚地刮擦闪亮的地板和墙壁时，自己站在边上郁闷地看着。她还要缝补窗帘，然后歪歪扭扭地挂在高高的窗户上，还要修补、涂刷、再涂刷他们开始积攒的旧家具。虽然开始时她默默不语干得十分卖力，等斯通纳下午从大学回到家里时，她已精疲力竭。她会强撑着准备晚饭，吃上几口，然后咕哝一声就消失在卧室去睡觉了，像个被麻醉过的人，睡到斯通纳第二天早上去上课才起来。

不出一个月，斯通纳就知道自己的婚姻失败了。不到一年，他已经不抱改善的希望。他学会了沉默，不再固执地去爱。如果他要跟伊迪丝说话，或者在温柔的冲动下想抚摸，她就躲开，沉溺在自己的内心里，变得沉默寡言，强忍着，然后会连续好几天强迫自己达到新的疲惫极限。出于两人都有而不曾明说的执着，他们还同睡一张床。有时，晚上睡着的时候，她会不知不觉地活动过来挨着他。然后，有时，他的决心和学问在自己的爱面前粉碎了，就爬到她身上。如果她从睡眠中被彻底弄醒了，就会很紧张，很僵硬，以某种熟悉的姿态朝两侧转着脑袋，把头埋在枕头里，强忍着侵犯。在这种时候，斯通纳就尽可能迅速地表演着自己的爱，痛恨自己的轻率，后悔自己的激情。伊迪丝经常因为睡觉的缘故处于半麻木状态；接着又变得消极被动起来，似睡非睡地咕哝着，他不知道是表示抗议还是吃惊。斯通纳开始渴望看到这种罕见和难以预测的时刻，因为在那种睡瘾般的静默中，他可以欺骗自己找到了某种回应。

斯通纳没法告诉伊迪丝，认为她不幸的根源在哪里。每当他尝试指出，她就把他说的那些话当成对她的不当和私心的回敬，就开始病态地疏远他，像做爱时表现出的态度那样。斯通纳责怪是自己的笨拙导致了这种疏远，对她的感受自己负有责任。

他以某种从绝望中酝酿出的安静、冷酷无情态度，试验过好多取悦她的小窍门。他经常给她买些礼物，她会冷淡地接受下来，有时漫不经心地聊一聊他们的开支；他带她去散步，到哥伦比亚周边树木葱郁的乡下去野餐，但她很快就厌倦了，有时还会生病；他会像求婚期间那样谈谈自己的工作，可是她的兴趣又慢慢变得敷衍和任性。

最后，虽然斯通纳知道她怕羞，还是尽可能温柔地坚持说他们要开始热情地招待朋友。他们搞了一个非正式的茶会，请了系里的几个年轻讲师和助理教授。还举办过几次小型晚餐聚会。伊迪丝没有流露出任何迹象，表明自己开心了还是不开心，但是她为这些活动做准备时如此疯狂和痴迷，等客人一到，却会因为劳累和疲惫而表现得近乎歇斯底里。不过，除了斯通纳，没人真正发觉这点。

伊迪丝是个不错的女主人。她神采飞扬、轻松自如地跟客人们说话聊天，弄得斯通纳觉得她好像成了个陌生人，而且客人在场的时候，她跟他讲话时的那股亲密和爱抚劲儿常常让他吃惊。她管他叫威利，这奇怪地让他很感动，有时还会把一只柔软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可是等客人们走后，表面上的东西就自动倒塌了，而且崩溃显露无遗。她开始尖酸地议论刚刚走了的客人，想象着龌龊的侮辱和轻蔑；她会冷静和绝望地陈述自以为不可饶恕的失误；她安静地坐着，在客人留下的垃圾中沉思默想，而且不让斯通纳打搅，回答他的问话时既简短又心烦意乱，声音平板单调。

只有一次，这种表面的东西在客人还在场的时候就破裂了。

在斯通纳和伊迪丝婚后几个月，戈登·费奇追上一个女孩，是他在纽约驻扎时偶然遇到的，女孩的父母住在哥伦比亚。学校已经给费奇安排了个助理主任的永久职位，这也就不言自明，等乔赛亚·克莱蒙特死了后，费奇将成为学院主任职务的首先考虑人选。也许有些为时已晚，在费奇的新职位和宣布订婚的庆祝会上，斯通纳请他和未婚妻来吃晚饭。

五月末一个温暖的晚上，天快黑时他们来了，开着一辆银光闪闪、崭新的黑色旅游车，当费奇娴熟地开着车在斯通纳住的楼前刹住时放出一连串爆破声。他按着喇叭，欢快地挥着手，直到斯通纳和伊迪丝下楼来。他身边坐着一个面带微笑的圆脸黑皮肤女孩。

他介绍女孩叫卡罗琳·温盖特，费奇把她从车里扶下来的工夫，他们四个说了会儿话。

“喂，你们觉得这车怎么样？”费奇问道，捏着拳头在小车的前防护板上敲击着，“美吧？是卡罗琳父亲的。我考虑弄一辆跟这一模一样的，这样……”他的声音忽然消失了，眼睛眯缝起来。他对待这辆车的态度显得深思熟虑又挺冷静，好像它就是未来。

接着费奇又变得活泼和兴高采烈起来。带着自嘲的保密劲儿，把食指放在嘴唇上，偷偷地四处看了看，然后从小车前座拿出一只挺大的牛皮纸袋。“私酒，”他悄声说，“刚从船上弄下来。掩护我，伙计；我们可以把它弄到屋里去。”

晚餐进行得很顺利。费奇要比斯通纳前几年看到的样子更和蔼。斯通纳想起自己和费奇、戴夫·马斯特思下课后坐在一起喝酒聊天的那些遥远的下午。未婚妻卡罗琳很少说话，每当费奇开玩笑、挤眉弄眼时就开心地笑起来。斯通纳几乎如同遭到了嫉妒的一击般意识到费奇真心实意喜欢这位漂亮的黑皮肤女孩，而她的沉默不语就是对费奇的深情爱恋。

连伊迪丝的劳累和紧张都舒解了不少。她笑得很轻松，笑声听上去也自然而然。在某种程度上费奇跟伊迪丝嬉笑欢语、熟络得很，斯通纳想，他作为丈夫都办不到，伊迪丝好像比前几个月快乐了不少。

晚饭后，费奇从冰箱里取出牛皮纸袋，他老早把酒放在冰箱里冰着，从里面取出好多深褐色的瓶子。这是家酿的，在他那间单身公寓的密室里，在极其秘密和庄重的氛围中酿造的。

“都没空间放衣服了，”他说，“可是一个男人得保持自己的价值感。”

他细眯着眼睛，漂亮的皮肤和薄薄的金发上油彩闪亮，像个药剂师称量某种罕见物质般，把啤酒从瓶里倒进杯子。

“弄这东西得小心点，”他说，“会在瓶底留下很多沉淀，如果倒得太快了，会把沉淀带进杯子。”

大家每人喝了一杯啤酒，都赞美着费奇调的味道。而且真是惊人地好，纯正，清亮，颜色好。连伊迪丝都喝完一杯后又要了一杯。

几个人开始有些微醉，他们茫然又敏感地笑着，现在他们看彼此都像换了个人。

斯通纳朝灯的方向高高地举着杯子说：“我想戴夫大概也会很喜欢这种啤酒。”

“戴夫？”不解地问。

“戴夫·马斯特思。还记得他以前多馋啤酒吧？”

“戴夫·马斯特思，”费奇说，“挺好的老戴夫。真是太遗憾了。”

“马斯特思。”伊迪丝说。她不明就里地笑着。“不是你们那位战死的朋友吗？”

“是的，”斯通纳说，“就是那位。”昔日的悲伤油然而生，可他依然冲伊迪丝笑着。

“挺好的老戴夫，”费奇说，“伊迪丝，你丈夫和我、戴夫几个经常真的是促膝交谈。——当然早在认识你之前。挺好的老戴夫……”

他们在回忆戴夫·马斯特思时都面带微笑。

“他是你们的一个好朋友吗？”伊迪丝问道。

斯通纳点点头。“他是个好朋友。”

“蒂耶里堡。”费奇喝光了杯中酒。“战争是地狱啊。”他摇了摇头。“可是老戴夫，他没准在什么地方正嘲笑着我们呢。他不会觉得自己有多可怜。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看到法国的什么东西了？”

“我不知道，”斯通纳说，“他刚到那儿不久就牺牲了。”

“如果他没看到什么，那真是太遗憾了。我总觉得那是他参军的一个重要原因。去看看欧洲的一些地方。”

“欧洲。”伊迪丝清清楚楚地说。

“是的，”费奇说，“老戴夫想要的东西不多，但是就想在死前看看欧洲。”

“我想去一次欧洲。”伊迪丝说。她微笑着，眼睛里闪着无助的光。“你还记得吗，威利？我想跟姨妈去，就在我们结婚前。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斯通纳说。

伊迪丝尖声大笑着，摇了摇头，似乎很不理解。“好像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其实并没有那么久。有多久了，威利？”

“伊迪丝——”斯通纳说。

“我来算算，我们想四月去。然后过了一年。现在是五月。我真该……”忽然她的眼睛噙满泪水，但仍然微笑着，保持着一种不变的明快。“我现在再也去不了那里了，我想。姨妈快要死了，我永远没有机会去……”

这时她的嘴唇上还紧紧挂着那丝笑意，眼里泪如泉涌，她开始抽泣。斯通纳和费奇从椅子里站起来。

“伊迪丝。”斯通纳无奈地说。

“哦，让我一个人待着！”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扭曲的动作，在他们面前笔直地站起来，眼睛紧闭着，双手在身体两侧紧抓着。“你们都走开！让我一个人待着！”她转身踉踉跄跄地走进客厅，在身后摔上门。

一时无人说话了。大家听着伊迪丝在闷声闷气地抽泣着。接着斯通纳说：“请你们原谅她。她有些累，身体不太好。压力——”

“当然，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比尔。”费奇空洞地大笑着。“女人全都这样。想想我也会很快习惯的。”他看了眼卡罗琳，又大笑起来，尽量把声音压低。“好了，我们这就不打扰伊迪丝了。你替我们谢谢她，告诉她饭菜精美可口，等我们安顿进去了，你们可要上我们家来。”

“多谢，戈登，”斯通纳说，“我会跟她说。”

“别担心。”费奇说。他捣了下斯通纳的胳臂。“这种事情常发生。”

戈登和卡罗琳走了后，等听到那辆新车咆哮着冲进黑夜后，斯通纳站在起居室的中间，听着伊迪丝干巴巴又很有规律的抽泣声。这声音听上去好不平板，毫不动情，持续了很久，好像不会停止了。他想去安慰，想去安抚她，但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那么站着，听着。过了会儿，他才意识到以前从来没有听到伊迪丝哭泣过。

那次跟戈登·费奇和卡罗琳·温盖特有些别扭的聚会过后，伊迪丝好像差不多心满意足了，他们比婚后任何时候都要镇定平静。但是，她又不想让任何人到家里来，到公寓外面去都显得很不情愿。斯通纳按照伊迪丝写的单子负责购买他们的大多数东西，这份单子是她用一种奇怪、费劲、像孩子般的笔迹写在小块蓝色便笺纸上的。只要是一个人的时候，她似乎就格外开心。她会坐上几个小时做针线活儿或者绣桌布、围裙之类的，嘴唇上挂着一丝冷淡的微笑。她的姨妈达利开始经常来看她。斯通纳从大学回来后，总是看到她们两个在一起，喝着茶，用一种低得也许是咕哝的声调说着话。两人总是客客气气地跟他打招呼，可斯通纳看得出来，她们很不愿意看到他，他到了后达利太太很少再多待几分钟。他学会了对伊迪丝开始要生活其中的那个世界保持着某种不贸然闯入和小心翼翼的尊重。

1920年的夏天，斯通纳在父母家待了一个星期，其间伊迪丝去圣路易斯拜访了几个亲戚。自从婚礼后斯通纳就没见过父亲和母亲了。

他在田里帮父亲和那个雇来的黑人帮手干了一两天活儿，可是脚下那温暖湿润的泥土和鼻孔里闻到的新翻泥地味道已经难以在他心中唤起过去或者熟悉的感觉。他回到哥伦比亚，夏天剩余的时间全都用来准备下学年要教的新课。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图书馆度过，有时很晚才回到伊迪丝身边和家里，穿过忍冬花浓重的香气，那活跃在温暖的空气中和茱萸树柔嫩的叶子间的香气，在黑暗中茱萸像鬼一般沙沙作响，摇曳不已。他的眼睛因为长时间盯着昏暗的书本有些发疼，头脑被看到的东西弄得昏昏沉沉，手指因为还留着陈旧的皮革、封面和纸张的感觉隐隐约约有些刺痛。但是他仍然向这个世界，这个他很快漫步穿过的世界，敞开心扉，并且从中寻找些微欢乐。

系里召开的会上，偶尔会出现几张新的面孔。有时某些熟悉的面孔又不在了。阿切尔·斯隆继续在缓慢地衰老着，斯通纳在战争期间就开始注意到这点了。他的双手抖个不停，总是没法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说的内容上。英文系凭着自身的传统聚积起来的能量及其在那儿存在着这个单纯的事实继续运行着。

斯通纳以某种令系里新来的老师敬畏的强度和坚韧不拔的态度投入到自己的教学工作，这在认识他一段时间的同事中引起了小小的关切。他脸庞越来越憔悴，又瘦了不少，肩膀驼得更厉害。那年的第二学期，他获得一个多教课额外加薪的机会，他接受了。同时，为了获得额外的报酬，那年，他还在新成立的暑期学校兼课。他有个模模糊糊的念头，想攒足钱出国去看看，这样就可以让伊迪丝看看因为自己而放弃的欧洲。

1921年夏天，在寻找一首他已经忘记的拉丁诗的参考资料时，他看了一眼三年前提交后再没看过的申请学位的论文。他通读了一遍，认定这篇论文站得住脚。他考虑把它改造成一本书，同时对自己的冒昧有些害怕。虽然又在教整个夏季学期的课程，他又重读了许多以前用过的众多文献，而且开始扩充研究范围。一月底的时候，他已经想好，做成一本书是有可能的。到初春的时候，他已经有充分的把握写出最初的试探的若干页。

同年春天，伊迪丝平静又几乎无动于衷地告诉斯通纳，她决定要个孩子。

这个决定来得很突然，而且没有明显的来由，所以，一天早晨吃饭时她宣布了后，离斯通纳必须离家去上第一节课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她宣布时几乎有些惊讶，好像做出了一项发现。

“什么？”斯通纳问道，“你说什么？”

“我想要个小孩，”伊迪丝说，“我想怀个孩子。”

她轻轻咬着一块面包，然后用围裙的一角擦了下嘴唇，定定地微笑着。

“你难道不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孩子吗？”她问道，“我们结婚都快三年了。”

“当然应该。”斯通纳说。他极其小心地把自己的杯子放在托盘里。他没有看伊迪丝。“你想好了？我们从没说过这事儿。我不想让你——”

“噢，好了，”她说，“我想得很好了。我想我们应该有个孩子。”

斯通纳看了眼手表：“我要迟到了。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谈谈这事。我要你想清楚了。”

伊迪丝眼睛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皱眉动作。“我告诉你我想清楚了。你不想要吗？你干吗老问我？我不想再多谈这事了。”

“好吧。”斯通纳说。他坐在那里看了看伊迪丝。“我得走了。”可他并没有动身，接着很不自然地把手放在伊迪丝搁在桌布上的长长的手指上，按了会儿，直到伊迪丝把手抽回去。他从桌边站起来，从伊迪丝身边绕过去，几乎有些羞怯，然后收拾起自己的书和纸。伊迪丝跟往常一样，走进起居室，等着他走。他吻了下她的面颊——这种事儿已经有段时间没干了。

到门口时他又转过身说，“我——我很高兴你要个孩子，伊迪丝。我知道，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婚姻，对你来说是个遗憾。我希望咱们能把这当回事。”

“是的，”伊迪丝说，“你上课要迟到了。最好快点。”

他走了后，有那么几分钟伊迪丝还站在屋子中间，盯着已经关上的门，仿佛在努力回想什么，接着又焦躁不安地走过地板，从这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在衣服里拧着身子，好像无法容忍它贴着肉体发出的沙沙声和不断地活动。她解开硬巴巴的灰色塔夫绸晨袍，让它掉落在地板上。她双臂从乳房上交错过去，抱住自己，隔着薄薄的法兰绒睡衣揉捏着上臂的肉。接着她再次中断这一动作，很有目标地走进那间小卧室，打开一个柜子的门，里面挂着一面全身镜。她把镜子调整好对着光线，然后站在前面，仔细审视着镜子里照出的穿着笔直的蓝色睡袍的细长身材。她的目光没有从镜子上移开，开始解睡裙上端的纽扣，然后从身子上面拉出去，越过头顶，就这样赤身裸体地站在晨光中。她把睡衣叠好扔进柜子里，接着又在镜子前面转着身子，检查着自己的身体，好像这身子属于别人。她双手掠过小小的下垂的乳房，让双手轻轻地顺着长长的腰部落下去，落在平坦的腹部。

离开镜子，走到还没有收拾的床边。她一把拉过被子，漫不经心地叠好，放进柜子里。她抚平床单，然后躺了上去，双腿伸直，胳臂搁在身边。她眼睛一眨不眨，一动不动地向上盯着天花板，整个早晨和漫长的下午，都在这样等待着。

那天晚上，斯通纳回家时天差不多已经黑了，但是二楼窗户里没有亮着灯。隐隐约约有些担忧，他赶紧上了楼梯，迅速打开起居室的灯。房间空空的。他喊了声：“伊迪丝？”

没有应答。他又喊了声。

他去厨房里看了看，吃过早餐的碟子还在那张小桌上。他迅速穿过起居室打开卧室的门。

伊迪丝赤裸裸地躺在光秃秃的床上。门打开时，起居室的光落在她身上，她把头转向斯通纳，但并没有起来。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就那么盯着，张开的嘴里传出微弱的声音。

“伊迪丝！”斯通纳叫了声，然后走到她躺的地方，在她身边跪下来。“你没事吧？怎么回事？”

她没有回答，但弄出的声音越来越大，身体在他旁边活动着。忽然，她的双手像爪子般伸过来，他几乎跳着躲开了！但是这双手只是伸向他的衣服，紧紧抓住，开始撕起来，把他拉到自己旁边的床上。她的嘴向他贴过来，大张着，热得发烫；她的双手在他全身抚摸着，拽着他的衣服，探索着他；自始至终，她的眼睛都睁着，盯着，毫不厌烦，好像这双眼睛是别人的，而且什么都没有看。

这次他对伊迪丝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这种情欲就像饥饿感，如此强烈，好像与她的自我没关系，还没有开始就很快获得满足，然后又迅速滋生出来，就这样两个人都生活在对欲望出现的紧张期待中。

虽然接下来的两个月是斯通纳和伊迪丝在一起来仅有的充满激情的一段时间，但他们的关系其实并没有改变。很快斯通纳就意识到，把他们的肉体拉到一起的那股力量跟爱没有多大关系。他们交合时那种决心既凶猛又超然，被扯开，然后又交合，并没有那种满足他们需求的力量。

有时，白天，斯通纳在大学里，那种需求来得如此强烈，伊迪丝都无法继续保持身心的安宁。她会离开公寓，在街上快速地走来走去，毫无目标地从这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又回到家里，把窗帘拉下来，自己脱光衣服，蹲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等着斯通纳回家。他一打开门，她就贴上来，双手疯狂，贪得无厌，好像这双手有自己的生命，把他拉到卧室，爬上昨晚或者早晨使用过后仍然凌乱的床。

六月的时候，伊迪丝就有了身孕，然后又迅速堕入跟她全天等待的那段时间里一样的、没有完全恢复的病态中。几乎就在她怀上的刹那，甚至在按照她推算以及医生确认这个事实之前，那两个多月的大部分时间在她内心咆哮的对斯通纳的饥渴就已经停止了。她清楚地向丈夫表明，无法忍受他的手在自己身体上的抚摸，开始变得好像连他看看都成为某种冒犯。他们焦渴的激情变成一种回忆，最后斯通纳看它就好像一场梦，与两个人都毫无关系。

于是，那张曾经笼罩着他们激情光环的床成了她疾病的支撑。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她都赖在床上，只是早晨起来缓解一下恶心，然后下午又晃晃悠悠地在起居室走上几分钟。下午和晚上，从大学下班匆匆赶回家后，斯通纳负责扫房间，洗碗碟，做晚饭。他把伊迪丝的晚饭放在盘子里端过去。虽然不愿跟他一起吃饭，伊迪丝好像很高兴晚饭后跟他一起喝杯淡茶。然后，晚上，两个人安静地随便聊一会儿，像老朋友或者精疲力竭的对手那样。随后，伊迪丝很快就睡了。斯通纳回到厨房，把家务做完，然后在起居室的沙发前支起一张桌子，在那里批改作业或者备课。接着，午夜过后，他给自己裹一条整整齐齐放在沙发后面的毯子，然后全身蜷曲在沙发上，时断时续地睡到早晨。

1923年三月中旬，经历了为期三天的辛苦后，那个孩子，一个女孩，出生了。他们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格蕾斯，是照伊迪丝多年前已经去世的一个姨妈的名字取的。

格蕾斯甚至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个漂亮的孩子，五官分明，头上长着一层淡淡的金色绒毛。几天之内，皮肤最初的红晕就转变成耀眼的金红色。她很少哭，似乎对周围的环境有着清醒的意识。斯通纳立刻就喜欢上她了，他那无法向伊迪丝流露的感情可以向女儿流露，他从对孩子的关爱中找到了意想不到的乐趣。

格蕾斯出生将近一年后，伊迪丝还差不多卧床不起，她担心自己会终身残疾，尽管大夫没有发现任何具体的毛病。斯通纳雇了一个女人来，早上那段时间照顾伊迪丝，同时还重新调整了自己的课程以便下午能早点回家。

因此，差不多一年时间里，斯通纳负责收拾屋子，照顾两个无助的人。他天不亮就起来，批改作业，备课，去大学前先喂饱格蕾斯，给自己和伊迪丝准备早餐，然后给自己做好午餐，然后放在包里去了学校。上完课后又回到公寓，扫地、除尘、清洁。

对自己的女儿，他更像一个母亲而不是父亲。他要换洗孩子的尿布，要给她挑选衣服，破了后还要缝补，给她喂吃的，给她洗澡，在她烦躁的时候抱起来晃悠。伊迪丝又不时吵吵嚷嚷地叫孩子，斯通纳就把孩子抱给她，这时伊迪丝从床上支起身，抱她一会儿，无言无语又很不自在，好像孩子是别的什么陌生人的。很快她就厌倦了，叹口气把孩子递给斯通纳。受到什么说不清的情绪影响，她又哭泣一会儿，轻轻地抹抹眼睛，又转身背过斯通纳。

所以，在出生的第一年，格蕾斯·斯通纳只认父亲的触摸，以及他的声音和疼爱。

1924年初夏，某个星期五的下午，几个学生看到阿切尔·斯隆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不久，星期一天亮后，在杰西楼里逐个给办公室倾倒垃圾桶的管理员发现了他。斯隆僵硬地歪坐在桌前的椅子里，脑袋保持着一种奇怪的角度，眼睛大睁着，定定地可怕地凝视着。管理员喊了喊他，然后大叫着从空空荡荡的楼里跑出去。从办公室里搬移尸体的过程稍微延迟了些时间，当那个奇怪地弓起来，盖着被单的身躯被搬出来放在一副担架上，走下楼梯朝等候的救护车送去时，几个早年的学生在走廊里来来回回地走动着。随后确认，斯隆是在星期五晚些时候或者星期六早晨死的，因几种明显自然又从未确诊的原因，整个周末都在桌前无休止地盯着自己的前方。验尸官宣布死因是心脏休克，但威廉·斯通纳总觉得，在愤怒和绝望的时刻，斯隆倒希望自己的心脏停止跳动，好像以最后的沉默的姿态来表达对这个深深地背叛了他的世界的爱与蔑视，他简直难以忍受在这个世界中生活。

斯通纳是葬礼上的抬棺人。在葬礼上，他的头脑总是难以集中在牧师的话上，但他知道这些话都很空洞。他想起自己第一次看到斯隆在教室的样子；他想起两人第一次在一起的谈话；他想起这个人，这个遥远的朋友的慢慢衰老。仪式结束后过了些时候，当他提起那个灰色的棺材的把手，帮着把它放进灵柩中，他抬的东西似乎如此之轻，简直难以置信，这个窄窄的盒子里装着什么东西。

斯隆没有家人，只有一些他的同事和城里的人围聚在那个狭窄的坑地周围，庄严、尴尬、心怀敬重地听着牧师的祷词。因为没有家人或者爱着的人哀悼他的逝去，当棺材放下去时，只有斯通纳在哭泣，好像那种哭泣能够减弱这最后沉降时的孤独。是为自己，为他已经沉入土地的过去和年轻时代而哭泣，或者为这个可怜单薄的身体，这个曾经支撑着他热爱过的人的身体而哭泣，他并不知道。

戈登·费奇开车送他回到城里，路上大多数时候，他们谁都不说话。快到城里的时候，戈登问起伊迪丝，斯通纳说了些话，然后又询问了下卡罗琳的情况。戈登答完后接着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他们快到斯通纳的公寓时，戈登·费奇又讲话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整个葬礼期间，我都在想着戴夫·马斯特思。想着戴夫死在法国的情景，想着老斯隆在他的桌边坐着，已经死了两天的样子。好像他们的死法是一样的。我对斯隆不是很了解，但我想他是个好人，至少我听说他过去是这样。现在我们要招别的人进来，得找个新的系主任。这就像一切不断地循环轮替，然后不断向前发展。这事让人感到很奇妙。”

“是啊。”斯通纳说，然后没有继续深谈。但刹那间他非常喜欢戈登·费奇，他从小车里出来，看着戈登开着车远去时，感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另一部分，自己的另一部过去，正缓缓地，几乎是无法察觉地离开了他，没入黑暗。

除了要干助理主任的许多工作，戈登·费奇还被委以英文系临时主任的职务，找一个阿切尔·斯隆的替手成为他的当务之急。

七月的时候，这件事情还没有着落。后来，费奇召集夏天时仍然留在哥伦比亚的系里的工作人员宣布了这个替代人选。费奇告诉大家，主任将是19世纪专家，霍利斯·N.劳曼克思，最近刚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但是他已经在本州一所小型大学纽约自由艺术学院教过几年书。他过来时获得很多极高的推荐评价，已经开始出版著作，受雇时将是助理教授级别。费奇强调说，目前还没有有关系主任的规划，他仍然是临时系主任，至少再担任一年。

夏天还没结束的那段时间，劳曼克思仍然是那些终身教职工心中的神秘人物和猜测对象。他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被挖掘出来，阅读传诵，获得不少审慎的首肯。在新生周期间，劳曼克思并没有现身，在星期一学生报名前的星期五召开的全体教工会上也没有出现。报名时，系里的老师都呈一条线坐在一长条桌子后面，辛苦地帮助学生选课，协助他们填表时注意那些必填项目，都私下里打量着寻找一张新面孔。劳曼克思仍然没有露面。

直到星期二下午的系务会上才见到他，那已经是报名注册工作全部结束后。到那时，前两天单调枯燥的工作，加上新学年开始时的兴奋导致的紧张，英文系的教工们差不多已经忘了劳曼克思的事儿。他们在杰西楼东翼一间大讲堂带桌面的椅子里懒散地伸开四肢坐着，同时怀着轻蔑但又渴望的期待，向上望着讲台，戈登·费奇站在那里，带着宽厚、仁慈的神情扫视着大家。一种低低的嗡嗡声充斥整个房间，椅子在地板上刮擦着，不时有人故意粗哑地放声大笑。戈登·费奇抬起右手，举着手掌对着观众示意；嗡嗡声小了些。

安静下来的片刻正好让房间的每个人听到礼堂后门吱呀地打开了，听到一声清晰、缓慢、拖沓的脚步从光秃秃的木地板上走来。大家都转过头，说话的嗡嗡声完全消失。有人轻声说，“是劳曼克思。”这声音尖刻响亮地划过房间。

他从门里穿过来，然后又关上，朝前走了几步，在门槛不远处坐了下来。他身高差不多超过五英尺，体形有些怪异地扭曲。左侧肩膀隆起一小块包，直到脖子跟前，左臂在体侧松弛地垂着。他的上半身很粗重，而且有些弯曲，所以，看上去他好像在顽强地维持着某种平衡。他双腿细瘦，走路时僵硬的右腿总是抽搐地拉一下。有那么一会儿，他站着，垂下长着金发的脑袋，好像要查看擦得极其锃亮的黑皮鞋和褶缝清晰的黑裤子。接着他又抬起头，右臂向外猛然伸出去，露出一段浆洗过的白色袖口，上面带着金边。他的长长的苍白的手指上还夹着一根烟。他深深地抽了口烟，吸进去，然后又吐出一长溜细细的烟雾。这时大家才看清他的脸。

这是一张像万人迷的脸，又长又瘦，不停地摆动着，然而五官极为分明；他的额头又高又窄，布满粗壮的筋脉，长着一头厚厚的波浪式的头发，颜色像成熟的小麦，从额头向后铺过去，有点像戏里的大背头。他把烟扔到地板上，在鞋底下踩了下，然后开始讲话了。

“我是劳曼克思。”他停顿了下，声音既华丽又深沉，咬词清晰准确，还带点戏剧性的宏亮。“我希望没有打搅大家开会。”

会议继续进行，但没有人关注戈登·费奇讲的什么。劳曼克思一个人坐在房间的后面，吸着烟，望着高高的天花板，明显不在乎不时转过来看他的人头。会开完后，他仍然坐在椅子里，让同事们走到他跟前自我介绍，说些不得不说的话。他逐一简短地跟每个人打一下招呼，带着一种奇怪的嘲讽般的彬彬有礼劲儿。

随后的几个星期，情况已经很明朗，劳曼克思并不想迁就自己去适应密苏里哥伦比亚的社会、文化、学术规矩。虽然他对同事的态度和气中略带嘲讽，自然既不接受也不排斥任何社交邀请。他甚至也不参加克莱蒙特院长每年一度的家庭露天聚会，尽管这项活动早已成为传统，出席几乎成为某种义务。在大学的音乐会或者讲座上也看不见他的人影。据说他的课讲得非常生动，还说他在教室里的举止荒诞不经。他是一个颇受欢迎的老师，休息时间，学生们都围在他的讲桌周围，在大楼里都跟在他后面。据说，他偶尔会邀请几拨学生到自己的房间，以谈话和弦乐四重奏的唱片招待大家。

威廉·斯通纳挺想多了解他，可是不知如何着手。他有什么想要说时就去找他讲，邀请他吃晚饭。当劳曼克思像对其他任何人一样回答他——讽刺性的礼貌和不带主观色彩——当他拒绝吃晚饭的邀请时，斯通纳就想不出还有什么方法可施。

过了些时间，斯通纳才找到了霍利斯·劳曼克思吸引他的根源。从劳曼克思的狂妄，不拘一格，开心的尖酸劲中，斯通纳看到，虽然经过变形，但仍然辨认得出，其中有他朋友戴夫·马斯特思的影子。他希望像跟戴夫那样跟劳曼克思聊天，可是做不到，即便他内心对自己承认了这个愿望。青年时代的青涩还没有从他身上消退，但是可能缔结这份友谊的渴望和直率已经不在。他知道，自己希望的东西不可能实现，这样的认识让他心里很难过。

晚上的时候，清理完家，洗好晚餐的碗碟，把格蕾斯放进支在起居室角落一个摇篮的床上时，斯通纳又开始修改自己的那本书。到年底时，那本书终于写完，虽然自己还不是完全满意，他还是寄给一家出版社。让他惊讶的是，这本学术研究著作被接受了，而且计划1925年秋季出版。凭借这本尚未出版的书作助力，他升为助理教授，并被授予终身教职待遇。

他的升职确认书是在那本书被接受后几个星期到的，因为有了这份确认书，伊迪丝宣布她和孩子到圣路易斯住上一周，看看自己的父母。

还不到一星期，伊迪丝就又回到哥伦比亚，依然苦恼、疲倦，但流露出某种镇定的得意感。她缩短了逗留的时间，是因为母亲照料一个婴儿太辛苦了，而且行程又让她累极了，根本就没法自己照顾格蕾斯。不过，她还是有些收获。她从包里抽出一叠纸，把一张小纸条交给斯通纳。

这是一张六千美元的支票，是给威廉·斯通纳先生和夫人开的，用狂放、几乎认不清楚的霍勒斯·博斯特威克的手书签的名。“这是什么？”斯通纳问。

她又把另外几张纸递给斯通纳。“是一笔贷款，”她说，“你全都得签名。我已经签过了。”

“这可是六千美元啊！干什么用？”

“买一幢房子，”伊迪丝说，“一幢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

威廉·斯通纳又看了看那些纸片，迅速翻看了一遍说：“伊迪丝，我们不能这样。真抱歉，可是你瞧，明年我才赚一千六百美元。偿还这笔债每月支出超过六十美元——这差不多是我工资的一半。而且还有扣税、保险和——我真不知道我们怎么偿还。你真该跟我商量下才对。”

伊迪丝的表情开始悲伤起来，她转身离开斯通纳。“我本来想让你惊喜一下。我可做的事情这么少。我能还得起。”

斯通纳争辩说，他很感激，可是伊迪丝仍然难以释怀。

“我是为你和孩子着想，”她说，“你可以好好做研究，格蕾斯还能有个院子在里面玩。”

“我知道，”斯通纳说，“也许过几年就能行。”

“过几年。”伊迪丝又重复了一遍这话。一阵沉默。接着她又闷声闷气地说：“我没法过这种生活了。一点都受不了了。住在一套公寓里。不管我在哪儿都能听到你的声音，听到孩子的声音，而且——还有那气味。我——受——不了——那——气味！一天又一天，那尿布的气味，还有——我受不了，我又躲不掉那气味。你难道不知道吗？你难道不知道吗？”

最后，他们接受了那笔钱。斯通纳心想，自己得重新捡起教暑期课的活儿了，而他本来计划要用暑期时间进行研究和写点东西的，至少得教上好几年。

伊迪丝自己承担起责任，去找房子。整个春末和初夏，她都在毫不疲倦地寻找着，这似乎对她的疾病产生了某种直接的疗效。只要斯通纳上完课回家，她就出去，经常到黄昏才回来。她有时步行，有时跟卡罗琳·费奇开着车兜圈子。她跟卡罗琳已经诚心实意地相好了。六月末，她终于找到想要的房子了，她签了份购买契约，同意八月中旬时接手。

那是一幢老旧的两层楼房，距离大学校园只有几个街区远。以前的主人们都任由它破败，深色的绿漆正从木板上剥落，草地的颜色已经发黄，而且杂草猛长。但是院子很大，房间都很宽敞；还有一种灰头土脸的宏伟气派，伊迪丝心想这个最终都可以重现光彩。

她又从父亲那里借了五百美元来买家具，在夏季学期和秋季学期开始的间隙，斯通纳又把房子重新刷了一遍，伊迪丝想要白颜色，他只好刷了三层，这样，那种深绿色就不会透露出来。忽然，在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伊迪丝决定办个派对——她称之为暖房。她宣布这个决定时还下了点决心，好像这将是一个新的开始。

他们邀请了系里所有暑假回来的老师，以及伊迪丝在城里的几个熟人。霍利斯·劳曼克思接受了邀请，让所有的人很意外，这是他一年前到哥伦比亚后接受的第一份邀请。斯通纳找了个私酒贩子，买了几瓶杜松子酒，戈登·费奇答应带些啤酒来，伊迪丝的姨妈贡献了两瓶陈年雪利，给那些不能喝烈酒的人用。伊迪丝根本就不情愿上酒，这样从技术上讲是违法的。但是卡罗琳·费奇私下说，大学里没有人会觉得不合适，所以她就听了这话。

那年，秋天来得早。9月10日就下了一场小雪，就在注册的头一天；晚上一股挺硬的微风扫过大地。那个星期的周末，就是聚会的时候，寒冷的天气结束了，所以空气中只有一丝冷风，但是树木的叶子都落了，草地开始发黄，遍地都是光秃秃的，预示着今年将是一个冷冬。外面冷飕飕的天气，以及在院子里光秃秃地竖立着剥了皮的杨树、榆树，以及室内即将来临的派对的温暖和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用具，这一切让威廉·斯通纳想起另一天。有那么片刻，他弄不清自己想要回忆什么——接着他意识到，就是在这样的日子，差不多在七年前，他去乔赛亚·克莱蒙特家，第一次见到伊迪丝。在他看来那好像已经很遥远了，是很久以前，他已经辨认不出这些年来铸成的变化。

派对前将近整整一星期的时间里，在狂热的准备期间伊迪丝简直忙晕了，她雇了个黑人女孩帮她干一星期，到时招待客人，她们两个又是擦地板，擦墙，又是给木器打蜡，清除家具上的灰尘，把家具摆来放去，反反复复——所以，到聚会的那天，伊迪丝已经处于快要虚脱的状态了。眼睛下面出现了两个黑黑的小坑，说话时声音已经快到歇斯底里的边缘。六点钟时——客人应该是七点钟到——她又数了一遍杯子，发现按照预计来的客人，还不够。她忽然哭了起来，冲下楼去，哭泣着说，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不管了，她不想回来了。斯通纳想安抚她，可她根本就不吭声回答。他叫伊迪丝不要担心，他会去找杯子。他对女佣说，他出去会儿很快就回来，然后匆匆走出屋子。他花了将近一个钟头的时间，寻找还开着的店铺可以买些杯子。等他终于找到一家，挑好了杯子，回到家时，已经早过七点了，第一批客人已经到家。伊迪丝在起居室里陪着他们，面带微笑聊着天，好像根本就不在乎或者担心；她热情地向斯通纳迎过来，告诉他把那包东西放进厨房。

这次聚会跟其他许多聚会没什么两样。谈话开始时漫无边际，聚集着短暂又微弱的能量，然后毫无关联地逐渐转入其他聊天。笑声很短促又很紧张，爆发时整个房间像发生了微型爆破，如同连续又互无关联的齐射，参加聚会的人随机地从这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好像在默默地占据不断变化的战略位置。其中有些人，像间谍一般，在房子里进进出出，由伊迪丝或者斯通纳领着溜达，称赞这样的旧房子要远远超过那种在郊外这里起一栋那里竖一幢的单薄的新建筑。

十点钟的时候，大多数客人已经拿起盘子，上面堆着切成薄片的冷香肠、火鸡、腌杏，以及各种小西红柿装饰品，芹菜秆、橄榄、杏仁、脆萝卜和切成小块的生菜花。有少部分人只喝酒，不吃菜。十一点时，大多数客人都走了，留下的有戈登和卡罗琳两口子，还有几个系里的同事，斯通纳认识好几年了，还有霍利斯·劳曼克思。他喝得大醉，但坚决不认为自己醉了。他走路时小心翼翼，好像背了个重东西从崎岖不平的台地上走过，那张苍白的瘦脸透过一层汗水的薄膜闪着亮光。在酒精的作用下他的舌头已经松弛，虽然说话还准确，声音已经失去了讽刺性的棱角，人好像已经毫不设防。

他讲起自己在俄亥俄度过的孤独童年，父亲是当地一个颇为成功的小商人。他仿佛换了个人，说到残疾促使他远离人群，说到早年的这种自惭形秽，既没有自己能理解的由头，也没有什么防御手段可以掌握。当他说到独自在房间度过的那些漫长的白天和夜晚，通过阅读来逃避扭曲的身体加给自己的限制，然后慢慢找到了一种自由感，这种感觉随着他对自由本质的理解的加深而越来越强烈。他说到这个时，斯通纳感觉有种不曾想到的亲近感，他知道，劳曼克思已经进入某种谈话状态，一种顿悟状态，从言语中领悟到、但难以再通过言辞传达出来的某种顿悟，这很像斯通纳本人曾经在阿切尔·斯隆教的课上有过的体验。劳曼克思早就达到了那种境界，而且是独自达到的，所以这种领悟更接近他自己而不是斯通纳内心的某个部分，可是在某种意义上，最终那才是最重要的东西。这两个人很像，虽然谁都不愿彼此向对方承认，甚至对自己承认。

他们一直谈到凌晨四点钟；虽然都喝得多了点，但谈话却越来越镇定，直到最后谁都无话可说了。两人在聚会留下的垃圾中挨得很近地坐着，像坐在一个孤岛上，为了温暖和安全搂在一块儿。过了一会儿，戈登和卡罗琳站起来，说要开车送劳曼克思回住处。劳曼克思握了握斯通纳的手，问了下他的书的情况，希望他成功。他又走到伊迪丝跟前，伊迪丝笔直地坐在椅子里，然后抓住她的手，感谢办了这次聚会。接着，好像是一时冲动，他略微弯了下腰，用自己的嘴唇碰了下伊迪丝的嘴唇。伊迪丝的手微微朝他的头发举过去，在别人的注视下他们这样持续了片刻。这是斯通纳见过的最纯洁的亲吻了，好像完全是天然浑成。

斯通纳看着他的客人从大门走出去，然后又逗留了会儿，望着他们下了台阶，从走廊那儿走到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寒冷的空气裹着他，粘着他，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刺骨的寒冷让他神清气爽。他不情愿地关上门，转身回去，起居室里空空的，伊迪丝已经上了楼。他关了灯，穿过凌乱的房间朝楼梯走去。他觉得这屋子已经逐渐亲切起来，他抓住一个看不见的扶手，自动沿着扶手往上爬去。他上到楼梯顶时才看清路面，因为从半开的卧室门里透出的灯光照亮了客厅。他走过厅堂向卧室走去时地板吱吱呀呀地响着。

伊迪丝的衣服胡乱扔在床边的地板上，被子马虎地抛在后面，她一丝不挂地躺着，在没有丝毫皱褶的洁白的床单上，在灯光的映照下，闪闪发亮。她的身体慵懒地松弛着，赤裸裸摊开四肢的样子显得很放荡，像放射着淡淡的金光。斯通纳朝床靠近些。她睡得很死，但在一丝灯光中，微微张开的嘴的形状似乎在诉说着无声的激情和爱的甜言蜜语。他站着看了很长时间，心里激起淡淡的同情、勉强的友情和熟悉的敬重感。他又感觉到一丝疲惫的伤感，因为他知道，伊迪丝的样子再也引不起自己熟悉的那种情欲的痛苦，而且，他再也不会被感动了，像从前她的存在让自己感动的那样。这种伤感淡化了许多，他轻轻地给她盖上被子，关了灯，上了床在她旁边躺下。

第二天早上，伊迪丝生病了，而且无精打采，在自己的房间待了一整天。斯通纳既要清理房间，又要照顾女儿。星期一，斯通纳看到了劳曼克思，带着聚会那天晚上残留的热情跟他打招呼，劳曼克思回答他时自然还带着一种嘲讽味儿，像是冷漠的愤怒，对那天的聚会或者后来的事只字不提。好像他发现了一个仇恨事儿，让他躲开斯通纳，而且还不会轻易放过。

正如斯通纳害怕的那样，很快就证明那幢房子几乎成为一个毁灭性的财力负担。虽然他尽量小心地分配自己的工资，到月底的时候发现总是没钱了，每个月都要减少他靠暑期教学挣来并且持续变少的储蓄。他们买下房子的第一年，他就没有还上向伊迪丝父亲借的两笔债。他收到一封冷漠和公事公办的信，忠告如何合理安排开支计划。

然而，他开始从这份家产中体会到一种乐趣，领会到从前不曾料到的慰藉。他的书房在一楼。离起居室不远的地方，带一个高高的朝北的窗户，白天的时候，屋里光线柔和，木质格子地板闪耀着岁月的绚丽光芒。他在地窖里发现了许多木板，经过灰尘和细菌的蹂躏，模样已经与房间的木格很匹配。他把这些木板重新抛光后打了好几个书架，这样他就可以被书包围了。在一个旧家具店，他找到几把破椅子，一个长沙发，一张老旧的桌子，这些他只花了几美元，但重新打理却花了好多个星期的时间。

当斯通纳在收拾屋子，当屋子逐渐变得有模有样时，他意识到，很多年来，自己并不知道，他有过一份憧憬，一直锁在内心某个地方的憧憬，就像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这个憧憬表面上是一个地方，其实就是他自己。所以，当他在打造书房的时候，他打算定义的是他自己。当他为做书架打磨这些旧木板的时候，当他看着表面的粗糙消失，灰色的风雨侵蚀消失，露出基本的木质，最终露出花纹和质地华丽的纯粹时，他逐渐打造成形的是他自己，他要置于某种有序状态的是他自己，他想创造某种可能性的是他自己。

因此，虽然不断定期出现借债和窘迫的压力，随后那几年仍然很开心，而且他依然过着很像年轻时读研究生和刚结婚时梦想可能会过的那种生活。伊迪丝并没有像他曾经希望的那样在自己的生活中占据多么大的份额。其实，他们似乎已经进入一种漫长的休战期，仿佛陷入一场僵局。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分开过的，伊迪丝把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可又很少来客人。不扫除，不抹灰尘，不用清洗或者擦东西的时候，她就待在自己的屋里，好像这样就很心满意足。她从来不进斯通纳的书房，好像在她眼中就不存在。

斯通纳还在照顾女儿上倾注了大量精力，下午的时候，他从大学回到家里，就从楼上的卧室抱起格蕾斯，他已经把卧室改成婴儿房。他工作的时候就让格蕾斯在自己的书房里玩。在地板上安安静静又心满意足地玩着，自己一个人待着很满意。斯通纳不时地跟她说说话，她有时带着严肃又迟钝的欢乐表情看着他。

有时斯通纳会请学生过来讨论和闲聊。他在一个小小的电热炉上给他们煮茶，这个电热炉就放在他书桌旁边，当学生们别扭地坐在椅子上，评论着他的藏书，恭维女儿多美时，他会流露出不安的柔情。他很歉意妻子不在身边，解释说她生病了，直到最后发现他反复道歉是强调她不在场，而不是解释原因，他不再多说话，希望沉默是解释而不是打圆场。

除了伊迪丝不在，他的生活差不多就是自己想要的样子。不备课或者批改作业、读论文的时候，他就研究、写作。他希望抓紧时间给自己创造出学者与教师兼具的声名。他对第一本书的期望既审慎又保守，这些期望是很合理的。有个评论家称之为“平淡无奇”，另一个人又说是“才华横溢的研究”。起先，他对这本书很得意，经常拿在手里抚弄着朴素的封皮，逐页翻弄着。它好像很娇贵，有生命似的，就像个孩子。他反复阅读印刷出来的文字，微微有些惊讶它既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好，也没有那么糟。很快他就懒得看了，但他每当想起它，想起它的作者时，对自己的鲁莽以及本来应承担的责任无不带着惊奇和不信任感。

192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威廉·斯通纳很晚才回家。还是蓓蕾的鲜花香气弥漫，飘浮在湿漉漉的温暖的空气中，蟋蟀在阴影中低唱，远处一辆孤单的汽车扬起灰尘，给这片寂静送来响亮、粗鲁的咔嗒声。他慢步行走着，沉浸在新季的芳香中，灌木和树丛的暗影中闪着发光、纤细的绿色花蕾，让他兴致盎然。

他走进家时，伊迪丝在起居室遥远的另一头，把电话筒按在耳朵上，望着他。

“你回来这么晚？”她说。

“嗯，”他愉快地说，“我们有些博士要答辩。”

伊迪丝把听筒递给他。“找你的，长途，有人找了你一下午了。我告诉他们你在大学，但他们每隔一小时就又打到这里来了。”

斯通纳接过听筒冲着送话口讲起来。没有人应。“你好。”他又说了声。

一个陌生男人细细的声音应答了。

“是比尔·斯通纳吗？”

“是的，你是谁？”

“你不认识我。我是过路人，你妈妈让我打给你。我打了整整一下午。”

“是吗？”斯通纳说。他握着送话口的手开始颤起来。“出什么事儿了吗？”

“是你爸，”这声音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这个干巴巴、言语不多、惊恐不安的声音继续说着，威廉·斯通纳麻木地听着，好像按在耳朵上的听筒这边不存在似的。他听到的内容跟父亲有关。他有（这声音说）将近一个星期感觉不好，因为他雇的帮手赶不及犁地栽种，虽然发着高烧，他今天早上还是早早起来去种了些东西。帮手今天十点左右发现他脸朝下趴在犁开的地上，失去知觉了。帮手把他背回家，放在床上，就去找大夫，可是到中午的时候他就死了。

“谢谢你打电话，”斯通纳机械地说，“告诉我妈妈，我明天就赶回来。”

他把听筒放回挂钩，盯着连在那个细细的黑色圆筒的传话口看了很长时间。他转过身看着屋子。伊迪丝不出所料关切地看着他。

“怎么了？怎么回事？”她问。

“我父亲出事了，”斯通纳说，“他死了。”

“噢，威利！”伊迪丝说。接着她点点头。“这个星期剩下的几天，你恐怕都得出去了。”

“是。”斯通纳说。

“那我就让艾玛姨妈过来，帮着照料格蕾斯。”

“好吧，”斯通纳机械地说，“好吧。”

斯通纳找了个人替他上这星期剩下的课，第二天一大早就搭上去布恩维尔的班车走了。从哥伦比亚到堪萨斯城的高速公路，在布恩维尔横穿而过，之前，从上大学开始，他在这条路上走过七年，现在变得宽敞了很多，路面都铺过，干净笔直的护栏圈着小麦和玉米地，在车窗外从他身旁闪过。

布恩维尔在他没见过的这些年有了点变化。几幢新楼升起了，一些旧楼已经扒倒，但小城依然光秃、脆弱，看上去好像不过是个临时凑起来的，随时可能被拆除。虽然最近几年，大多数街道都铺过了，一片薄薄的尘雾总是悬浮在小城周围，几辆马拉的车，钢圈轮子敞篷车还在附近放着，车轮有时刮擦街道和路沿时会散发出火星。

自己家的那幢房子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也许比以前更干枯、更灰暗了，护墙板连一片漆都不剩了，没有漆过的门廊的木头塌陷得离光秃秃的地面更近了。

屋里有些人——邻居们——斯通纳已经记不得了，一个身穿黑色上衣、白衬衫、扎着领结的瘦高男子正俯身对着斯通纳的母亲，她坐在装着父亲遗体的那个窄窄的木棺材旁边的靠背椅里。斯通纳穿过屋子。那个高个子男人看见他了，走过来迎接。这个人的眼睛是灰色的，有些扁，像两块上过釉的瓷片。深沉、油滑的男中音，小声又浑厚地说了几句什么话。这个人管斯通纳叫“兄弟”，说着“表亲”、“上帝，是他带走了”之类的话，想知道斯通纳想不想跟他一起祷告。斯通纳从这人身边擦过去，站在母亲前面，她的脸在他前面晃着。他透过一团模糊看见母亲在冲自己点头，而且从椅子里站起来。母亲抓住他的胳臂说，“你还是看看你爸吧。”

这么一触碰，轻得他几乎感觉不出来，母亲带着他走到打开的棺材旁边。他向下看去。他一直看着，直到眼睛清亮起来，然后又吃惊地往后退去。他看到的好像是个陌生人的尸体，萎缩了，而且变得很小，脸像一张薄薄的牛皮纸面具，应该是眼睛的地方变成两个深深的黑色的小坑儿。裹住身体的深蓝色的上衣显得离奇地宽大，放在胸上从袖口里伸出的双手像某种动物干枯的爪子。斯通纳转过身面向母亲，他知道自己感觉到的那种恐怖就停留在眼睛里。

“最近一两个星期来，你爸爸的体重减了不少，”她说，“我求他别去田里了，可我还没醒来他就起床出去了。他已经头脑糊涂了。他病得太厉害，都糊涂了，而且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医生说，他大概还能行，否则应付不了。”

母亲说话的时候，斯通纳看得清清楚楚，她这样说的时候，好像自己也快要死了似的，她的一部分好像无可挽回地跟丈夫钻进那个棺材了，已经不再出来。现在他看着母亲，她的脸瘦瘦的，缩了进去，即便在休息的时候，脸都绷得紧紧的，齿尖都从薄薄的嘴唇底下露了出来。她走路时好像没有重量或者力气。斯通纳含含糊糊地说了个词，然后就离开客厅。他走进自己小时候长大的那个房间，在光秃秃的屋子里站着。他的眼睛又热又干，都哭不出来。

他做了些葬礼必须要做的安排，签了几个需要签的文书。像所有的乡下人一样，他的父母有丧葬保险，为此，生活中的很多时候，每星期他们都要留出几美分，甚至在极度需要钱的时期。这几张契约说来有些可怜，是母亲从卧室的一只旧箱子里取出来的，上面镀金的繁复的印刷文字已经斑驳脱落，那张廉价的纸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很脆薄了。他跟母亲谈到未来的事儿，他想让她跟自己回哥伦比亚。房间多得很，而且（他对这个谎言感到痛心）伊迪丝也会欢迎她来做伴。

可是母亲不愿跟他回去。“我会感觉别扭，”她说，“你爸和我——我在这里住了将近一辈子。在别的任何地方我都觉得不安心，不舒服。还有，托贝”——斯通纳想起托贝是父亲多年前雇的那个黑人田间帮手——“托贝说只要我需要他就留在这儿。他在地窖里给自己安顿了个不错的屋子。我们能对付。”

斯通纳跟母亲争辩了会儿，但她不为所动。他终于意识到，她只想等着死，想在她曾经生活的地方死去。他知道，母亲还维护着那个小小的尊严，当她想这样做时在这个过程中能找到的那份尊严。

他们在布恩维尔周边一小块地里埋葬了父亲，斯通纳又跟母亲回到农场。那天晚上他无法入睡。他穿得整整齐齐，走进父亲年复一年干活的那片田地，走到他现在能寻找到的尽头。他努力回想着父亲，年少时就熟悉的那张脸就是不肯出现在他脑海。他在田里跪下，手里抓了把干燥的土块。他把土块捏碎，看着沙子，在月光下黑黑的，土碎了，从手指间流出去。他在裤腿上擦了把手，然后站起来，走回家。还是睡不着，他躺在床上，望着唯一的那扇窗户，直到天亮，直到地上没有任何阴影，直到大地把灰色、贫瘠和无限的空间舒展在他面前。

父亲去世后，斯通纳尽自己最大可能，经常在周末时回农场看看。每次看到母亲，发现她变得越来越消瘦、苍白和沉默，直到最后，看上去好像只有她那塌陷、明亮的眼睛还是有生命的。在她弥留的那几天，她都压根不和他说话了，当她从床上抬头张望时，那双眼睛微弱地闪耀着，偶尔从嘴唇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

他把母亲埋葬在她丈夫身边。葬礼结束，不多的几个追悼者走了后，斯通纳一个人站在十一月的寒风中，看着两座坟墓，一座朝它的重负敞开着，另一座冒出一个土丘，上面盖着薄薄的一层草。他在这块小小的光秃、没有树木的土地上转过身，这块地像承载着其他好多东西一样，也承载着他的父亲母亲。他的目光又越过这片平地，望着农场方向，他就出生在那里，父亲和母亲在那里度过了他们的岁月。他想到年复一年被这片土地压榨付出的代价，而它一如从前——更加贫瘠，也许，更加歉收。一切都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在毫无欢乐可言的劳作中延续着，他们的意志崩溃了，他们的心智麻木了。现在他们都在给予自己生命的土地里安息了。慢慢地，年复一年，土地将接纳他们。慢慢地，潮湿和腐烂将侵扰那副承放着他们尸体的松木棺材，慢慢地，这些将触碰到他们的肉体，最后将消蚀掉他们最后的物质的痕迹。他们将变成执拗的土地毫无意义的组成部分，而在很久以前，他们就把自己献给土地了。

他让托贝在农场待到过完冬季。1928年春天，他把农场交付出售。可以理解的是，托贝继续待在农场，直到农场卖掉了，他种植的不管什么东西都归他所有。托贝尽自己所能把这块地方修整得好好的，并且修补了下那幢房子，重新把那个小谷仓刷了一遍。即便如此，直到1929年春天，斯通纳才找到一个合适的买主。他接受了第一个报价的人，开价两千美元多点。他给了托贝几百美元，八月底，他把剩下的钱寄给岳父，减了些买哥伦比亚那幢房子时欠的钱数。

那年十月，股票市场不景气，本地一些报纸登了不少有关华尔街的消息，以及有关财富毁灭和豪华生活改变的报道。哥伦比亚没有多少人受到触动，这还是一个很保守的社会，城里人几乎没有钱投进股票或者证券生意中。但是全国范围的银行倒闭的消息已经传来，不确定的兆头开始影响到部分城里人，一些农民开始取出他们的存款，还有一些人（在当地银行家的怂恿下）又增加了存款。但是，没有人真正害怕，直到圣路易斯的“商人信托”，一家小型私人银行倒闭的消息传来。

听到这个消息时，斯通纳正在大学食堂吃午饭，他立刻回家告诉了伊迪丝。商人信托银行持有他们家的抵押贷款，而且就是伊迪丝的父亲当董事长的银行。伊迪丝当天下午就给圣路易斯那边打了个电话，跟母亲说了这事。她母亲兴致很高，告诉伊迪丝说，博斯特威克先生向她保证过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过不了几星期，一切都会好起来。

打完电话后过了三天，霍勒斯·博斯特威克就死了，是自杀。一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样心情愉快地走进银行办公室，他跟几个在银行开门营业前来上班的员工打过招呼，跟秘书说他将不接任何电话，然后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锁上门。大约早晨十点的时候，他用一把前一天刚买来、放在公文包里的左轮手枪朝自己的头开了一枪。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但是办公桌上整齐排列好的各种文件告诉了他想要说的一切。他想说的很简单，就是财政已经崩溃。跟波士顿的父亲一样，他做了不明智的投资，不是用自己的钱，而是银行的钱。而且他的崩溃非常之彻底，自己难以想象会获得挽救。最后发现，就在他自杀的那一刻，这场崩溃还不至于完全不可挽救。房地产安定下来后，家里的房子完全没有动，在圣路易斯郊外的一些小型地产足以有小笔收入维持妻子的余生。

但是，这个情况没有及时知悉。威廉·斯通纳接到电话通知说霍勒斯·博斯特威克生意崩溃并自杀后，他把这个消息尽可能以跟伊迪丝冷淡的关系所许可的温柔态度透露给了她。

伊迪丝对待这个消息的态度十镇定，几乎好像早就料到。她看了斯通纳片刻，什么话都没说。接着她摇摇头出神地说：“可怜的妈妈。她该怎么办？一直都有人照顾她。这下她该怎么过？”

斯通纳说：“跟她说——”他尴尬地停顿了下——“跟她说，如果她愿意，可以过来跟我们住一起。她会开心的。”

伊迪丝用一种亲密和蔑视兼有的奇怪表情冲他微笑着。“噢，威利。她宁肯自己一个人老死。你难道不知道吗？”

斯通纳点点头。“我想我知道吧。”他说。

所以，在斯通纳接到那个电话的当天晚上，伊迪丝就离开哥伦比亚去圣路易斯参加葬礼，在那里根据需要尽可能多待些时间。她去了一个星期后，斯通纳就收到一个简短的便条，告诉他要陪母亲一起再住两个星期或者更长。她去了将近两个月，斯通纳一个人跟女儿在那幢大屋子里住着。

最初的几天，房子的空荡让人有种奇怪和出其不意的焦虑。但是很快他就习惯了这种空荡，开始很享受了。不到一个星期，他就知道自己会像这些年一样愉快，当他想到伊迪丝必然还要回来，反而感到非常难过，这点没有必要再对自己掩饰了。

那年春天格蕾斯过了六岁生日，秋天就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了。每天早晨斯通纳都要给她做上学准备，下午他从大学回来，等孩子快要回家时就去接。

六岁时格蕾斯就已经长成一个高高瘦瘦的孩子，头发中的金色盖过了红色，皮肤好得几乎完美无缺，两只眼睛是深蓝色，几乎像紫罗兰了。她既安静又开心，对什么东西都欢欢喜喜的，给她父亲一种类似怀旧的敬意感。

有时格蕾斯会跟邻居的孩子们玩，但更多时候跟父亲坐在那间大大的书房里，他批改作业、读书或者写东西时就看着。她有时跟父亲说说话，两人还会交谈起来——既安静又严肃，那种料想不到的温柔令斯通纳很感动。格蕾斯经常在黄色纸上画些稚嫩又好玩的图画，然后一本正经地拿给父亲看，有时还会拿一年级的阅读课本上的文章大声读给父亲听。晚上，斯通纳把她放在床上，然后又回到书房，他感觉孩子已经不在自己的房间，但知道她在头顶安然睡着，他又很欣慰。他开始以自己隐约想到的各种方式对她进行教育，当孩子在他眼皮底下逐渐成长，当她的脸蛋上开始显露出自己头脑里面运转的聪慧时，斯通纳满怀好奇和爱抚地观察着。

伊迪丝直到第二年一月过后才回到哥伦比亚，所以威廉·斯通纳和女儿独自过的圣诞节。圣诞节的早上，他们互相交换了礼物，送给父亲的礼物是个简单的烟灰缸，虽然他并不抽烟，那是格蕾斯在大学附属的那所谨慎开明的学校里自己做的。斯通纳给她送了一件亲自在城里的一家店铺挑选的新衣服，几本书，还有一套彩色玩具。那天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坐在那棵小树前，说着话，看着树上饰物闪烁的灯光，看着黑绿色的冷杉上的金丝线一闪一烁的，就像埋好了的火。

圣诞节期间，在这个急匆匆的学期有趣而心神不安的暂时休整期，威廉·斯通纳开始意识到两件事：开始知道格蕾斯在他生活中具有多么核心的重要地位；他开始明白自己是有可能成为一名好老师的。

他本来已经准备自认不是个好老师。从慌慌张张地上完新生的第一堂英文课开始，他总觉得自己想实现的目标和课堂上传达的东西之间横着一条鸿沟。他曾希望时间和经验会修补这道鸿沟。然而这两种东西并没有起效。当他在课堂上讲到这些时，那些他深信不疑的事物，对他的背叛却最彻底，那些最生动的东西，在他的表达中却萎靡枯燥，那些最感动他的东西，说出来后却变得冷冰冰的。不称职的想法让他苦不堪言，而且这种感觉慢慢变得根深蒂固起来，就像自己的驼背，成为他的组成部分。

但是，伊迪丝在圣路易斯的那几个星期，他讲课时，发现在内容上完全放开了，忘记了自己的不够格，忘记了自我，甚至忘了眼前的学生。他常常激情迸涌，乃至说话结结巴巴，打着手势，完全忽略了平常左右他说话的演讲声调。刚开始，这种迸发弄得自己心绪难宁，好像会被认为对自己讲的内容太熟悉了，他还向学生们道歉。可是，课后，学生们开始向他围拢过来，而且作业中开始流露出想象力以及某种试探性的爱的启迪等迹象时，他备受鼓舞，继续发挥自己从来没有被教过要做的东西。对文学、语言以及心智神秘性的热爱，在字母和词语的细腻、奇妙、出其不意的组合中，在最漆黑和冰冷的印刷文字中自动呈现出来——这种爱，他曾经深藏不露，好像那是非法和危险的，现在开始表现这种爱了，起先还是试探性的，接着大胆勇敢，最后就完全是自豪地表现了。

他为自己发现的这种可能性既沮丧又深受鼓舞，并非故意，他感觉自己同时欺骗了学生和自己。那些直到那时还能够通过机械的步骤的重复吃力地上完他的课的学生，开始带着迷茫和悔恨的表情看着他，以前那些没有选过他的课的学生开始每节课都来听，在大楼里碰到时还向他点头打招呼。他怀疑迟至十年后，才开始发现自己，他看到的这个形象比自己曾经想象的样子既不足又有些过头。他终于感觉自己开始成为一个教师了，教师不过是这样一个人，对他而言，他的书就是真，对他来说就是给予一种艺术的尊严，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蠢傻、不足或者不够格没有多大关系。这种领悟他无法言传，但是，一旦有了，就会改变自己，所以不会有人弄错它的存在。

因此，当伊迪丝从圣路易斯回来后，她发现斯通纳有点变了，她说不清楚，但立刻就感觉出了。她毫无预兆地乘下午的一趟火车回来，穿过起居室走进书房，丈夫和女儿正安静地坐着。她故意想通过自己忽然出现和改变了的外形让他们两个都大吃一惊。可是当斯通纳抬头看着她时，她从他眼中看到了惊讶，她立刻明白，他才是真正发生了改变，而且看得出，改变如此之深，连她出现的效果都荡然无存了。她暗自思忖，多少有些超然，同时又有些许意外，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了解他了。

斯通纳对她的出现和外形的改变很意外，但是现在已经不会像从前那样让他感动了。他看了看她，然后从桌边站起身，穿过屋子，隆重地去迎接她。

伊迪丝把头发剪短了，上面戴了顶帽子，这种帽子紧紧地包住头发，乃至被剪短的头发像不规则的框子般贴在她的脸上，她的嘴唇涂成鲜艳的橘红色，两块小小的腮红把颧骨衬托得更加尖削。她穿了件短礼服，战后那几年在年轻女子中特别流行，衣服从肩上直垂下来，就到膝盖上方为止。她不自然地冲丈夫微笑着，穿过屋子向女儿走去，女儿坐在地上抬头安静又严肃地看着她。伊迪丝笨拙地跪下膝盖，新衣服紧紧裹着双腿。

“格蕾斯，宝贝，”她说，声音在斯通纳听来既压抑又尖厉，“想妈妈吗？你想过妈妈不再回来吗？”

格蕾斯在面颊上吻了下她，然后严肃地望着。“你看上去不一样了。”她说。

伊迪丝大笑了声，从地板上站起来，双手举过头顶，身子转了一圈。“我穿了件新衣服，穿了双新鞋子，还做了个新发式。你喜欢这个样子吗？”

格蕾斯犹豫地点点头。“你看上去不一样了。”她又说了遍。

伊迪丝笑容绽放，她的牙齿上还残留着一块淡淡的口红的污迹。她转过身面向斯通纳，“我看上去不一样了吗？”

“是的，”斯通纳说，“很有魅力。很漂亮。”

她冲着斯通纳大笑，摇摇头。“可怜的威利。”她说，然后又转身对着女儿。“我是不一样了，我相信。”她对女儿说。“我真觉得不一样了。”

可是，斯通纳知道，她这是在对自己说。那一瞬间，不知怎么，他同时清楚：可能并非故意或者想清楚了，连她自己都不一定知道，伊迪丝正在向他宣告，一场新的战争开始了。

这个宣战是伊迪丝在父亲死后去圣路易斯的“家”里待的那几个星期开始发生的变化的一部分，而且，因为另一个变化，即斯通纳发现自己会成为一个好老师而在内心逐渐酿成的变化加剧了，并最终释放出尖刃和野蛮。

伊迪丝在父亲的葬礼上奇怪地无动于衷。在各种繁复的礼仪上，她都直挺挺地坐着，板着脸，从父亲遗体旁边过去时表情毫无改变，遗体在装饰华丽的棺材里显得雍容华贵，丰满圆胖。可是在墓地，棺材沉入用人工草席遮掩的狭窄的土坑时，她低下那张没有表情的脸，捧在手中，直到有人碰了下她的肩膀才抬起。

葬礼过后，她在自己从前住过的老房子里待了几天，那是她从小长大的房间。她只是在早饭和晚饭的时候才见到母亲。客人们都以为她是因为悲伤而离群索居。“他们是很亲近的，”伊迪丝的母亲费解地说，“要比表面看上去更亲近。”

可是，在那间屋子里，伊迪丝随意地走来走去，好像是第一次进来，抚摸着墙壁和窗户，试探着它们的坚固程度。她有一只装满了从阁楼上拿下来的童年时代的东西的箱子。她翻遍梳妆台的抽屉，这些抽屉十多年来未曾动过。她怀着某种愉悦的闲情逸致翻看着自己的东西，亲抚着它们，把东西这样那样转来转去，带着几近仪式感的关怀检查着，好像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时间。她无意中发现了童年时收到的一封信，从头到尾读了遍，好像是第一次读。她又看了一个早已忘记的玩具人，她冲着玩具微笑，抚摸着脸蛋上过彩的瓷质，好像又变成了收到一件礼物的孩子。

最后，她把所有童年时代的东西整整齐齐地排成两堆。一堆是自己收集的玩具和小玩意儿，还有学校朋友的私密照片和书信，以及一段时间从远方的亲戚那里收到的各种礼物。另一堆是父亲送给她，或者直接间接与他有关的东西。她对这堆东西格外上心。她有条不紊，无动于衷，既不生气也不高兴地把这些东西逐一放在这里，然后彻底捣坏。信件和衣服，包括那些玩偶上的填充物，针垫和照片，她放在火炉里烧了，玩偶，陶泥和瓷质的头、手、胳臂、脚，她都在火炉上捣成粉末。焚烧和捣碎后残存的东西，她扫成一堆，从自己卧室旁边的卫生间的池子里冲下去。

这桩活儿干完后——屋里的烟雾消除了，炉台打扫了，不多的几件残余物品放回五斗柜里——伊迪丝·博斯特威克·斯通纳坐在自己的小梳妆台前，看着镜子里的模样，镜子的银光背面很薄，而且已经斑驳脱落，所以，照出的她的形象并不完整，或者压根儿就照不出来，弄出的她的脸的样子残缺不全，很好玩。她已经三十岁了。青春的光泽开始从她的头发上掉落，细细的皱纹开始出现在眼睛周围，脸上的皮肤开始紧紧地绷在尖削的颧骨周围。她冲镜子里的形象点了点头，突然站起来，走下楼，愉快地而且简直亲密地跟母亲说起话来，这可是几天来第一次这样。

她想（她说）要让自己内心有个改变。她这个样子已经太久了。她说起自己的童年，说起自己的婚姻。从她讲出来但又模糊和不确定的东西里，逐渐确定出一个自己渴望实现的样子。跟母亲在圣路易斯待的差不多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她决心全力以赴地去实现那个愿望。

她从母亲那里借了笔钱，母亲权当冲动之下送了件礼物。她买了整套全新的衣服，把自己从哥伦比亚带来的衣服全烧了；她把头发剪短了，做成当时流行的式样；她买来化妆品和香水，每天在自己的屋子里学着使用。她学会了抽烟，她训练出一种全新的说话口吻，那是一种冷淡、含糊的英国味道，而且略微有些尖利。她带着这些控制得游刃有余的外在变化以及内心另一种隐秘和潜在的变化回到哥伦比亚。

回到哥伦比亚的最初几个月里，她活跃得近乎暴躁，似乎再也没有必要对自己假装病了或者虚弱不堪。她参加了一个小型剧团，热情地投入到分配给自己的工作中，她设计、描画舞台背景，给剧团筹集资金，甚至还在制作方面发挥着一些小作用。斯通纳下午回家时，发现客厅里坐满了她的朋友，这些陌生人都看着他，好像他是一个擅入者，他对这些人礼貌地点点头，就退到自己的书房中去了，在那里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闷声闷气地在慷慨激辩，就在墙壁那边。

伊迪丝买了架二手的直立式钢琴，放在起居室里，靠着把这间屋子与斯通纳的书房隔开的那面墙。她在结婚前不久就放弃了钢琴，现在几乎是重新开始，练习着音阶，辛苦地做着对她来说已经太困难的练习，有时一天弹两三个钟头，经常是在晚上，把格蕾斯放到床上后弹。

斯通纳邀请到他书房里谈话的学生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而且聚会更加频繁。伊迪丝不再满足于继续待在楼上，远离这些聚会。她执意要给他们斟茶倒咖啡，做完后就自个儿坐在房间里。她说话高声，一派开心的样子，设法把话题转到她在小剧院的工作，或者她的音乐、绘画、雕塑上来，后者（她宣布）自己将重新捡起来，只要一找到时间。这些学生既不解又难为情，渐渐不来了，斯通纳开始在大学咖啡馆或者散布在校园周围的某家小咖啡店里请他们喝咖啡聚会。

他没有跟伊迪丝讲起自己的新动向，她的活动在他心里只是激起一些小小的烦恼，她好像很开心，尽管也许有那么点故意的味道。最终，是他自己对伊迪丝选择的新的生活方向负有连带责任。他已经无法从他们一起的生活以及婚姻中为她找到任何意义。因此，对她来说去追寻在那些与他毫无关系的领域里自己能找到的意义，并且走上他无法追随的道路，就是合情合理的了。

作为一个老师，斯通纳取得了崭新的成功，而且在优秀的研究生中日益受欢迎，在这一事实的大胆激励下，1930年夏天，他开始着手写一本新书。现在，他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都在书房里度过。他和伊迪丝两人互相还保留着共用那间卧室的表面默契，但他很少去那间屋子，晚上更不去。他就睡在书房的沙发上，甚至把衣服放在他在书房一角打造的一个小小的壁柜里。

他可以跟格蕾斯在一起。跟母亲第一次长时间不在身边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养成的习惯一样，孩子很多时候都跟父亲在书房里待着。斯通纳甚至给她支了张桌子和椅子，这样她就有个地方可以读书和做家庭作业了。他们一起吃饭的次数比不止两个人的时候要多。伊迪丝经常长时间不在家里，不出去的时候又频繁地举办小型派对招待剧团的那些朋友，这些聚会根本不把一个小孩的存在当回事儿。

后来，忽然间，伊迪丝开始在家里待着了。他们三个人又开始一起吃饭，伊迪丝甚至做出一些举动，想收拾屋子。屋子很安静，连那架钢琴都不使用了，所以琴键上蒙了层灰尘。

他们很少谈论自己或者互相谈论时，又进入一起生活的那个点，以免让他们一起生活的那个微弱的平衡打破。所以，在长时间的犹豫和对后果反复考虑后，斯通纳终于问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他们坐在餐桌边，格蕾斯找了个借口，拿了本书回到斯通纳的书房。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伊迪丝问。

“你的朋友们，”斯通纳说，“他们有段时间没来了，你好像也不再参与你们的戏剧工作。我只是纳闷，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伊迪丝差不多用一种男性的姿态，从身边自己的烟盒里抖出一根烟，用她抽了一半的另一根烟头点燃。她深深地吸了口，没有从嘴唇上拿掉烟，然后把脑袋向后仰过去，这样，当她看着斯通纳时，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缝，带着好奇和算计的神情。

“没出什么事儿，”她说，“我只是厌倦了他们和那种工作。难道总有那么多坏事儿吗？”

“不是，”斯通纳说，“我只是觉得也许你感觉不舒服了或者什么的。”

他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然后迅速离开饭桌回到书房，格蕾斯正坐在自己的书桌旁边，全神贯注地看着书。桌灯的光亮在她的头发中闪烁着，投射出她那张严肃的小脸清晰的轮廓。去年来，她成熟多了，斯通纳想，顷刻间一种小小的舒服的伤感涌上喉头。他笑了笑，静悄悄地朝自己的桌子走去。

没过多久，他就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了。黄昏之前，他已经赶完了例行的课堂工作，作业批改好了，未来整整一周的讲稿都准备好了。他想，晚上接下来的时间，以及未来几个晚上，他将有空闲时间写自己的那本书。他要在这本新书里写什么，目前还不清楚，总体上，他希望能超越第一部著作，无论时间还是跨度。他想研究英国文艺复兴，同时把古典和中世纪的影响的研究延伸到那个时代。他还处于规划研究阶段，而且这个阶段给了他巨大的快感——从各种备选方法中进行选择，某些手段的否定，掩藏在各种未曾探索过的可能性中的神秘和不确定性，选择的后果……可以预见的各种可能性让他欣喜备至，自己都心神不安。他从桌边站起来，踱了会儿步，然后怀着压抑的愉悦心情跟女儿说起话来，女儿从书本上抬起头，应答着他。

女儿感染了他的情绪，他说的几句话逗得孩子哈哈大笑。接着两个人一起毫无意义地笑起来，好像都成了小孩子。忽然，书房的门打开了，从起居室里照过来的强光像溪水般流进书房每个暗淡的角落。伊迪丝的身影出现在那片光中。

“格蕾斯，”她吐词清晰又缓慢地说，“父亲要工作了。你别打搅。”

斯通纳和女儿刹那间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撞入吃惊不已，两个人既不动弹也不说话。接着斯通纳又应付着说：“没事儿，伊迪丝，她不影响我。”

他好像无话可讲了，伊迪丝说：“格蕾斯，听见我说的了吗？赶快出来。”

格蕾斯满脸困惑，从椅子上下来，穿过书房。走到正中间时，她站住不动了，先是看看父亲，又看看母亲。伊迪丝又发话了，但斯通纳设法打断她。

“没关系，格蕾斯，”他尽量温柔地说，“没关系。到你妈妈那儿去吧。”

格蕾斯穿过书房门，走进起居室时，伊迪丝对丈夫说，“这孩子太放任自流了。这样沉默寡言、怕羞内向对她来说太不自然了。她一个人待的时间太久了。她应该更活泼些，多跟同龄的孩子玩。你难道没有看出她多不开心吗？”

不等斯通纳回答，她就关上了门。

斯通纳好长时间都没有动一下。他盯着书桌，上面摆满了笔记和打开的书。他慢慢穿过书房，漫无目标地重新规整了下那些纸张和书籍。他站在那里，皱着眉头，站了好几分钟，好像在努力回想什么。接着他又转过身，走到格蕾斯的小桌前，他在桌前站了片刻，就像站在自己桌前那样。他关了桌上的灯，于是桌面变成一片灰色，没有了生命，接着他走过去来到沙发前，躺在沙发上，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

他的心头渐渐升起某种憎恶感，所以，又过了好几个星期他才肯在心里承认伊迪丝干的事；当他最终确认了那种承认时，自己几乎毫不惊讶。伊迪丝是施展这种聪明和技巧进行竞争的高手，他还找不出合理的证据抱怨。那天晚上，她突然而且几乎是残忍地撞进书房后，回想起来这种撞入貌似一场意外的袭击，此后，伊迪丝的策略变得更加曲折，更加悄无声息和克制。这种策略把自己伪装成爱和关心，所以，他根本无可反击。

现在，伊迪丝几乎整天都待在家里。早上和晌午的时候，格蕾斯在学校期间，她全身心地投入，来重新装饰格蕾斯的卧室。她把那张小桌从斯通纳的卧室里搬走，重新倒饬，刷成一种浅粉红色，在桌面的边上装了一道宽宽的配着波浪纹丝缎的带子，这样一来，它跟孩子长期使用的那张桌子已经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了。一天下午，格蕾斯默默地站在她身旁，伊迪丝翻遍了斯通纳给孩子买的所有衣服，把大多数衣服都给拆解了，答应格蕾斯这个周末两人进城用更合适、“更女孩子气”的东西去换掉这些碎片。她们还真去了。下午晚些时候，虽然疲惫但又洋洋得意的伊迪丝带着一个大包裹和精疲力竭、穿了件浆得干硬、有着无数褶饰的新衣服、极不自在的女儿打道回府，在泡泡裙边下面，女儿的两条细腿像可怜的柴棍般踉跄着。

伊迪丝给女儿买了许多娃娃、玩具，女儿跟这些东西玩儿时她就在身边走来跑去的，好像这样做就是尽责任；她开始给孩子上钢琴课，孩子练习时她们并排坐在条椅上；她只是在非常偶然的场合，给孩子办几场小小的聚会，都是邻居的孩子参加，都穿着僵硬、正式的衣服，都心怀恨意，闷闷不乐。她还严格监控女儿阅读、做家庭作业，绝不允许孩子学习，除非在她指定的时间里。

现在，伊迪丝的客人都是街坊邻居的母亲们。她们早晨就过来，在孩子们上学的时间喝咖啡、聊天。下午，她们又带来自己的孩子，看着孩子们在宽敞的起居室里玩耍，在玩耍和奔跑声中漫无目标地聊着天。

有那么一次，噪声中出现了一阵暂时的宁静，斯通纳听到伊迪丝说：“可怜的格蕾斯。她那么喜爱父亲，可他却没有多少时间花在她身上。他总是忙工作，你们知道。他又开始写一本新书……”

他有些好奇，而且几乎是超然地看着自己的手，这双手捧着一本书，开始颤抖起来。等他把双手深深地塞进衣服兜里，紧紧攥住，握着放在兜里控制住后，双手才不再颤抖。

现在斯通纳已经很少见到女儿。三个人经常一起吃饭，但在那种场合他几乎不敢跟女儿说话，因为如果他说了，格蕾斯回答了，伊迪丝很快就会找到什么茬子说格蕾斯坐在桌边的姿势不对，或者坐在椅子里样子不好，话说得那么尖刻，在随后吃饭的时间里女儿沉默不语，垂头丧气。

格蕾斯本来就纤细的身子变得越来越瘦，伊迪丝有时温和地嘲笑她“正在长大但还没有出脱”。她的目光越来越戒备，几乎是警惕了，曾经那么文静的表情，现在有时隐隐约约透露出郁郁寡欢，另一方面又开心和活跃得快要滑向歇斯底里的边缘。她已经很少微笑了，虽然经常放声大笑。她微笑的时候，好像一个幽灵从脸上飘然掠过。有一回，伊迪丝在楼上，斯通纳和女儿迎面从起居室里相遇。格蕾斯冲他羞怯地笑了笑，他不由自主地在地板上跪下来，抱住孩子。他感觉格蕾斯身子僵硬，发现她的脸上茫然无措，而且有些害怕。他温柔地站起来离开孩子，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然后就退回书房了。

那天早上这事过去后，他在餐桌旁一直坐到格蕾斯去上学，即便他知道九点的课会迟到。看着格蕾斯走出大门后，伊迪丝还没有回餐室，他知道她在躲自己。他走进起居室，妻子坐在沙发的一头，端着一杯咖啡，手里拿着一根烟。

他开门见山说：“伊迪丝，我不知道格蕾斯怎么了。”

顷刻间，她好像捡到了话头，说：“你什么意思？”

他自行坐到沙发的另一端，跟伊迪丝离得远远的。一种无奈感涌上心头。“你知道我的意思，”他疲惫地说，“我们还是放了她，别把她逼得太厉害了。”

伊迪丝在杯托里把手里的烟拧灭了。“格蕾斯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她现在有许多朋友，忙的事儿多着呢。我知道你很忙，顾不上这些事，可是——你肯定看出来了，最近她外向多了。而且经常笑声不断。以前她可从来不笑的。几乎不笑。”

斯通纳饶有兴致地看着她。“你相信吗？”

“我当然相信了，”伊迪丝说，“我是母亲。”

而且她真的相信，斯通纳意识到。他摇摇头。

“我心里始终不肯承认这点，”他有些镇定地说，“但你其实挺讨厌我，是吗，伊迪丝？”

“什么？”她话音中透出的惊奇是真的。“噢，威利！”她清晰地放声大笑，而且抑制不住。“别犯傻了。当然不讨厌。你是我丈夫。”

“不要利用孩子，”他抑制不住声音的颤抖，“你再也没有什么可利用的了，你知道这点。其他任何东西。可是，如果你继续利用格蕾斯，我就要——”他没有把话说完就打住了。过了会儿，伊迪丝说，“你想要什么？”她平静地说，没有任何挑战意味。“你能做的无非是离开我，而你永远不会这样做。我们都知道这点。”

他点点头。“我想你是对的。”他什么也不看地站起来走进书房。他从壁柜里取出外套，从旁边的桌子上拿起公文包。当他穿过起居室时，伊迪丝又跟他说话了。

“威利，我并不想伤害格蕾斯。你应该知道这个的。我爱她。她是我亲生的女儿。”

他知道这话是真心的，她是爱着孩子。这种真切的顿悟几乎让他要哭出来。他摇摇头，走了出去，踏进外面的恶劣天气中。

晚上，他回家后发现，白天的时候，伊迪丝在本地一个杂工的帮助下，把他的所有东西都搬出书房，把他的书桌和沙发全都挤压在起居室的一个角落里，然后用他的衣服、纸张和所有的书围起来。

因为在家里要待的时间更多，伊迪丝决定（她告诉他的）重又捡起绘画和雕塑爱好。斯通纳的书房，由于光线从北边照来，能够给她送来屋里唯一真正优质的照明效果。她知道他不会介意挪动，他可以用屋后那间玻璃装饰的向阳的门廊，那里要比书房离起居室更远些，将更加安静，适合做自己的事情。

可是那个玻璃门廊太小了，无论如何摆放，都放不下他的那些书，而且也没有空间摆放曾经放在书房里的桌子或者沙发，所以他只好把这两样东西都存在地窖里。冬天的时候，很难在那间玻璃门廊里取暖，夏天的时候，他知道，太阳会透过围住门廊的玻璃板照射进来，所以，那里将几乎无法待下去。但他仍然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月。他弄来一张小桌，权当书桌使用。他又买了个便携式散热器，稍微缓解下晚上透进薄薄的楔形护墙板的冷气。夜里，他就裹一条毯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睡了。

过了几个月相对平静但并不舒服的日子后，当斯通纳下午从大学回来后，他开始发现，七零八落地有些家用碎东西——比如破损的灯，地毯碎片，小匣子，小装饰品的盒子——胡乱扔在他目前当书房用的房间。

“地窖里太潮湿了，”伊迪丝说，“全都毁坏了。我把它们在这里放一段时间，你不介意吧？”

春天的一天下午，斯通纳冒着瓢泼大雨回到家里，发现好像一块玻璃破了，雨损坏了他的好几本书，而且弄得他的许多笔记字迹看不清了。几个星期后，他进去时发现格蕾斯和她的几个朋友被放进那间屋子里玩儿，而且还发现，更多的笔记和那部新书的前几页手稿被撕掉，完全损坏了。“我只是让他们进去待一会儿，”伊迪丝说，“他们总得找个地方玩儿。可是我想不出去哪儿好。你应该告诉格蕾斯。我跟她讲过你的工作有多么重要来着。”

斯通纳后来也不追究了。他尽可能把更多的书搬到大学自己的办公室，那间办公室是跟另外三个年轻讲师共用的。从那以后，他在大学里待的时间跟以前在家里待的时间一样多了，只是当渴望尽快看一眼女儿或者想跟她说句话的孤独感让自己无法继续在办公室待下去时，才早早回家。

可是他在办公室里的空间只能容纳一小部分书，手稿书写工作经常因为没有必要的文本参考而中断，而且他的一个办公室同事，一个非常热情的年轻人，有晚上安排学生讨论的习惯。那些在整个办公室里举行的咝咝咝的艰苦谈话经常让他分心，他发现很难全神贯注。他对自己那本书的写作也没有了兴致，工作进展缓慢，几乎要停滞了。最后，他意识到，那已经成为一个避难所，一个港湾，一个晚上去办公室的借口。他阅读、研究，终于从中找到了点儿安慰，找到了点儿乐趣，甚至那个古老的愉悦的幽灵，也在他做的其中，这是一种没有具体目标的学问探求。

伊迪丝早已松懈了她的追求和对格蕾斯着迷般的关心，所以，这孩子又开始偶尔笑一笑，甚至能放松地跟他说说话了。这样，他发现生活下去不仅是可能的，甚至偶尔有些欢乐也是可能的。

英文系临时系主任，这个职位，在阿切尔·斯隆去世后由戈登·费奇担任，后来一年又一年地顺延，直到系里所有的人都渐渐习惯了一种漫不经心的无政府状态，因此有时有些课排进计划，有人去教，有时做出几项新的员工任命，系里微不足道的小事备受关注，在这种状态下，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总体上大家都能理解，要尽快任命一个新的长久的系主任，这样就可以让费奇接任文理学院的院长，这个职位他其实还没有掌握实权。乔赛亚·克莱蒙特威胁不会死，虽然在大楼里已经很少再见到他蹒跚而行。

系里的员工都各行其是，教着前一年上的课，课间互相串串办公室的门子。他们只在每学期开始的时候才集体正式聚会一次，戈登·费奇称之为临时系务会。在那种场合，研究生院的院长会给发些备忘录，要求他们给快要完成学业的研究生举行答辩和论文考试。

这种考试占去斯通纳越来越多的时间。让他吃惊的是，作为一个老师，他开始享受某种的适度的声望了，他得拒绝要来上他开的拉丁传统和文艺复兴文学的研究生班的学生，他的本科生概论课总是人满为患。几个研究生要求他指导论文，还有些请他担任自己的论文答辩会委员。

1931年秋季，研讨班甚至在报名之前就差不多人满了，许多学生在前一学年末或者暑期就安排好了上斯通纳的课。新学期开始一个星期，而且在研讨班已经举行过一次讨论后，一个学生走进斯通纳的办公室，请求允许上这门课。

斯通纳坐在办公室桌前，眼前放着一份研讨班的学生名单，他正打算为他们确定研讨班的任务，这是桩很棘手的事儿，因为许多人都是新生。这是九月的一天下午，他开着靠桌的窗户，大楼的正面沉浸在阴影中，所以，前面的绿色草坪映现出大楼的精确形象，半圆形的拱顶和不规则的屋顶轮廓线让绿色变得更暗淡，不知不觉地向外爬出校园，留在外面。一阵凉爽的微风穿过窗户流进来，带来秋天清新的芳香。

一阵敲门声传来，他转向开着的门说，“进来。”

从过道的黑暗中闪出一个人影出现在办公室的明亮中。斯通纳对着那片黑暗昏昏欲睡地眨巴了几下眼，认出是一个学生，他在楼道里见过，但并不认识。这个年轻人的左臂僵硬地垂在体侧，走路时拖着左脚。他脸色苍白，面庞圆乎乎的，角质边的眼镜也是圆的，稀薄的黑发在一侧精准地分开，紧贴着倒向圆圆的头骨。

“是斯通纳博士吗？”他问道，声音细弱又短促，他说话时发音清清楚楚。

“是的，”斯通纳说，“你找个椅子坐会儿吧？”

年轻人放低身段坐在斯通纳办公桌旁边的一把木质靠背椅里，他的双腿呈一条直线状伸出来，那只永远拧成一个半握拳头的左手，放在那条腿上。他笑着，快速地摆着脑袋，用一种奇怪的自贬口吻说：“你也许不认识我，先生，我叫查尔斯·沃尔克。我是二年级的博士生，协助劳曼克思博士工作。”

“哦，沃尔克先生，”斯通纳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嗯，我来这儿是想请你帮个忙，先生。”沃尔克又笑了，“我知道你研讨班的人已经满了，可是我非常想上这门课。”他停顿了下，然后直截了当地说，“劳曼克思博士建议我来跟你说一说。”

“我明白了，”斯通纳说，“你主攻的专业是什么，沃尔克先生？”

“浪漫派诗人，”沃尔克说，“劳曼克思博士将担任我的论文导师。”

斯通纳点点头。“你打算多久完成必须的课业要求？”

“我希望在两年内吧。”沃尔克说。

“哦，这样会更从容些。”斯通纳说。“我每年都开研讨班的课。现在真是太满了，作为一个研讨班几乎都办不下去了，不止一个人要完成这个活儿。如果真想上这门课，你干吗不等到明年呢？”

沃尔克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嗯，坦率地讲，”他说，然后又绽放出微笑，“我是一场误会的受害者。当然，全是我的错。我没有想到每个博士生为了拿到学位至少得上过四个研讨班的课，我去年压根就没有上过一个班。你知道，他们不许每学期选修的研讨班课超过一个以上，所以，如果要两年内毕业，我这个学期就得选一门研讨班的课。”

斯通纳叹了口气。“我知道了。所以你并不是真正对拉丁传统的影响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了？”

“噢，感兴趣，先生。真的感兴趣，这门课对我的论文会有很大帮助。”

“沃尔克先生，你应该知道，这是一门非常专业化的课，我并不鼓励人们去听，除非他们有特别的兴趣。”

“是的，先生，”沃尔克说，“我向你保证，我真的有特别的兴趣。”

斯通纳点点头，“你的拉丁文怎么样？”

沃尔克晃了晃头。“哦，挺好，只是，我还没有参加拉丁文考试，但阅读拉丁文没问题。”

“你会法语或者德语吗？”

“噢，会，先生。同样，我还没有参加考试，我想今年底同时都能过，不过，我能流畅地阅读这两种语言。”沃尔克停顿了下，又补充了一句：“劳曼克思先生说，他认为我肯定能跟上研讨班的课。”

斯通纳叹了口气。“很好，”他说，“大量的阅读内容都将是拉丁文学的，有少量法语和德语，但没有这些你也能过。我会给你一个阅读书目，下周三我们再商量你的研讨题目。”

沃尔克热情地谢过斯通纳，然后有些困难地从椅子里站起身。“对付阅读我不会有问题，”他说，“我向你保证，让我上你的课，你不会后悔的，先生。”

斯通纳看着他，微微有些惊讶。“这种情况我还没碰到过，沃尔克先生，”他干巴巴地说，“星期三见。”

研讨班的课在杰西楼南侧的一间小小的地下室里开起来。阴湿但不见得多么难闻的气味从水泥墙里渗出来，在光秃秃的水泥地板上，脚步发出空洞的细音拖过去。仅有的一只灯泡从屋子正中间的天花板上挂下来，发着光芒，所以，那些在正中间坐在带桌椅子里的学生在那道强光中昏昏欲睡，但墙壁都呈暗灰色，角落里几乎全为黑色，好像光滑、没有涂过颜色的水泥吸着从天花板上倾斜而下的光。

在第二次星期三的研讨班上，斯通纳晚几分钟走进教室，跟学生们讲完话后，他开始把书和纸摆在那张方方正正地矗立在一堵黑墙中心位置前脏乎乎的橡木桌上。他看了眼散落在教室各处的这一小群人。有些他认识，有两个博士生，他负责指导他们的学习，另外四个是系里的硕士生，跟他读完本科生的课，剩余的学生有些是想拿现代语言的高级学位的候选生，有一个是在写经院哲学论文的学哲学的学生，另外一个是位中年妇女，一个高中老师，想利用公休时间拿一个硕士文凭，最后一个是位长着黑头发的年轻女子，系里新来的讲师，在东部一所大学读完必修课程后，在完成一篇论文期间找了份工作干两年。她问斯通纳能不能来听研讨班的课，他同意说不妨来听听。查尔斯·沃尔克不在这群人中。斯通纳等了好几分钟，翻阅着那些稿纸，后来他清了清嗓子说开始讲课。

“在第一堂课上，我们讨论了这门课的范围，决定把中世纪拉丁传统的研究限定在文科七艺的前三艺上——即语法、修辞和论理。”他停顿了下，看着这几张脸——带着试探、好奇的表情，如同面具——全专心向着他，听着他讲的内容。

“这种限定对你们中的某些人来说也许严苛得有些愚蠢，可是我不怀疑，我们会发现有足够多的东西可供我们掌握，哪怕只是浮光掠影地追溯下这三学科到16世纪。重要的是我们会认识到语法、修辞、论理这些艺术对一个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的人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在当代只能隐隐约约感觉到这点，即便没有受过历史想象力的训练。对这样一个学者而言，举例说，语法艺术就不仅仅是一种对言语各个部分的机械处理。从希腊化时代晚期到整个中世纪，对语法的研究和实践不仅仅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到的‘书面的艺术’。同时还包括，而且这点变得至为重要，包括诗歌技术得体性的研究，对诗歌形式和内容的诠释，以及风格的微妙特点，乃至区别于修辞的东西。”

他感觉自己对这个主题渐渐热络起来，发觉几个学生已经向前倾过来，停下来不记笔记了。他继续说：“再者，如果我们生活在20世纪，被问到这三艺中哪项最重要，我们可能会选择论理，或者修辞——我们最不可能选择的是语法。可是罗马和中世纪的学者——包括诗人——几乎肯定会认为语法最重要。我们必须记住——”

一声响亮的噪音打断了他的演说。门打开了，查尔斯·沃尔克走进教室；他关门时夹在那条残疾的胳臂底下的书滑落下来，砸到地板上。他笨拙地弯下腰，那条坏腿在身后拖着，慢慢地收拾起书和纸。接着他自己把身子拉直了，拖着步子走过教室，他的脚刮擦光水泥地时发出一阵响亮刺耳的嘶嘶声，在教室里听上去空洞地咝咝作响。他在前排找了把椅子坐下。

沃尔克把自己弄安稳了，把带椅桌上的纸和书都弄整齐后，斯通纳继续往下讲：“我们必须记住，中世纪的语法概念要比古希腊晚期或者罗马时代的概念更宽泛。它不仅包括正确讲话的科学和诠释的艺术，同时还包括现代的类比、词源学、陈述、结构的方法，诗体所许可的条件，以及那种条件下的多种例外——甚至隐喻语言或者言语的修辞格。”

斯通纳继续继续讲着，勾勒着他名之为语法的范畴，这时他的目光从全班同学头上掠过去，他发觉，沃尔克进来时他忘了要讲的东西，而且也知道得过会儿才能说服它们自行出来。他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好奇地落在沃尔克的身上，他急躁地记了会儿笔记后，逐渐把铅笔扔在笔记本上，眼睛盯着斯通纳，带着一丝茫然的不悦。沃尔克终于举起手，斯通纳说完刚开了个头的句子，朝他点点头。

“先生，”沃尔克说，“请原谅我，我真不懂。怎么可能——”他停顿了下，让嘴巴绕着那个词扭曲起来，“语法跟诗歌有关系？我是说本质的关系。真正的诗歌。”

斯通纳温和地说：“在你进来之前，我就解释过了，沃尔克先生，语法这个术语对罗马和中世纪的修辞学家而言，都有着比今天更为宽泛综合的意义。对他们来说，语法意味着——”他停顿了下，意识到他又要重复刚才讲的部分了，他感觉学生们开始烦躁地骚动起来。“我认为，这种关系，随着我们继续讲下去，等我们看到文艺复兴中后期的诗人，甚至剧作家是何等受惠于拉丁的修辞学家后，你就会越来越清楚。”

“他们全都这样吗，先生？”沃尔克笑着在椅子里向后靠过去。“萨缪尔·约翰逊不是说过莎士比亚本人跟拉丁文和希腊传统都没多大关系吗？”

当某种尽量克制的笑声在教室里扰动时，斯通纳感觉一种怜悯涌上心头。“你当然是指本·琼森了。”

沃尔克摘掉眼镜，擦了擦，无奈地眨了几下眼。“当然了，”他说，“舌头打滑了。”

虽然沃尔克打断了好几次，斯通纳还是设法把课讲完，没有碰到太严重的困难，还能顺当地布置第一篇报告的作业。这堂课他提前将近半个小时就结束了。看到沃尔克拖着腿脸上挂着一丝不变的咧嘴而笑的表情向他走来时，他就匆忙离开教室。他咔嗒咔嗒地从地下室踏上木楼梯，然后一次登上两级通向二楼的光滑的大理石楼梯。他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沃尔克像狗一般慢腾腾地尾随其后，试图在他飞翔的时候追上来。一股羞愧和内疚感从心中急速地奔涌而出，弥漫全身。

到了第三层后，斯通纳直接走进劳曼克思的办公室。劳曼克思正跟一个学生谈话。斯通纳把脑袋伸进门去说：“霍利，你们结束后我能过来找你一会儿吗？”

劳曼克思和蔼地招招手。“进来吧。我们马上就谈完了。”

斯通纳走进去，当劳曼克思和那位学生在说着最后几句话的时候，他假装看着放在书架上的那一排排书。学生走了后，斯通纳在学生空下的那把椅子里坐下。劳曼克思好奇地盯着他。

“是一个学生的事儿，”斯通纳说，“查尔斯·沃尔克。他说是你打发过来找我的。”

劳曼克思把手指尖扣在一块儿，边点头边专注地望着指尖。“没错。我确实建议过，他也许会在你的研讨班上受益匪浅——什么专题来着——拉丁传统。”

“你能给我介绍些他的情况吗？”

劳曼克思抬起头不看手了，盯着天花板，下嘴唇英明地伸出来。“是个好学生。一个极其出色的学生，我可以这样说。他在写有关雪莱和古希腊理念论的论文。可以想象将非常精彩，真的很精彩。可能算不上人们所说的那种——”他在斟酌这个词时稍事犹豫，“扎实过硬，但肯定极具想象力。你询问他的情况有什么具体原因吗？”

“有，”斯通纳说，“他在今天专题研讨班上的举止相当鲁莽。我在想，其中是否有什么特别用意，不禁让我联系起来。”

劳曼克思刚才还摆出的和蔼消失了，那副更为熟悉的嘲讽式面具从他脸上溜过。“噢，这个，”他带着一丝冷淡的微笑说，“年轻人都是这样，莽撞又傻乎乎的。由于各种你可以理解的原因，沃尔克有些怕生，这很尴尬。所以有时会表现出防卫性，而且过于武断自信。跟我们大家一样，他有自己的问题。但是我希望，不要根据他那些完全可以理解的心理困扰来评判他的学术和批评能力。”他直视着斯通纳说，带着某种欢快的恶意，“你也大概注意到了，他是个跛子。”

“也许吧。”斯通纳意味深长地说。他叹了口气，从椅子里站起来。“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此受到关注，真是太快了点。我只是想来跟你确认下。”

忽然，劳曼克思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几乎带着因为压抑着愤怒而导致的颤抖。“你会发现他是一个超常的学生。我向你保证，你会发现他是个出色的学生。”

斯通纳凝视了他片刻，不解地皱着眉头，然后点了点头，走出房间。

研讨班每星期聚一次。最初的几次课堂聚会，沃尔克总是用各种问题和意见打断授课，而这些问题和评论让人很为难，远远超出了讨论的主题，以至于斯通纳在如何应对这些东西时不知所措。很快，沃尔克的问题和声明就迎来哄堂大笑，或者被学生自己就尖刻地予以蔑视掉，过了几个星期，当研讨班的同学在他周围群情激动时，他就完全不说话了，只是坐在那里，面带难以释怀的愤慨和遭到侮辱后的清高劲儿。斯通纳心想，如果沃尔克的愤怒和憎恨中，有什么东西不要如此赤裸裸，那样也许还会显得很有趣。

虽然有沃尔克搅局，研讨班的教学还是很成功的，是斯通纳教过的最好的课之一。几乎从一开始，这门课的主题的意味就抓住了学生，当一个人发觉近在手边的主题其实就在一个更宏观的主题的中心里，而且当一个人强烈地感觉到对这个主题的探寻很可能引向——什么地方，人们还并不知道时，都会有种恍然若悟的感觉。研讨班自发组织，而且学生都极其投入，斯通纳自己都变成了其中的一员，跟他们一样勤奋地探究着。甚至那位旁听生——那位完成自己的论文期间在哥伦比亚暂时逗留的年轻助教——都提出能否做一个研讨题目的报告。她认为，自己偶然遇到的东西或许对别人也有价值。她名叫凯瑟琳·德里斯科尔，大概二十八九岁的样子。斯通纳从来没有真正注意过她，直到下课后跟他说起做报告的事，并问他自己的论文写完后是否愿意读一读，这才留心起来。斯通纳说很乐意她做报告，也很乐意读她的论文。

研讨班的报告计划安排在本学期的后半段，即圣诞假期过后。沃尔克报告的题目是“古希腊历史主义和中世纪拉丁传统”，应该在本学期早些时候做，但一直拖着，跟斯通纳解释说，很难找到需要的参考书，大学图书馆里借不着。

可以理解，德里斯科尔小姐，作为一个旁听生，将在正式注册学生做完后才会做自己的报告。但是，斯通纳同意研讨班报告的最后一天，在本学期结束前两周截止，沃尔克又恳求允许他宽限一周：他生病了，眼睛不舒服，一本最关键的著作还没有通过馆际借阅拿到手。所以，德里斯科尔小姐就在沃尔克空出的那天做了报告。

她的报告题目是“多纳图斯与文艺复兴悲剧”。她的中心论点是莎士比亚对多纳图斯传统的借鉴，这种传统在中世纪时代的语法和各种手册中持续存在了很久。她开讲后没多久，斯通纳就知道这个报告会很不错，他兴奋地听着，这种激动已经很久没体验过了。她讲完报告后，全班开始讨论。其他学生走出教室后，斯通纳让她多留了会儿。

“德里斯科尔小姐，我只是想说——”他停顿了下，顷刻间尴尬和不自然的浪潮冒了出来。她睁着黑色的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斯通纳，在头发黑色边际的衬托下，她的脸蛋显得格外白皙，头发紧紧地往后梳过去，在脑袋后面扎成一个小小的圆髻。斯通纳接着说，“我只是想说，你的报告，就我所知，可以说是对这个主题最好的讨论了，我真的很感激，你主动来做这个报告。”

她没有答话，表情毫无变化，但斯通纳刹那间以为她生气了，她的眼睛背后闪烁着某种激情。接着她脸色立刻潮红，低下头，然后匆匆离去，斯通纳不知道这是生气了还是认可。斯通纳慢慢走出教室，心绪难平，感觉困惑不解，害怕自己如此笨拙可能会冒犯了她。

斯通纳曾尽可能温和地提醒过沃尔克，下个星期三必须得提交报告了，如果还想要这门课的分数的话。如他隐约所料，沃尔克对这样的提醒态度冷淡，而且故作恭敬，实则生气，反复说了各种推迟的原因和困难，同时向斯通纳保证，没有必要担心，他的报告快写好了。

星期三最后一堂课，斯通纳因为被一个不顾一切缠着的本科生耽误，迟到了几分钟，这个本科生在他的办公室里待着不走，希望保证他的大二概论课能得一个C，这样就不会被蹬出他参加的联谊会了。斯通纳匆匆下了楼，走进研讨班的地下教室，微微有些气喘。他发现查尔斯·沃尔克坐在自己讲桌前，傲慢又沮丧地看着这群学生。显然，他完全沉浸在某种隐秘的异想天开中。他转过来面向斯通纳，不逊地盯着，好像一个教授在制服一个粗暴好闹的新生。接着沃尔克的表情撑不住了。他说：“我们正要在你缺席的情况下开始呢。”——他在最后一刻把话打住，让一丝微笑溜过嘴唇，接着抖了抖脑袋，又说了句，让斯通纳知道不过是开玩笑——“先生。”

斯通纳盯了他片刻，然后转向全班。“很抱歉我迟到了，你们都知道，沃尔克先生今天要宣读他的研讨班报告，题目是‘古希腊历史主义与中世纪拉丁传统’。”他在第一排找了个座位，挨着凯瑟琳·德里斯科尔坐下。

查尔斯·沃尔克胡乱拨弄了几下眼前放在桌上的几页纸，弄出某种超然感，让这种表情浮现在脸上。他用右手食指敲了敲稿纸，然后朝远离斯通纳和凯瑟琳·德里斯科尔坐的位置的教室一角望着，好像在等什么事情发生，接着，不时扫几眼放在桌上的那叠纸，开始讲了。

“当我们面对文学中的谜题，面对它难以描述的魅力时，我们有责任去揭示这种力量和谜题的根源。但是，说到底，有什么用呢？文学作品在我们面前抛出一张深沉的面纱，我们无法测度。在它面前，我们只有崇拜，在它的摇晃中无可奈何。谁会有那种愚勇揭起那块面纱，去揭开那原本无法揭开的东西，去抵达不可抵达的境界？在那个永恒的神秘面前，我们中最强有力的人都不过是最微不足道的低能儿，都不过是叮作响的钹子和声音浑厚的铜管。”

他的声音忽高又忽低，右手向外伸出，手指灵活地向上弯曲着，身体随着话语的节奏摆动着，眼睛微微上翻，好像在做一场招魂法会。他说的话和做的动作里有种怪异的熟悉感。斯通纳忽然想起那是什么。这是霍利斯·劳曼克思——或者，是对他的一种泛泛的拙劣模仿，而且毫无疑问出自拙劣的模仿，它不是某种轻蔑或者不喜欢的姿态，而是尊重和喜爱的姿态。

沃尔克把声音降到一种交谈的程度，对着教室的后墙发表着演讲，声调中带着理性的镇定与平和。“最近，我们听过一篇报告，就学术思想而言，肯定称得上极为出色。下面的评论并非针对个人。我想举一个观点。我们在这篇报告中听到一种解释，声称是对这种神秘性以及莎士比亚艺术中激昂的抒情性的一种解释。好吧，我要对你们说。”——他伸出一根食指朝观众戳过去，好像要钉住大家——“我要对你们说，事实并非如此。”他往椅子后面一靠，查看着桌上的稿纸。“有人要我们相信，某个多纳图斯——四世纪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罗马语法学家——有人要我们相信，这样一个人，一个学究，有足够的力量裁决艺术史上某位最伟大天才之一的作品。对此，难道我们就不能质疑这种理论吗？我们就一定不能质疑吗？”

愤怒，简单，愚钝，这些念头从斯通纳心中涌起，完全占据了他在初听这篇报告时的复杂感觉。他马上就要冲动起来，想打断这场正在上演的闹剧。斯通纳知道，如果他不立刻阻止沃尔克，就无异于纵容他随心所欲地继续讲下去。斯通纳的头微微转过来些，这样就能看清凯瑟琳·德里斯科尔的脸。这张脸安静，不带任何表情，除了一丝礼貌和超然的好奇，那双幽深的眼睛用一种漫不经心、像是倦怠的神色看着沃尔克。斯通纳偷偷地看了她几眼，他发现自己在琢磨她会有何感想，她希望自己采取什么行动。他终于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后，意识到自己已经做好决定。他等了太久，居然没有去打断，而沃尔克却正滔滔不绝地大谈吐之而后快的东西。

“……那座雄伟的大厦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那座大厦的基石就是十九世纪的伟大诗歌。证据问题，与文学批评迥异的乏味的学术路径特有的东西也令人遗憾地缺乏。提供了什么证据认为莎士比亚甚至读过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罗马语法学家的东西？我们必须记住，是本·琼森——”他稍微犹豫了下，“是本·琼森本人，莎士比亚的朋友和同时代人，说过他没有多少拉丁和希腊的东西。可以肯定的是，琼森把莎士比亚偶像化了，在偶像崇拜的这个方面，他并没有给这位伟大的朋友添加任何没有的东西。相反，他想像我这样指出，莎士比亚激昂的抒情性跟挑灯夜战无关，而是跟一个天才本性卓越，想超越规矩和俗世的律法有关。跟那些更为逊色的诗人不同。莎士比亚并不是天生有着不为人知的羞怯，把自己的温柔浪费在荒凉的空中；那种神秘源泉的养分，所有的诗人都从那里去寻找自己的养料，这位不朽的吟游诗人，又何必要需要这些荒唐可笑的规则，乃至只能从一种语法里去寻找它们？即便他读过多纳图斯的著作，这对他又有什么意义？这位天才是极其稀罕的，他自身就定规矩，无需类似这种向我们描述的‘传统’的支撑，无论它类属于拉丁还是多纳图斯，或者别的什么。天才，激昂，自由，必须……”

等斯通纳已经适应了愤怒时，他发现自己心里悄然产生了一股并不情愿和别扭的佩服之情。无论言辞多么华丽和不够精确，这个人在修辞和虚构方面的本领留下令人惊异的印象；无论多么怪诞，他的气质还是真实的。他眼中有几许冷漠、算计和警惕，有几许毫无必要的鲁莽，同时却又高度谨慎。斯通纳开始觉得他是临时虚张声势，气派如此宏大和无所畏惧，乃至根本就没有现成的手段应付它。

因为，连教室里心不在焉的学生们都很清楚，沃尔克是在进行一场纯属即兴的表演。斯通纳怀疑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想得很清楚的观点要表达，直到在桌边坐下，以那种冷漠、傲慢的表情看着学生时才知道要讲什么。很显然，他前面放的那叠纸不过是一叠纸而已；讲到热烈激动时，甚至都不看一眼在场的同学们，快要结束演讲时，他既兴奋又冲动，完全把同学们推开，离他远远的。

他讲了将近一个小时。快要结束时，班里的同学都忧虑地面面相觑，简直感觉大家好像陷入某种危险境地，好像琢磨着要逃离，他们小心地回避着，不要去看斯通纳或者这位年轻的女子，她无动于衷地坐在他旁边。突然，好像感觉到了这种不安，沃尔克的演讲收尾了，往桌子后面的椅子背上一靠，然后得意地微笑起来。

沃尔克停止演说的刹那，斯通纳就站起来宣布下课，虽然他并不知道现在已经到了时间，他这样做隐隐约约是为沃尔克着想，这样，就没人有机会去讨论他讲的东西了。接着斯通纳走到沃尔克还坐着的桌子前，问他是不是还要待一会儿。沃尔克的思绪好像还在别的地方，淡淡地点了点头。接着斯通纳转身跟在几个落在后面的学生走出教室来到走廊。他看见凯瑟琳·德里斯科尔就要走了，一个人在过道里走着。斯通纳叫了声她的名字，她站住时，斯通纳走上前去，站在她面前。他跟她说话时，感觉上星期夸赞她的报告时出现的那种不自然又来了。

“德里斯科尔小姐，我——我很抱歉。其实这很不公平。我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也许我应该及早出面阻止。”

她仍然不回答，脸上同样没有流露出什么表情。她看着斯通纳，就像从教室里远远地看着沃尔克那样。

“说来，”他继续说，而且还更加难为情了，“我很难过，他攻击了你。”

这时她笑了。这是一种慢慢绽放的微笑，先从眼睛里开始，接着在嘴角绽开，最后她的整个脸都萦绕在灿烂、暗自克制和亲密的愉悦中。斯通纳几乎从这种突如其来和不由自主的热情中缩了回去。

“噢，那不是针对我，”她说，收敛的笑声中一丝细微的颤抖让她低沉的声音带上某种特质。“根本就不是针对我。他想攻击的是你。几乎就没有涉及我。”

斯通纳感觉连自己都不知道携带的痛悔和担忧的重负从身上揭掉了，这种放松几乎是生理上的，他感觉脚下顿时轻了，而且还有那么点小小的轻浮。他放声大笑。

“当然了，”他说，“当然是这样。”

那丝微笑很快从她脸上淡去，她严肃地看了斯通纳一会儿，接着摆摆头，转身离去，迅速走进过道。她身材纤细，笔直，举止低调谦逊。斯通纳站在那里朝走廊看了好一阵子，直到她消失。接着他叹息一声，回到沃尔克还等待的教室。

沃尔克在那张桌子前没有挪动。他盯着斯通纳笑着，脸上带着一种顺服和傲慢兼有的奇怪表情。斯通纳在自己几分钟前腾空的椅子里坐下，好奇地打量着沃尔克。

“怎么了，先生？”沃尔克说。

“你想解释一下吗？”斯通纳平静地问。

沃尔克的圆脸掠过一副受到伤害的惊讶神色：“你是什么意思，先生？”

“沃尔克先生，请吧，”斯通纳疲惫地说，“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我们都疲倦了。你愿意对今天下午的表演解释一下吗？”

“我肯定，先生，没有故意冒犯的意思。”他摘掉眼镜，迅速擦了擦，接着他脸上那种赤裸裸的粗俗让斯通纳吃了一惊。“我说了，我的意见并不是针对个人。如果有被伤害的感觉，我很乐意向那位年轻女士解释——”

“沃尔克先生，”斯通纳说，“你知道，关键不是这个。”

“这位年轻女士向你抱怨过吗？”沃尔克问道。他把眼镜戴回去时，手指不停地抖着。戴好眼镜后，他的脸又做出生气的愁苦表情。“其实，先生，一个学生觉得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这种责怪不应该——”

“沃尔克先生！”斯通纳听到自己的声音有点要失控。他深深地吸了口气。“与这位年轻女士毫无关系，或者跟我自己，跟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只跟你的表演有关。我还想等着听你做出个解释来呢。”

“这样的话，我恐怕完全不理解了，先生，除非……”

“除非什么，沃尔克先生？”

“除非这只是个不同意的问题，”沃尔克先生说，“我明白，自己的观点与你不合，可是我向来认为意见不同是很健康的事情。我以为你心胸开阔足够——”

“我不希望你回避问题。”斯通纳说。他的声音冷漠又平淡。“好吧，给你布置的研讨题目是什么？”

“你生气了。”沃尔克说。

“没错，我生气了。给你布置的研讨题目是什么？”

沃尔克开始生硬地正经和礼貌起来。“我的题目是‘古希腊历史主义与中世纪拉丁传统’，先生。”

“你什么时候完成这个报告的，沃尔克先生？”

“两天前，我跟你说过，差不多在两周前就完成了，可是我要通过内部图书馆借的一本书没有借到，直到——”

“沃尔克先生，如果你的报告是差不多两星期前完成的，你怎么可能把自己的报告完全建立在德里斯科尔小姐的报告之上，而且这个报告是上个星期刚做的？”

“我做了大量修改，先生，在最后时刻。”他的声音开始透出浓重的讽刺味儿。“我认为，这是可以的吧。而且我还不时地脱稿发挥。我注意到，别的学生也这样做，我想这个特权也同样会给我。”

斯通纳克制住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大笑冲动。“沃尔克先生，能解释一下你对德里斯科尔小姐报告的抨击，与古希腊历史主义在中世纪拉丁传统中的延续有什么关系吗？”

“我是间接靠近主题的，先生，”沃尔克说，“我想，我们可以在形成概念的过程中，允许有一定范围的回旋余地吧。”

斯通纳沉默片刻，接着又疲惫地说，“沃尔克先生，我不喜欢给一个研究生打不及格。特别是不喜欢给一个自己头脑中有点东西的学生打不及格。”

“先生！”沃尔克愤怒地说。

“可是你不让我打不及格却很难。现在，我想到的恐怕只有不多的几个方案可供你选择。我可以给你这门课未完成，咱们达成谅解，你在未来三个星期里提交一篇让人满意、以已经布置的这个题目为主题的报告。”

“可是，先生，”沃尔克说，“我已经做过报告了。如果我同意再做一篇，就等于承认——我就等于承认——”

“好吧，”斯通纳说，“那么，如果你给我看看手稿——今天下午你发挥用的这份手稿——我再看看事情能否挽救。”

“先生。”沃尔克大声喊道，“我还拿不准现在就让它脱手。初稿非常粗糙。”

斯通纳以某种毫不留情，不依不饶的赤裸裸继续说：“没关系。我会从中找到我想要的东西的。”

沃尔克狡黠地看着他。“告诉我，先生，你可曾请别的什么人把手稿交给你吗？”

“没有。”斯通纳说。

“那么，”沃尔克得意地，几乎是快乐地说，“原则上，我肯定也拒绝把我的手稿交给你。除非你要求其他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手稿交上来。”

斯通纳定定地看了他会儿。“很好，沃尔克先生。你已经作出决定了。那就这样吧。”

沃尔克说：“我怎么理解这话呢，先生？这门课我能得什么分数？”

斯通纳忽然大笑一声。“沃尔克先生，你真让我好奇。你当然会得一个F。”

沃尔克试图把自己的圆脸拉长了。他露出烈士般耐心备至的痛苦说：“我明白了。很好，先生。一个人必须得准备好为自己的信念忍受痛苦。”

“还要为自己的懒惰和不诚实以及无知忍受痛苦，”斯通纳说，“沃尔克先生，这样讲可能非常肤浅，可我还是要郑重劝告你，重新审视一下你在这里的位置。我严重怀疑，你是否在研究生学业中有位置。”

沃尔克第一次真动情了，愤怒让自己显得几近清高。“斯通纳先生，你太过分了！你不能故意这样做！”

“我肯定就是故意的。”斯通纳说。

沃尔克刹那间安静下来了。他意味深长地盯着斯通纳，然后说：“我愿意接受你给我的分数。但是你必须明白我无法接受这个。你是在质疑我的能力！”

“是的，沃尔克先生。”斯通纳无力地说。他从椅子里站起来。“好了，希望你谅解我……”他已经向门口走去。

可是大声喊叫自己的名字的声音又让斯通纳站住不走了。他回过头。沃尔克的脸变成了一种深红色，皮肤肿胀，所以厚厚的镜片背后的眼睛就像两个小小的圆点。“斯通纳先生！”他又大喊了一声。“这事没完。相信我，这事没完！”

斯通纳麻木地看着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他失神地点点头，转过身，走出教室来到走廊上。他步履沉重，双脚在光光的水泥地板上慢腾腾地拖着。他的感觉已经透支了，感觉非常苍老和疲惫。

然而他并没有听到这事还有什么没完。

那学期结束日星期五过后，星期一他就把分数发了回去。这是他教学活动中最不喜欢的部分，总是尽可能迅速把这件事办完了。他给了沃尔克F，对这事儿也没有再去多想。两个学期之间的那一周的大部分时间他都用来读两稿中的初稿，这一稿应该最迟在春季提交。这稿写得很拙劣，需要他更加费心。沃尔克事件已经从他头脑中挤了出去。

但是，第二学期开学两个星期后他又想起了这事。一天早晨，他在邮箱里发现有一张戈登·费奇写的纸条，请他在方便的时候顺便来办公室聊聊。

戈登·费奇和威廉·斯通纳之间的友谊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所有这些维系了很久的关系，都出现了。它随意而深沉，那种亲密如此小心，几乎没有了个人色彩。他们很少互相有社交性的看望，但卡罗琳·费奇偶尔会临时来拜访下伊迪丝。他们聊天时就回忆下自己年轻时代，各自都会想起在另外那个时代眼中对方的样子。

刚刚进入中年，费奇就已经有了使劲想控制体重的那种人特有的挺得板直的柔和风度。他的脸庞宽大粗厚，而且已经没有了棱角线条，面颊已经开始下垂，脖子后面的肉开始成团地堆积起来。头发稀薄，他开始梳理了，这样秃顶看着还不是那么太明显。

斯通纳去费奇办公室的那天下午，两人热情地聊了会儿自己家里的情况。费奇仍然保持着那种轻松的默契，假装斯通纳的婚姻还很正常。而斯通纳则一如既往声称不敢相信戈登和卡罗琳会是两个孩子的父母，大些的那个已经上幼儿园了。

两人把各自的那种习惯性姿态调整到很随便的亲密状态后，费奇心烦意乱地望着窗外说：“瞧，我想要跟你说什么来着？噢，是这样。研究生院的院长——他心想，因为我们是朋友，我应该跟你提提这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看着自己备忘录册子里的一张纸条。“其实就是一个怒气冲冲的研究生，觉得你在上学期教的一门课上对他太苛刻了。”

“沃尔克吧，”斯通纳说，“查尔斯·沃尔克。”

费奇点点头。“是这位。他是怎么个情况？”

斯通纳耸耸肩。“我能告诉的只有，他压根就没有做布置给他的阅读——是在我的拉丁传统研讨班上。他想混过研讨报告，我给了他机会，要么重写一个，要么把报告的原件拿出来，他拒绝了。我别无选择，只有给他打不及格。”

费奇又点点头。“我想可能就是这种事儿吧。天知道，我希望他们不要拿这种事浪费我的时间。可是又还得核实清楚，主要是为了保护你。”

斯通纳问：“有什么——特别为难之处吗？”

“没有，没有，”费奇说，“完全没有。只是抱怨而已。你知道这种东西是怎么回事儿。其实，沃尔克读研究生时在这儿选的第一门课得了个C。如果我们想要这样做的话，他可能会立刻被踢出这个项目。但是，我想，我们可以考虑让他参加下个月的预答辩，到时候让事实说话。实在抱歉，我拿这种事来打扰你。”

他们又聊了些别的话题。然后，正当斯通纳要离去时，费奇热情地留住他。

“噢，还有别的事儿，我也想跟你说说。校长和领导班子最终决定，克莱蒙特的事情还是要解决。所以我想，从明年开始，我就要担任文理学院的院长了——正式。”

“我很高兴，戈登，”斯通纳说，“是时候了。”

“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得弄个新的系主任。你对此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斯通纳说，“我真的毫无想法。”

“我们要么从系外找，招个新人进来，要么就是找个现成的人当主任。我一直在琢磨，想心里有个底儿，如果我们真的从系里选个什么人——嗯，你对这个活儿看上眼吗？”

斯通纳想了想。“我没想过这个，不过——没有。算了，我想自己没有这个意愿。”

费奇的释然如此明显，斯通纳都笑了。“好吧。我想你也不愿意干。那意味着会有大堆破事儿。应酬招待，社交往来，还有——”他把目光从斯通纳身上移开。“我知道你不愿意掺和那种事情。但是，自从老斯隆死了，自从希金斯和那叫什么名字来着，库珀，去年退休后，你就是系里的老资格员工了。但是，既然你眼里不贪这个，那就——”

“算了，”斯通纳很肯定地说，“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很烂的系主任。我既不期待，也不想要这项任命。”

“好吧，”费奇说，“好吧。这样事情就简单多了。”

他们互相道过别，斯通纳一度忘了这次谈话。

查尔斯·沃尔克的综合预答辩安排在三月中旬，让斯通纳有些吃惊的是，他收到费奇的通知说他将是考查沃尔克的三人委员会的成员。他提醒费奇他给沃尔克打了不及格，而且沃尔克个人接受了不及格，他请求放弃这个特殊的任务。

“规矩啊，”费奇叹了口气说，“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委员会由候选人的导师，他的研讨班的一名任课教授，这个专业外的一个构成。劳曼克思是导师，你是他上的唯一一门研讨班课的老师，我已经找了个新人，吉姆·霍兰，作为他专业外的评委。研究生院的院长卢瑟福和我将列席。我想尽量别有什么痛苦就过了。”

然而这将是一场考验，不可能没有痛苦就过了。虽然斯通纳希望尽量少提些问题，但预答辩的管理规则并不灵活。每个教授允许有40分钟的时间向候选人提他想提的任何问题，虽然其他教授都是照例参加。

安排考试的那天下午，斯通纳特意晚到杰西楼三层的研讨室。沃尔克坐在一张长长的、擦得锃亮的桌子旁边。四个考官已经到场——费奇、劳曼克思，那位新人霍兰，还有亨利·卢瑟福——从沃尔克开始，依次顺着桌子坐定。斯通纳从门里溜进来，在桌子头上沃尔克的对面一把椅子里坐下。费奇和霍兰朝他点点头，劳曼克思沉重地塌在椅子里，直视着前方，长长的白白的手指轻轻叩着明镜般的桌面。沃尔克扫了眼整张桌子的阵容，他的脑袋僵硬地高昂着，流露出几分冷冷的蔑视劲。

卢瑟福清了清喉咙。“噢，先生——”他看了眼摆在前面的纸，“斯通纳先生。”卢瑟福稀疏的头发有些灰白，肩膀浑圆，眼睛和眉毛朝靠外的眼角两边垂着，所以他的表情看上去总是一副温柔的绝望模样。虽然他认识斯通纳多年，但永远记不住名字。他又清了下喉咙。“我们这就开始吧。”

斯通纳点点头，把前臂搭在桌子上，手指扣在一起，当卢瑟福的声音嗡嗡嗡地穿过答辩的正式预备程序时，他凝望着自己的手指沉思着。

沃尔克先生正在接受考查（卢瑟福的声音降成一种四平八稳、调门毫无变化的哼哼声）以确定他有没有继续在密苏里大学英文博士班读下去的能力。所有博士候选人都要参加这项考试，它设计的初衷不仅仅是要判断候选人的整体适宜性，同时用来明确优点和不足，这样他未来的学习方向就可以得到有益的引导。有三种可能的结果：一是通过，一是有条件通过，一是不通过。卢瑟福描述着这些可能性的术语，也不抬头看看就对考官们和这位候选人进行礼节性的介绍。接着他把那页纸推开，绝望地看着自己周围的那些人。

“根据惯例，”他柔和地说，“候选人的论文导师开始提问。先生。”——他又瞥了眼那张纸——“劳曼克思先生是，我想，是沃尔克先生的导师。所以……”

劳曼克思的头抽搐般向后仰去，好像打盹时突然醒来。他环顾了下桌子四周，眨巴着眼睛，嘴唇上浮出一丝微笑，可是他的眼睛依然保持着犀利和警惕。

“沃尔克先生，你打算写一篇关于雪莱与古希腊理念论的论文，想必你不可能已经把这个课题思考得十分透彻了，但是不妨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关背景，你选做这个题目的原因，等等。”

沃尔克点了点头，开始快速地讲起来。“我想追溯下雪莱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智性美礼赞’中，因为一个多少有些柏拉图色彩的理念，通过对那种理念的娴熟应用，对戈德温决定论所做的首次否定，这部诗剧是他早期无神论、激进主义、基督教以及科学决定论的全面综合，最终解释在诸如《希腊》这样的晚期作品中提出的理念的衰落。在我心目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原因有三：首先，它能揭示雪莱的思想特质，因此引领我们对其诗歌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其次，它可以揭示19世纪初期主流哲学和文学的冲突，因此拓展我们对浪漫派诗歌的理解和欣赏；第三，这个题目与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有特殊关系，在这个时代，许多冲突与雪莱和他同时代的人面临的冲突一样。”

斯通纳听着，他这样听着的时候，渐渐惊愕起来。他无法相信此人与选修他研讨班课的竟是同一个人，那个他教过并且熟悉的人。沃尔克的陈述流畅、直接、充满智性，有时，几乎可谓才华横溢。劳曼克思说得对，如果这篇论文实现了它期许的目标，将会非常精彩。希望、温暖和喜悦之情涌上他的心头，他专心致志地向前倾过去。

沃尔克对论文主题的介绍花了大约有十分钟，接着戛然而止。劳曼克思迅速又问了一个问题，沃尔克立刻做出回应。戈登·费奇盯着斯通纳的眼睛，投去淡淡的质问的一瞥。斯通纳微微笑了笑，略带自嘲的意味，然后微微耸了耸肩膀。

当沃尔克再次停住时，吉姆·霍兰立刻讲话了。他是个瘦削的年轻人，热情、脸色苍白，两只蓝眼睛略微向外突出。他说话时故意放慢语速，声音好像面对某种强有力的遏制而总是颤抖不已。“沃尔克先生，你提到稍早些的戈德温的决定论。我不知道你能否把它与约翰·洛克的现象主义联系起来做一分析？”斯通纳记得霍兰是个18世纪研究专家。

沉默片刻。沃尔克转向霍兰，把圆眼镜摘下，擦了擦，眼睛眨了几下，漫无目标地盯着。他又把眼镜戴回去，又眨了几下眼。“请你再重复下问题。”

霍兰又开始说起来，但劳曼克思打断了。“吉姆，”他和蔼地说，“你不介意的话，我再把这个问题引申一下？”不等霍兰回答，他就迅速转向沃尔克。“沃尔克先生，从霍兰教授的问题的意义接着往下说——名义上，戈德温接受洛克的知识的情感本质论——the tabula rasa，诸如此类的说法——而且戈德温跟洛克一样相信，被偶然的激情和不可避免的无知歪曲了的判断和知识可以通过教育纠正过来——考虑到这些言外之意，你能谈谈雪莱的知识原理——特别是，美的原则——在《阿多尼斯》最后一节引的那句诗吗？”

霍兰在椅子里往后靠过去，脸上露出不解的愁容。沃尔克点了下头，滔滔不绝地说：“虽然《阿多尼斯》开始的那一节，雪莱献给他的朋友和伙伴约翰·济慈的致辞，传统上是很经典的，那些对母亲、时光，对乌拉尼亚等等的暗示，还有他们的反复祈祷——真正经典的时刻，直到最后一节才出现，这一节事实上是对美的永恒原则的崇高礼赞。如果允许的话，我们不妨花片刻工夫把注意力集中到这几行著名的诗句上来：

生活，犹如多彩玻璃的穹顶，

玷污了永恒的洁白光彩，

直到死神将其踩成碎片。

“在这几行诗里，象征主义的意味并不清晰，除非我们放在整体背景中来理解。‘只有一还幸存着’，雪莱早先写了这几行，‘而多已改变和消逝。’我们会想起济慈同样著名的诗：

‘美就是真，真就是美，’——这就是

你在人世知道的一切，你需要

知道的一切。

“那么，这个原则就是美，但美又是知识。这是一个其来有自的概念……”

沃尔克的声音继续回响着，流畅又充满自信，从他快速活动的嘴里吐出的每个词几乎好像——斯通纳坐不住了，刚刚从心里萌生的希望跟它突然出现时一样，又突然破灭了。一瞬间，他几乎有种生理上的不舒服。他向下看着桌子，看到两臂间自己的脸影反射在锃亮的栗色桌面上。影子黑乎乎的，几乎认不出五官，好像看到一个鬼魂隐隐约约从硬木中闪出来，过来迎接他。

劳曼克思的提问结束，霍兰开始了。斯通纳得承认，这是一场控制得游刃有余的表演，毫不唐突，充满了某种巨大的魅力和不错的幽默感，劳曼克思全盘掌控着。有时，当霍兰提一个问题时，劳曼克思装出一副善意困惑的模样，请求澄清。别的时候，又为自己的热情表示抱歉，拿自己的某个猜度跟一下霍兰的某个问题，把沃尔克拽进讨论中，这样一来他好像成为一个实际参与者。他经常换种措辞提问（不断地致歉），把问题变换一下，这样本来的意图又消失在解释中了。他把沃尔克带入貌似复杂的理论辩解中，而主要说话的则是他本人。最后，仍然道着歉，拿自己的问题切进霍兰的问题，把沃尔克引到他想让去的方向。

这段时间，斯通纳一直默不作声。他听着萦绕在自己周围的对话；他盯着费奇的脸，现在已经变成一副厚重的面具；他看看卢瑟福，紧闭双眼坐着，微微颔首。他看着霍兰的狂乱激动，看着沃尔克谦恭有礼的傲慢，看着劳曼克思狂热的兴奋。他等着自己知道必须要做的事情，他怀着随着时间每分每秒流逝而日益强烈的厌恶、愤怒和悲哀心情等待着。他很高兴，这样凝视的时候，他们谁的目光都不曾跟他相遇。

终于，霍兰提问的时间段结束了。好像要加入斯通纳感觉的厌恶中，费奇看了眼手表，点了下头。他没有说话。

斯通纳深呼一口气。他仍然看着桌子镜子般光洁的表面里自己脸上的鬼影，面无表情地说：“沃尔克先生，我想问你几个有关英国文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挺简单，不需要过于复杂的回答。我会早点开始，然后按照时间顺序往前推进，只要时间允许我这样做。你能向我描述下盎格鲁-撒克逊的诗韵格律吗？”

“可以，先生。”沃尔克说。他脸皮僵硬。“最初盎格鲁-撒克逊诗人，正如他们在蒙昧时代生活的那样，并没有情感的优势，像后来的英国传统中的诗人一样。的确，我应该说，他们的诗歌具有鲜明的原始主义特征。但是，在这种原始主义内部却有潜在的活力，虽然可能，对某些人的眼睛而言是隐蔽的，但还是有潜在活力，即感觉的微妙性，这是需要提炼总结的——”

“沃尔克先生，”斯通纳说，“我问的是诗韵格律。你能给我讲讲吗？”

“好的，先生，”沃尔克说，“非常粗略和不规律。诗韵，我是说。”

“这就是你能告诉我的全部吗？”

“沃尔克先生，”劳曼克思急着说——有一点点慌乱，斯通纳心想——“你所说的这种粗略——你能解释下这个意思，给——”

“不用。”斯通纳坚定地说，谁也不看。“我只想让他回答我的问题。这就是你能告诉我的有关盎格鲁诗韵的全部吗？”

“嗯，先生。”沃尔克说。他笑了笑，接着微笑变成神经质的咯咯声。“坦率地说，我还没有上盎格鲁-撒克逊方面的必修课，我拿不准，有没有那种资格探讨这种问题。”

“很好。”斯通纳说。“我们跳过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你能给我说出一部对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发展产生过影响的中世纪戏剧吗？”

沃尔克点点头。“当然可以，所有中世纪的戏剧，以自己的风格方式，对文艺复兴的巨大成就做出过贡献。很难想象，莎士比亚的戏剧会从中世纪的贫瘠土壤里生发出来，仅仅过了几年，就开花和——”

“沃尔克先生，我问的问题很简单。我必须要求答案也很简单。我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得更简单。说出三部中世纪的戏剧名称。”

“早期还是后期，先生？”他又摘掉眼镜，急躁地擦起来。

“任意三部，沃尔克先生。”

“太多了，”沃尔克说，“很难——有《凡人》……”

“你能再多举几部吗？”

“不能了，先生，”沃尔克说，“我必须坦率承认在这个领域的弱点，你——”

“你能说出任意几部中世纪其他文学作品的名称吗——只要名称？”

沃尔克的手开始抖起来。“我说了，我必须承认弱点，在——”

“那我们就来谈谈文艺复兴时期。你觉得在这个时期，你最自信的体裁是哪种，沃尔克先生？”

“是——”沃尔克犹豫不决，但又求救似的看着劳曼克思，“是诗歌，先生。或者——戏剧。戏剧，也许。”

“那就戏剧吧。用英语写的第一部以素体诗形式写成的悲剧是什么，沃尔克先生？”

“第一部？”沃尔克舔了下嘴唇。“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先生，我不知道该——”

“你能说出任意一部莎士比亚之前的重要戏剧吗？”

“当然可以，先生，”沃尔克说，“有马洛——最精彩的台词——”

“请说出几部马洛戏剧的名称”。

沃尔克使劲把自己一缩。“当然，最著名的有《浮士德博士》，还有——还有——《马尔菲的犹太人》。”

“是《浮士德悲剧》和《马耳他的犹太人》。你还能多说几部吗？”

“坦白地说，先生，这是我去年有机会重读的仅有的两部戏。所以我更愿意不要——”

“好的。跟我讲讲《马耳他的犹太人》的内容。”

“沃尔克先生，”劳曼克思大声喊道，“允许我把这个问题再说开些。如果你想——”

“不用！”斯通纳无情地说，也不看劳曼克思。“我要回答我的问题。沃尔克先生？”

沃尔克绝望地说，“马洛最精彩的台词——”

“我们且不提‘最精彩的台词’，”斯通纳疲惫地说，“这部戏里都发生了些什么？”

“嗯，”沃尔克有些慌张地说，“马洛批判了反闪米特主义的问题，正如它在16世纪早期自行宣称的那样。这种同情，我甚至可以说，这种深刻的同情——”

“不要紧，沃尔克先生。我们继续来——”

劳曼克思大声说，“让候选人回答问题！至少给他时间回答。”

“很好，”斯通纳轻描淡写地说，“你还想继续刚才的回答吗，沃尔克先生？”

沃尔克犹豫了下。“不了，先生，”他说。

斯通纳毫不留情地继续提问。对沃尔克和劳曼克思两人的怒火和愤慨化作一种怜悯和病态的内疚。过了会儿，斯通纳好像觉得自己又出神游离出来了，他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反反复复地说着什么，没有感情色彩，死气沉沉令人厌烦。

他终于听到这个声音说，“好吧，沃尔克先生。你的专业时代段是十九世纪。你好像对更早世纪的文学了解得不多，也许你对浪漫派诗人感觉更加裕如些。”

他尽量不去盯着看沃尔克的脸，可是他又无法阻止眼睛不时地抬起来看到那张圆圆的盯着人的面具，给他的脸装上一种冷漠、苍白的恶意。沃尔克草草地点了点头。

“你熟悉拜伦勋爵的许多重要诗歌，没错吧？”

“是的。”沃尔克说。

“那麻烦你评点一下‘英国吟游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可以吗？”

沃尔克怀疑地看了看他。然后，他得意地笑了。“噢，先生。”他说，接着猛然点了几下头。“我明白了。现在我才明白了。你是想戏弄我。当然可以。《英国吟游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根本就不是拜伦写的。是济慈在第一批诗发表后，对那些试图玷污他诗人声名的记者的著名答复。很好，先生。很——”

“好了，沃尔克先生，”斯通纳疲惫地说，“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在这伙人中出现了片刻沉默。接着卢瑟福清了下喉咙，翻着前面桌上的纸说，“谢谢你，沃尔克先生。请你去外面散会儿步，等一等，委员会要讨论你的考试情况，到时通知你决定。”

卢瑟福花了几分钟的时间讲了些必须要说的话，沃尔克恢复了镇定。他站起来，把那只残疾的手搁在桌面上。他几乎是屈尊地对这伙人笑了笑。“谢谢大家，先生们。”他说。“这是一次最有价值的经历。”他一瘸一拐地走出房间，掩上身后的门。

卢瑟福出了口气。“好了，先生们，有什么意见要发表吗？”

又一阵沉默笼罩在教室上空。

劳曼克思说：“我认为，他在我的考查环节表现相当好。霍兰部分也很好。我得承认，考试后半部分的表现我有些失望，但我想象那时他已经非常疲惫了。他是个好学生，但在可能出现的压力下表现不够出色。”他冲斯通纳露出一丝空洞、苦涩的微笑。“而且，你对他造成些许压力，比尔。你必须承认这个。我赞成通过。”

卢瑟福说：“先生——霍兰先生呢？”

霍兰的目光从劳曼克思身上移向斯通纳，他正愁眉苦脸不知所措，眨巴了几下眼睛。“可是——嗯，我好像觉得他太差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别扭地克制着。“这是我坐在这儿参加的第一次口试。我真不知道该以什么为标准，可是——嗯，他好像太差了。让我考虑会儿。”

卢瑟福点点头。“先生——斯通纳先生呢？”

“不过，”斯通纳说，“显然过不了。”

“噢，拜托，比尔，”劳曼克思大声说，“你对这孩子有些苛刻，对吧？”

“没有。”斯通纳平淡地说，他的目光看着前方。“你知道我没有，霍利。”

“你这是什么意思？”劳曼克思问，他好像试图通过抬高声调来在自己的话音中制造某种情绪。“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别这样说，霍利。”斯通纳疲惫地说。“这个人毫无才能。这点没有疑问。我问他的问题都是应该向一个中等水平本科生问的问题。他是一个问题都没有令人满意地回答出来。他既懒惰又不诚实。在上学期我的研讨班上——”

“你的研讨班！”劳曼克思唐突地笑了下。“哦，听过那件事。再说了，这是另一码事。问题是，他今天的表现如何。很显然——”他的双眼眯缝起来，“很显然，他今天的表现始终都很好，直到你开始为难他。”

“我问了他几个问题，”斯通纳说，“都是我能想得出的最简单的问题。我准备要给他机会的。”他停顿了下，又小心地说，“你是他的论文导师，很自然，你们两个应该反复交流过他的论文主题。所以，当你基于他的论文提问时，他的表现很好。可是当我们超出这个——”

“你什么意思！”劳曼克思吼道。“你是在暗示我——暗示有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暗示，只想说，依我看，这位候选人的表现不如意。我不同意他通过。”

“瞧，”劳曼克思说，他的声音已经镇定下来，想弄出点微笑，“我看出来了，我对他的学业评价比你高一点。他上过我的几门课，而且——没关系。我想折中下。虽然我觉得这太苛刻，我愿意给他一个有条件通过的机会。这意味着他可以复读几个学期，然后他——”

“好吧，”霍兰有些释然地说，“这样好像比给一个毫不含糊的通过要好些。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显然他还没有准备好去——”

“好了。”劳曼克思说，充满活力地冲霍兰笑着。“那就这样定了。我们来——”

“不行，”斯通纳说，“我必须投不过票。”

“老天啊，”劳曼克思大声说，“你想到过你这是干吗啊，斯通纳？你知道你在对这孩子干什么吗？”

“当然，”斯通纳平静地说，“我对他感到挺抱歉。我这是阻拦他拿这个学位，我这是阻拦他在某个学院或者大学教书。说穿了我就是想这样做。对他来说，要是当上教师，那将是一场——灾难。”

劳曼克思非常镇定。“这是你的最后定论了？”他冷冷地问道。

“是的。”斯通纳说。

劳曼克思点点头。“好吧，我提醒你，斯通纳教授，我不想让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你干了——你今天在这儿暗示了好几项指控——你暴露出某种偏见，这是——这是——”

“先生们，好了，”卢瑟福说，他那样子简直快要哭了，“我们不妨保留自己的观点。你们知道，候选人要通过，必须一致同意。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分歧吗？”

谁也不说话。

卢瑟福叹了口气说：“很好，那么，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宣布——”

“稍等。”戈登·费奇说话了，整个考试期间，他始终非常安静，别人几乎都忘记了他的存在。这时他在椅子里略微欠了下身，对着桌面用一种疲惫但很坚决的声音发表意见了。“作为代理系主任，我想推荐一个意见。我说出来后大家可以发表意见。我建议推迟宣布决定，等明天再说。这样会给我们些时间，冷静冷静，多些余地商量这件事。”

“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劳曼克思怒冲冲地说，“如果斯通纳想——”

“我已经提了自己的建议，”费奇和气地说，“可以发表不同意见。卢瑟福院长，我建议通知候选人我们在这件事上的决定。”

他们发现沃尔克十分惬意地坐在会议室外面的走廊上。他右手满不在乎地拿了支烟，正无聊地看着天花板。

“沃尔克先生。”劳曼克思喊道，然后瘸着腿向他走去。

沃尔克站起来，他比劳曼克思高出几英寸，所以得俯视着老师。

“沃尔克先生，我负责通知你，委员会在你的考试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同意，你明天等通知吧。不过我向你保证——”他抬高声音——“我向你保证，你不用担心这事。完全不用担心。”

沃尔克站住等了片刻，冷冷地逐一打量着这几个人。“再次感谢你们，先生们，多谢费心。”他盯住斯通纳的眼睛，一丝微笑从他的唇间掠过。

戈登·费奇跟谁都没有说话就匆匆离去。斯通纳、卢瑟福和霍兰一起漫步走进过道，劳曼克思还在后面没动，热情地跟沃尔克交谈着。

“哦，”卢瑟福说，他走在斯通纳和霍兰中间，“这可不是桩痛快活儿。无论怎么看，都不是桩痛快活儿。”

“是的，没错。”斯通纳说，然后转身离开他们。他走下大理石台阶，接近一楼时，脚步变得越来越快，然后走了出去。他深深地吸了口午后空气中烟雾般的香气，然后又吸了一口，好像游泳的人从水里冒了出来。接着他慢慢朝家的方向走去。第二天下午还很早，来不及吃午饭，斯通纳就接到戈登·费奇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请他立刻去一趟办公室。

斯通纳走进办公室时，费奇正焦躁不安地等着。他起身过去请斯通纳坐在他拉到桌子旁边的那把椅子里。

“是沃尔克的事吧？”斯通纳问道。

“算是，”费奇答道，“劳曼克思要和我见个面，想把这事解决了。很可能让人不愉快。我想在劳曼克思过来之前单独跟你谈几分钟。”他又坐下，在转椅里来回摇晃了好一会儿，沉思默想地看着斯通纳。他很突兀地说，“劳曼克思是个好人。”

“我知道他是个好人，”斯通纳说，“在某种程度上，他可能是系里最好的人。”

好像斯通纳没有讲话般，费奇继续说：“他也有自己的毛病，但这些毛病又并不经常露头，等露头的时候，他总能控制住。真不幸，这事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时机又如此尴尬。系里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场分裂——”费奇摇摇头。

“戈登，”斯通纳很不自然地说，“我希望你没有——”

费奇举起一只手。“等等，”他说，“我要是早告诉你就好了。可那时又不允许泄露出去，而且又算不得正式决定。现在自然还处于保密阶段，可是——你还记得几周前，我们聊过系主任的事儿吗？”

斯通纳点了点头。

“唉，是劳曼克思。他是新头儿了。已经决定，成定局了。是上面的建议，但我应该告诉你，我跟这事有牵连。”他急促地笑了声。“我也不是处在一手遮天的位置。可是，即便我在那个位置，我也会牵连进去——当时。现在我拿不准了。”

“我明白了，”斯通纳意味深长地说，过了会儿，他继续说，“我很高兴你没有告诉我。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区别，但至少会在这件事上罩上一层阴影。”

“真糟糕，比尔，”费奇说，“你要理解。我才不在乎什么沃尔克或者劳曼克思呢，或者——可你是老朋友了。你瞧。我认为你在这件事上做得对。真混账，我知道你是对的。可我们实际点。劳曼克思把这个看得很重，他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最后为这个拼起来，那就尴尬死了。劳曼克思会报复的。你我都知道这个，他不会辞了你，但几乎会事事让人恶心的。某种程度上我还得跟他站在一起。”他又苦涩地大笑了声。“见鬼，很大程度上我得跟他站在一起。如果院长推翻系头儿的决定，他只好自己从主任的位置上下来。喏，如果劳曼克思违规了，我可以把他从系主任的位置上挪开，或者至少我可以试试。我可能甚至因此离开，也可能不会。但是，即便我这样做了，必然也会有一场拼斗，弄得这个系四分五裂，甚至学院也会分裂。而且，真见鬼——”费奇忽然不好意思起来，他含含糊糊地说，“真见鬼，我想到了学院。”他直勾勾地盯着斯通纳，“你明白我想说什么了吗？”

一股对老朋友爱意和亲密敬重的温暖感涌上斯通纳的心头。他说：“当然明白，戈登。你以为我不懂吗？”

“好吧，”费奇说，“还有件事。不知怎么的，劳曼克思把校长戳怒了，逗得他四处打转，像头被刺伤的公牛。所以情况比你想象的要棘手。你瞧，你只要说声重新考虑就是了。你甚至可以责备我——说我让你这样做的。”

“这不是挽救我脸面的问题，戈登。”

“我知道，”费奇说，“我说错了。可以这样看。这跟沃尔克有什么关系？真的，我知道，这是有关这件事的原则问题。不过，还有另一个原则，你也应该考虑到。”

“这不是原则问题，”斯通纳说，“是沃尔克。让他轻易地走进教室，那会是场灾难。”

“见鬼，”费奇疲倦地说，“如果他在这里过不了，可以去别的地方拿到学位，何况他可能在这里什么都能拿到。这件事上你会输了的，你知道，无论你做了什么努力。我们没法把沃尔克们弄出去。”

“也许不能吧，”斯通纳说，“但我们可以试试。”

费奇沉默片刻。他叹了口气。“好了。让劳曼克思再等会儿也没用。我们得把这事儿解决了。”他从桌边站起来，迈步向通往那个小小候见室的门走去。可是他从斯通纳身边经过时，斯通纳手拉住他的胳膊，拖延了他一会儿。

“戈登，你还记得戴夫·马斯特思曾经说过的话吗？”

费奇不解地竖起眉毛。“你干吗提起戴夫·马斯特思来？”

斯通纳望着房间对面，从窗户看出去，使劲回想着往事。“我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他说——对那些贫困者、瘸子们来说，大学就像一座避难所，一个远离世界的庇护所，但他不是指沃尔克。戴夫会认为沃尔克就是——就是外面那个世界。我们不能让他进来。因为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变得像这个世界了，就像不真实的，就像……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把他阻止在外。”

费奇凝视了他片刻，接着又咧嘴笑了。“你这个混账，”他开心地说，“我们现在得见劳曼克思了。”他打开门，弯了下腰，劳曼克思走进房间。

他走进房间时身子挺得很直很硬，而且还很正式，右腿的轻微抽搐几乎看不出来。他板着瘦削、清秀的脸，表情冷冷的，脑袋昂得老高，长长的、蜷曲的头发快要挨着右肩下方让后背走形的罗锅了。房间里跟他在一起的两个人，他谁都不看。他在费奇办公桌对面的一把椅子里坐下，尽可能坐得笔直，盯着费奇和斯通纳之间的那块空间。他微微朝费奇转过去。

“我请咱们三个人聚一下，目的很简单。我想知道，斯通纳教授考虑过他昨天的不当表决了没有。”

“斯通纳先生和我刚才就在商量这件事。”费奇说，“我担心我们怕是解决不了。”

劳曼克思转过来盯着斯通纳，那双淡淡的蓝眼睛显得很浑浊，好像一张透明的薄膜落在上面了。“那我恐怕就要把一些相当严重的指控公开化了。”

“指控？”费奇的声音有些惊讶，有点生气。“你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有关——”

“对不起，”劳曼克思说，“可这也是必要的。”他对斯通纳说，“你第一次跟查尔斯·沃尔克谈话是他请求允许上你的研讨班课，这个对吧？”

“没错。”斯通纳说。

“你勉强收了他，没错吧？”

“是的，”斯通纳说，“这个班已经有十二名学生了。”

劳曼克思看了眼右手捏着的几张纸条。“当这位学生对你说，他不得不上，你勉强收了他，同时说，他进来事实上会毁了这个班。没错吧？”

“完全不是这样，”斯通纳说，“根据我的记忆，我说班里多一个人将——”

劳曼克思摆摆手。“这不重要。我只是想明确一个情景。第一次谈话时，你没有质疑过他在研讨班的学习能力吧？”

戈登·费奇厌倦地说：“霍利，这是想让我们干吗？你究竟想——”

“拜托，”劳曼克思说，“我说过，有指控要公开。你必须要允许我把它们详细讲出来。好了。你质疑过他的能力吗？”

斯通纳镇定地说，“我问过他几个问题，没错，想看看他能不能完成这门课。”

“然后你表示满意，他能行，对吗？”

“我拿不准，我认为，”斯通纳说，“很难想得起来。”

劳曼克思转过来面向费奇。“我们已经弄明白了，那么，首先，斯通纳教授不情愿沃尔克进他的研讨班；其次，他不情愿的程度强烈到拿那个事实来威胁沃尔克，即收下他会毁了这个研讨班；第三，他至少怀疑沃尔克完成学习任务的能力；第四，虽然怀疑，加上怀有这种强烈的憎恨情绪，但他还是同意让沃尔克进了这个班。”

费奇绝望地摇了摇头。“霍利，这完全不是问题的关键。”

“且慢。”劳曼克思说。他急匆匆地看了眼手里的纸条，然后又精明地抬头看着费奇。“我还有许多其他观点要陈述呢。我可以通过交叉考查的方式逐渐陈述出这些观点来——”他让这几个词带上一种讽刺味儿，“但我不是律师。不过，我要让你知道，我是准备要详细列举这些指控的，如果必要的话。”他停顿了下，好像在积蓄力量。“我准备揭发，第一，斯通纳教授允许沃尔克先生进他的研讨班，同时从一开始就对他怀有偏见；我准备揭发，这种偏见情绪被在这个班上课期间带出的脾性和情感上的某些冲突这样一个事实更加强化了。而且，这种冲突又因斯通纳先生本人的原因而得到支持和强化，他允许而且事实上有时还鼓励，班里其他学生嘲讽和取笑沃尔克先生；我准备揭发，不止一次，这种偏见被斯通纳教授通过向学生和其他人宣告而明朗化，说他谴责沃尔克先生‘攻击’班里的一个学员，而沃尔克先生只是表达了一个相反意见而已，他承认对这种所谓的‘攻击’很愤怒，而且在对沃尔克先生的‘愚蠢行为’没完没了地讲个不停；我还要准备揭发，斯通纳教授在毫无刺激的情况下，出于这种偏见指责沃尔克先生懒惰，无知，不诚实；最后，班里所有十三个学员中，沃尔克先生是唯一一个——唯一的一个——斯通纳教授单挑出来怀疑的人，只让他一个人递交研讨班的报告。现在，我要求斯通纳教授驳斥这些指责，逐一或者全面反驳都可以。”

斯通纳摇摇头，几乎是赞叹了。“我的天，”他说，“你的论证是何其充分！说实话，你讲的每件都是事实，可没有一个是真的。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样。”

劳曼克思点点头，他好像期待的就是这个回答。“我准备揭露我说的。这事儿很简单，如果需要的话，叫班里的学员来，一个个问他们就好了。”

“行了！”斯通纳尖声喊道，“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你今天下午讲的最令人发指的话了。我不想把学生拖进这团混乱中。”

“你别无选择，斯通纳，”劳曼克思柔声说，“你也许毫无选择。”

戈登·费奇看着劳曼克思，平静地说：“你这是想干什么？”

劳曼克思不理费奇。他对斯通纳说，“沃尔克先生跟我说了，虽然他是出于原则拒绝那样做，现在他愿意递交那份备受你的丑陋怀疑的研讨班专题报告，他愿意服从你和另外两位系里的资深老师可能做出的任何裁决。如果从这三位中的多数那里得到通过的分数，他就会得到研讨班通过分数，他将被允许继续留在研究生院。”

斯通纳摇摇头，他都羞于看着劳曼克思。“你知道，我不会这样做的。”

“很好，我不喜欢这样做，可是——如果你不改变昨天的投票，我只好被迫拿出对你的正式指控了。”

戈登·费奇抬高声音。“你要被迫做什么？”

劳曼克思冷冷地说，“密苏里大学校规允许任何终身教职工指控其他终身教职工，如果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相信这位被指控的员工无能、行为失范，或者按照宪法第三条第六款规定的道德标准失职的话。这些指控以及支持它们的证据，将由全体员工审听，在审判结束时，这位员工要么通过三分之二的投票维持指控，要么因为投票不足而撤销指控。”

戈登·费奇坐回椅子，张着嘴，难以置信地摇着头。他说：“瞧，这事快要失控了。你别太当真，霍利。”

“我向你保证，我是当真的，”劳曼克思说，“这是件严肃的事情。这是事关原则的事情，而且——而且我的正直遭到质疑。提出指控是我的权利，如果我认为合适的话。”

费奇说：“你可千万别把事情弄僵了。”

“然而，这是我的权利，提出指控。”

费奇看了眼劳曼克思，接着平心静气，几乎是和蔼可亲地说：“不会有指控的。我不知道这种事本来是怎么解决的，我并不特别在乎。但是不存在指控。我们过会都要走出去离开这儿了，我们谁都要忘了今天下午说的大部分话，或者至少要努力假装忘了。我不想让英文系或者学院拖进一团糟中。不存在指控。因为，”他愉快地补充道，“如果有的话，我向你保证，我会拼了命要让你无论如何遭到灭顶之灾。我不会善罢甘休的。我要动用我拥有的一分一厘影响力。如果需要的话，我撒谎都在所不惜。如果必要的话，我会诬陷你。我现在就去向卢瑟福院长报告沃尔克先生的表决结果维持原判。如果你还想在这件事上纠缠，你可以去跟他讲，跟校长讲，或者跟上帝讲。但是，在这间办公室里，这件事到此为止。我不想再听了。”

费奇慷慨陈辞的时候，劳曼克思脸上的表情开始变得若有所思和冷静起来。费奇讲完话，劳曼克思几乎热情地点点头，从椅子上站起来。他又看了眼斯通纳，然后瘸着腿穿过房间，走了出去。费奇和斯通纳无语地坐了片刻。最后，费奇说：“我不知道，他和沃尔克之间是怎么回事。”

斯通纳摇摇头：“这不是你想的事情，”他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想知道。”

十天后，霍利斯·劳曼克思的英文系主任的任命宣布了。此后又过了两个星期，下一学年的课程表发到各位教职员工手中。斯通纳毫不惊奇地发现，这一学年的两个学期，每学期都给他排了三个班的新生写作课，一门大二概论课。他的中世纪文学高级阅读课和给研究生上的研讨班课都从课表中取消了，斯通纳意识到，这是那种刚起步的上课助教希望的那种课程安排。在某种意义上情况更糟糕，因为上课时间做了精心安排，他教的课都零零散散，时间隔得很开，一周六天都有课。他对这种安排没有提出抗议，决心要教好下一学年的课，权当没有任何不适。

但是，从开始教书以来，斯通纳好像第一次觉得自己也许可以离开这所大学，也可以去别的地方去教书。他跟伊迪丝说起这种可能性时，伊迪丝看着他，好像惊到了自己。

“我不会去，”她说，“噢，我不会去。”接着，好像这样暴露出的害怕泄露了自己的秘密，她又愤怒起来。“你想过没有？”她问。“我们的家——我们漂亮的家。我们的朋友。还有格蕾斯的学校。从这个学校到那个学校转来转去对孩子不好。”

“也许有这个必要。”斯通纳说。他没有跟她讲查尔斯·沃尔克的事件以及还牵扯到劳曼克思的纠缠，但是事情很快就很明朗了，她知道这件事的全过程。

“欠考虑，”她说，“绝对欠考虑。”可是她的愤怒奇怪地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几乎有些敷衍了事。她浅蓝色的眼睛溜开了对他的关注，热情地落在起居室的那些小零碎上，好像这些东西的继续存在是对她自己的安慰。她那纤细，微微有些雀斑的手指焦躁地活动着：“噢，你遇到的麻烦我全知道，我从不干涉你的工作。可是——说真的，你也太固执。我是说，格蕾斯和我都受到这事的影响了。显然，我们不要指望只因为你把自己放置在一个尴尬境地就收拾东西搬家。”

“可是，这里至少也有为你和格蕾斯着想的因素，我不可能——要是继续待在这里，在系里走得更远。”

“噢，”伊迪丝冷淡地说，好像把痛苦全部召唤到自己的声音中，“这并不重要。我们到现在还这么穷，我们没有理由不要继续这样过下去。你以前就应该想到这个，想到会导致什么结果。一个瘸子。”她的声音忽然变了，放纵地大笑起来，几乎是充满柔情爱意。“说实话，好多事对你来说很重要。这样做有什么区别？”

她不会考虑离开哥伦比亚。如果要离开，她说，她会和格蕾斯搬过去跟艾玛姨妈长住，她已经越来越虚弱，肯定很乐意陪伴。

于是，斯通纳几乎只提说了下就放弃了这种可能性。那年暑期，他还要教课，有两门课他特别有兴趣，在劳曼克思当上系主任之前就排好的。他决心要全神贯注地投入进去，因为他知道，他要再有机会教这样的课，恐怕还得待些时日。

1932年秋季学期开始后过了几个星期，对威廉·斯通纳来说，情况已经很明朗，在把查尔斯·沃尔克挤出攻读英文专业研究生学位的这场战斗中，他没有成功。暑假过后，沃尔克又回到校园，好像志在必得地走进一个决斗场。在杰西楼的过道里碰到斯通纳时，沃尔克会嘲讽地歪一下头点一点，不怀好意地冲他咧嘴笑笑。斯通纳从吉姆·霍兰那里听到，卢瑟福院长推迟了去年的正式投票，最后决定让沃尔克再参加一次预答辩，考官由系主任挑选。

这场战役那时已经宣告结束，斯通纳愿意接受自己的失败，但是搏斗并没有结束。每当斯通纳在走廊或者系里的会上乃至学院的活动中遇到劳曼克思，他依然像从前一样跟劳曼克思说话，好像他们之间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但是劳曼克思并不理睬他的招呼。他冷漠地看着，然后移开目光，似乎想说他不会和解。

深秋的一天，斯通纳偶尔走进劳曼克思的办公室，在他的桌边站了一会儿，直到劳曼克思很不情愿地抬起头看他，而且嘴唇紧抿，眼神很严厉。

意识到劳曼克思并不想讲话时，斯通纳尴尬地说：“你瞧，霍利，事情已经过去，而且都搞定了。我们就不能放下吗？”

劳曼克思定定地看着他。

斯通纳接着说：“我们是存在分歧，但那也很寻常。我们以前还是朋友，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

“我们从来就不是朋友。”劳曼克思明明白白地说。

“好吧，”斯通纳说，“但我们至少要经常见面。我们可以保留任何分歧，但是看在老天的分上，没有必要把这些分歧公开展示出来。连学生们都注意到了。”

“学生们注意到好了，”劳曼克思挖苦地说，“因为他们当中一员的职业差点给毁了。何况还是一位出色的学生，他唯一的罪状就是自己的想象力，那份热情和正直，迫使他陷入与你的冲突——是的，我还想说这个——还有不幸的生理痛苦，本来在正常人那里应该唤起同情心的。”劳曼克思用一只好手拿着一根铅笔，在他面前颤抖着，斯通纳几乎恐怖地意识到，劳曼克思的忠心耿耿不仅可怕，而且绝不会改变。“不会，”劳曼克思继续冲动地说，“在这件事上，我无法原谅你。”

斯通纳试图尽量压低声音不要变得那么僵硬。“这不是原谅的问题。这只是个我们彼此对对方行为的态度问题，别因此闹得学生和系里其他人太不舒服了。”

“我对你向来是很坦率的，斯通纳。”劳曼克思说。他的愤怒已经平息，声音很镇定，变成公事公办的口气。“我认为你作为一个老师都不适任。没有人会让自己的偏见压倒才华与学问。如果我有那个权力，没准会开了你。可是，我没有这个权力，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你是受终身制保护的。我必须接受这个。可是我没必要玩伪君子的把戏。我只想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毫无关系。我也不会装。”

斯通纳定定地看了他片刻，接着摇摇头。“好吧，霍利。”他疲倦地说，然后就要走。

“稍等。”劳曼克思喊住。

斯通纳转过身。劳曼克思凝神盯着桌上的几页纸，脸色通红，似乎在跟自己较着什么劲儿。斯通纳意识到，他看到的不是愤怒而是羞辱。

劳曼克思说，“从今以后，如果你想见我——如果跟系里的事有关——你要跟秘书预约。”虽然斯通纳站着盯了他好一会儿，劳曼克思还是没有抬起头。一阵短暂的极度痛苦从他的脸上掠过，接着又恢复了平静。斯通纳走出房间。

此后有二十多年，两个人谁也没有跟对方直接讲过话。

后来，斯通纳意识到，学生受影响是难免的，虽然他曾成功地说服劳曼克思表面上假装，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未能保护学生不要看出这场战斗。

他以前的学生，甚至相当熟悉的学生，跟他点头、说话时都很不自然，甚至鬼鬼祟祟。另一部分则表现得过分友好，会特意过来说话，或者让人看见他们和他在楼道里并排走过。但他跟他们已经没有了昔日的那种融洽。他是一个特殊人物，看到或者看不到什么人跟他在一起，都是有特殊原因的。

他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无论对朋友还是对手而言是一种尴尬，所以他变得越来越内向。

一种无精打采的倦怠感开始袭来。虽然例行的新生和大二的必修课已经淘空了他的热情，每天下来带给他的是精疲力竭和麻木不仁，他还是竭尽全力教好自己的课，尽可能利用跟学生交谈来打发时间隔很长的课间时间，辛苦地辅导学生温习功课，留住他们直到个个烦躁不安，没有了耐心才放走。

时光在他身边缓慢地拖行着。他想多花些时间待在家里陪陪妻子和孩子，可是因为这种零碎的课程安排，他可以支配的这些时间都不正常，而且由于伊迪丝每天难缠的脾气而无法占用。他发现（一点都不惊讶），他的正常待着让妻子那么烦恼，她都变得神经质，开始沉默不语，有时身体还不舒服。他在家里度过的所有时间，能够看到格蕾斯的机会也不多。伊迪丝精心安排女儿白天的时间，她唯一的“空闲”时间是在晚上，而斯通纳每周排了四个晚上的课。等上完课后，格蕾斯往往已经上床睡了。

所以，他唯一能短暂地看会儿格蕾斯的时间仍然是早晨，吃早点的时候。他跟女儿单独待的时间只有几分钟，就是伊迪丝从桌上清理早餐碗碟放进厨房洗涤槽里浸泡的工夫。他看着女儿的身材一天天变长，四肢已经有了青涩的优雅，而且沉静的眼眸和警惕的脸上慢慢长出聪慧的神色。有时，他感觉父女之间还保持着那种亲近，一种两人都不愿承认的亲近。

他终于又回到在杰西楼的办公室里打发大部分时间的老习惯。他心里对自己说，应该感激有机会静下心来读点东西，从准备各种特殊课程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从预先确定自己学习方向中解脱出来。他试着随意阅读，只为自己的乐趣和嗜好，读读那些他等了好多年想读的许多东西。可是他的思想却不愿跟着他期待的方向走。他的注意力经常从握在眼前的书页上溜出来，他发现自己越来越频繁地木呆呆地盯着前方，却什么都没看。好像他的头脑时刻不停地腾空着已知的一切，而且意志也好像淘空了自身的力量。他有时觉得自己像某种植物，而且渴望着某种东西——甚至痛苦——来刺戳他，给他带来生机。

他已经到了年岁的这种时刻：经常会想到，而且日益强烈，想到一个如此简单的问题，简单得他都没有办法去面对。他发现自己有些迷茫，自己的生活是否值得过下去，是否有过生活。他认为，这是在某个时候所有人都会想的问题。他不知道，这个问题出现在他们心中时，是不是跟出现在自己心中时一样带着这种不具个人色彩的力量。这个问题随之会带来某种伤感，不过这是一种整体的伤感，他想跟自己或者他的特殊命运没有多大关系。他甚至都拿不准，这个问题蹦出来有着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从他变化后的生活中蹦出来的。他相信，这个问题是这些年日积月累中来的，是从各种偶然事件和限制中来的，是从他开始对这些东西的领悟中来的。他从这种可能性中获取一种阴郁和具有讽刺意味的快感，这种可能性就是，他努力获得的小小学问启发自己达到了这样一种认识：从长远看，各种东西，甚至让他领悟到这点的这份学问，都是徒劳和一场空，而且最终要消解成一片他们撼动不了的虚无。

有一次，晚上下课迟了，斯通纳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在桌边坐下，试图读点什么。那时正值冬季，白天下过一场雪，所以室外覆盖着一片柔软的洁白色。办公室里有些燥热，他打开桌子旁边的一扇窗户，让冷空气透进封闭的房间。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眼睛从校园洁白的地面上方打量过去。他冲动之下，熄灭了桌上的灯，坐在办公室热烘烘的黑暗中。冷空气充满肺部，他向前倾过身子靠近打开的窗户。他倾听着冬夜的寂静，好像感觉到了被雪细腻、复杂的细胞组织吸进去的各种声音，白雪上方没有任何东西活动，这是一副死寂的景象，似乎在拉扯着他，在自己的潜意识中吸吮着，就像它从空气中拉来声音，然后将其埋葬在冰冷柔软的洁白中。他感觉自己向外被拉着走向那片白色，那片白色延伸到他目力所及的远方，而且它也是黑暗的一部分，在黑暗中闪耀着，同时也是清澈无云、没有高度或者深度的天空的一部分。他一时感觉自己的灵魂逃出在窗前坐着不动的身体。当他感觉自我溜出去后，一切——平坦的白色，树木，高高的圆柱，夜晚，遥远的星辰——似乎都渺小和遥远得不可思议，好像这一切都逐渐缩小到变成某种虚无。这时，他身后的一个散热器哐啷响了一下。他动了动，这幅景象恢复了原貌。他怀着不情愿得有些奇怪的轻松感，再次拧亮台灯。他收拾好一本书和几页纸，走出办公室，穿过更显黑暗的走廊，有意走出杰西楼后面宽敞的双排门。他慢慢步行回家，发觉每走一步都带着沉闷的声响，在干硬的雪地上咔嚓咔嚓地踩过去。

那年，特别是冬天的几个月，斯通纳发觉自己越来越频繁地重温这种虚幻不真实的状态。他好像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意识从盛放它的躯体里移出来，他观察自己时，就像一个熟悉得有些古怪的陌生人在做着熟悉得有些古怪的事情，自己不得不做。这是一种他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分裂。他知道，自己应该遭受其困扰，但他已经麻木，无法说服自己相信这事很重要。他已经四十二岁，往前，看不到任何自己渴望享受的东西，往后，看不到任何值得费心记住的事物。

四十三岁那年，斯通纳的身体瘦削得几乎跟年轻时一样了，那时他第一次怀着惊奇的敬畏感行走在校园里，校园从未彻底失去对自己的影响。年复一年，驼背不断加重，他开始学着放慢动作，这样手脚自带的那种农民的粗笨就好像刻意而为，而不是源自于骨子里的笨拙。随着时间的日积月累，他的长脸柔和了许多，尽管皮肉依然像熟过的皮子，已经不再紧紧地拉过棱角分明的颧骨，而且被眼角和嘴巴周围细细的皱纹衬托得松弛了好多。他的眼睛依然犀利和清澈，灰色的眼珠在脸盘上塌得更深了，那种精明的警觉已经藏去一半锋芒。他的头发，曾经是浅褐色的头发，现已变深，而且几丝灰色已经爬上太阳穴附近。他并不经常想到岁月，或者痛惜岁月的流逝，可是当他看到镜子里自己的脸，或者当他走近通向杰西楼某扇玻璃门里自己的影子时，他还是能辨认出由于一场轻微的打击而窜到身上的这些变化。

那年早春的一个午后，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一堆新生的作文摆在桌上。他手里拿着其中的一份报告，但并没有真正在看。像最近常干的那样，他凝视着窗外校园那块从办公室里能看到的地方。那天阳光明亮，杰西楼投出的影子在他观察的工夫，几乎爬到了四方形院子中心在有力、孤独的优雅中矗立的那五根圆柱的基部。笼罩在阴影中的院子的这部分呈深深的褐灰色，阴影边沿那边，冬天的草地泛着浅黑色，上面覆盖着一层隐约闪烁、暗淡之极的绿色薄膜。在蜷曲着绕在柱子周围的藤蔓蛛丝般黑色痕迹的映衬下，这些大理石柱散发着灿烂的白色。很快阴影就会爬上柱子，斯通纳想，基部将暗淡，那片黑色将不断攀爬上来，先是缓慢地，接着速度会更快，直到……他开始发觉有人站在身后。

他坐在椅子里转过身，抬头望去，是凯瑟琳·德里斯科尔，这位去年旁听他研讨班课的年轻助教。从那以后，尽管他们在走廊里偶尔相遇，点点头，两人其实并没有互相说过话。斯通纳感觉对这种正面相遇隐隐有些不快。他并不希望回想起研讨班以及由此接踵而来的一切。他把椅子往后一推，慌里慌张地站起来。

“德里斯科尔小姐。”他严肃地说，然后摆了下桌子旁边的那把椅子。她盯着看了斯通纳片刻。她的眼睛又大又深，他想，她的脸格外苍白。她的头微微低了下，离开他，坐在他无意中动了下的那把椅子里。

斯通纳自己又坐下来，盯了她片刻，其实并没有看着她。接着，意识到自己的注视可能会被当作粗鲁，他试图笑一笑，嘴里含含糊糊地问了个毫无意义、随口而出有关她上的课的问题。

她回答得有些唐突。“你——你曾经说过，愿意看看我的论文，只要我认真写起来。”

“是的。”斯通纳说，点了下头。“我想会的。当然。”接着，他这才第一次注意到她膝盖上紧紧抓着一个文件夹。

“当然，如果你忙的话就算了。”她试探性地说。

“一点都不忙。”斯通纳说，尽量想在话语中带上点热情。“真不好意思。我并不想故意听上去心烦意乱。”

她犹豫地把文件夹拎到斯通纳跟前。他接住，拿起来，冲她笑着。“我想你可能会走得比这个更远。”他说。

“是的，”她说，“可是我重写了。我想用一种新的方法，而且——而且，如果你能告诉我你的想法，我会很感激。”

斯通纳又冲她笑起来，点点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两人在难堪的沉默中坐了会儿。

最后他说：“你什么时候需要拿回去？”

她摇摇头。“随时。只要你看完就可以。”

“我不会耽误你，”他说，“这个星期五怎么样？这样给我的时间会充足些。三点左右怎么样？”

她像刚才突然坐下来那样，又骤然站起来。“谢谢你，”她说，“我不想打扰你的。谢谢你。”她转身就走了，苗条，挺拔，走出办公室。

斯通纳把那个文件夹在手里捏了会儿，盯着看了看，接着又放在桌上，继续看他的新生论文。

那是星期二的一天，随后的两天，那部论文手稿原封不动地在他的桌上躺着。由于某些连自己都无法完全理解的原因，他害怕去打开那个文件夹，去开始阅读，而在几个月前，读这样的东西理应是一种愉悦的义务。他警觉地看着文件夹，好像是一个敌人诱骗他再次投入一场自己早已声明放弃的战争。

接着就到了星期五，他还是没有读。早晨，收拾八点钟那堂课用的书和纸时，他看着那东西埋怨似的躺在桌上。九点钟，乘回去的片刻工夫，他几乎决定要给主办公室德里斯科尔小姐的邮箱里留一张纸条请求再宽限一个星期，但最后决定在十一点的那堂课之前匆匆看一眼，等她下午过来时说些可以敷衍的评价。可是他仍然没有去读。就在自己必须离开去上课，上这一天最后一节课时，他从桌上抓过文件夹，塞在别的稿纸中间，匆匆穿过校园朝教室走去，正午，那堂课结束后，几个需要找他谈谈的学生拖住他不放，一点钟后才脱身。他怀着无情的决心向图书馆走去。他想找个没有人用的研习室，在与德里斯科尔约好的三点前花个把钟头把手稿匆匆读一遍。

可是，即便在图书馆昏暗、熟悉的宁静中，在他找到的隐藏在大书库底层没人的那间研习室里，他都心绪不宁，很难专心看自己带来的那些稿纸。他打开别的书，随意地读起有关段落来。他端坐在那里，吸着旧书散发出的霉味儿。最后，他长叹一口气，不能再拖延了，于是打开文件夹，匆匆扫起前几页来。

起初，只是思维某个紧张的棱角碰触下他读的东西，但渐渐地，这些词句自动强行向他涌来。他皱着眉，读得更仔细了。接着他被吸引住了，又返回开始的地方，注意力在这一页上流畅起来。没错，他自言自语，当然。她在研讨班专题报告里讲的内容都包括在这里了，但经过重新排列和组织，他只是模模糊糊瞥过的方面更加突出。天哪，他几乎有些惊叹地自言自语，翻页时手指激动得不停地发抖。

当他终于看完打印稿的最后一页纸时，在愉快的疲倦中向后仰去，盯着眼前灰色的水泥墙。虽然从开始读算起好像只过了几分钟，他还是看了眼手表。已经快四点半了。他立刻站起来，匆匆收拾好手稿，紧紧张张地冲出图书馆。虽然知道太晚，无论怎么都没有意义了，他还是半跑着穿过校园朝杰西楼奔去。

他经过主办公室一路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他站住，把头探进门厅。秘书——一个新来的女孩，劳曼克思最近刚雇的女孩——很不悦，几乎是无法忍受地对他说，“德里斯科尔小姐三点钟时在这儿想见你。她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他点了点头，谢了谢这女孩，然后继续更加缓慢地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他心里对自己说没关系，星期一可以把稿子还给她，到时再道歉。但是，读完稿子后的那股兴奋的余绪还没有消散，他烦躁不安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不时停下来冲自己点头。最后，他走到书架前，翻找了会儿，抽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面上写着污黑的印刷字母：教工与工作人员手册，密苏里大学。他找到凯瑟琳·德里斯科尔的名字，她没有装电话。他看了下她的住址，然后收起桌上的稿子，走出办公室。

从校园开始，朝城内方向过去大约要经过三个街区，排列着一长串巨大的老房子，几年前这里就已经改造成公寓了。这些房子里住满了老学生、年轻教工和大学行政人员，还有零零碎碎的城里人。凯瑟琳·德里斯科尔住的那幢房子就矗立在这些楼中间。这是一幢巨大的三层的灰色石质建筑，有好多让人眼花缭乱的入口和出口，带着角楼、凸窗，以及在楼的各个侧面都有的向外向上突出的阳台。斯通纳终于在这幢楼侧面的一个邮箱上找到凯瑟琳·德里斯科尔的名字，那里有一截短短的水泥台阶通向下面地下室的一扇门。他犹豫片刻，然后敲了敲。

凯瑟琳·德里斯科尔打开门时，斯通纳几乎没有认出来。她把头发扎起来，漫不经心地在后面高高地束着，这样，她那双小小的白里透红的耳朵完全裸露在外。她戴了副黑边眼镜，镜片后面那双幽深的眼睛睁得很大，吃了一惊。她穿了件男式衬衫，脖领那里敞开着。她穿着黑色宽松裤，比他记忆中的样子显得更加苗条，更加优雅。

“我——我很抱歉，错过了我们约定的时间。”斯通纳尴尬地说。他把文件夹向她递过去。“我想你也许周末会需要这个。”

她一时什么话都没说，毫无表情地看着斯通纳，咬着下嘴唇，然后从门口退了回去。“你不想进来吗？”

斯通纳跟着她穿过一个短短的、窄窄的过厅走进一间房里，天花板很低，光线暗淡，摆着一张低矮、只有正常四分之三大小的床，同时也当沙发用，前面放着一张同样低矮的长桌，一把孤零零的弹簧椅，一张小桌，一把椅子。一面墙的书架上塞满了书。几本书敞开着搁在地板和沙发上，纸张在桌子上散得到处都是。

“太小了，”凯瑟琳说，弯下腰捡起地上的一本书，“但是我也用不着太大的空间。”

斯通纳坐在沙发对面的那把弹簧椅里。她问斯通纳是否喝点咖啡，他说要。凯瑟琳走进起居室旁边的小厨房，他开始放松下来，打量着周围，听着她在厨房里活动时发出的宁静的声响。

她端来咖啡，放在精致的白色瓷杯里，搁在一只黑漆盘中，放在沙发前的桌子上。他们小口喝着咖啡，僵硬地聊了会儿天。接着，斯通纳说起他读过的那部分稿子，感觉刚才在图书馆里出现的兴奋情绪又上来了。他身体向前倾过去，热烈地讲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两人才开始自如地畅谈起来，都把自己掩藏在演说的装饰后面。凯瑟琳坐在沙发的边沿，眼睛流光溢彩，纤细的手指在咖啡桌上时而扣住，时而松开。斯通纳把椅子向前一挪，专注地朝她倾过去，两个人靠得如此之近，斯通纳可以伸手触碰到她。

他们谈到她的论文前几章引起的问题，谈到这项研究会导入什么方向，谈到这个课题的重要性。

“你千万不要放弃。”斯通纳说，声音里透着自己都难以理解的冲动。“无论有时可能多么困难，你都千万别放弃。你放弃了可就太可惜了。噢，太好了，这个绝对毫无疑问。”

她沉默不语，有一刹那，甚至那种生动劲儿都从脸上消失了。她向后靠过去，离开些距离看着斯通纳，然后好像出神地说：“那次研讨班课——你说的一些东西——很有帮助。”

斯通纳笑着摇摇头。“你不需要上那门研讨班课。但我很高兴你能坐在那里旁听。那样挺好，我觉得。”

“噢，真是太惭愧了！”她突然说。“实在惭愧。那次研讨班课——你是——课结束后，我只好重新再来。真惭愧，他们应该——”由于陷入痛苦、烦燥、心绪混乱，她打住不说了，从沙发上站起来，焦躁不安地向桌子走去。

斯通纳被她突如其来的爆发吃了一惊，一时无语，过了会儿才说：“你不应该太在意。这种事经常发生。而且全都及时平息了。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他说出这句话后，忽然好像真没什么大不了的。刹那间，他感觉自己说的是真的。几个月来，他第一次感觉从身上揭掉了绝望的重负，那种沉重感他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差不多是欢欣鼓舞，几乎是放声大笑，他又说：“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但他们之间的氛围开始变得局促起来，没法像刚才那样畅所欲言了。斯通纳很快站起来，谢过她的咖啡，就要离去。凯瑟琳陪他走到门口，跟他道晚安时几乎都是匆匆忙忙。

外面已经漆黑，料峭的春寒弥漫在夜空中。斯通纳深深地吸了口气，感觉在这样的冰凉中身体有种刺痛感。在这些公寓房参差不齐的轮廓那边，市里的灯火在悬浮于空气的薄雾中闪着光。角落的街灯虚弱地紧推着封闭在四周的黑暗。从那边的黑暗中传出的笑声忽然打破了寂静，延绵了好久才消失。后院燃烧的垃圾堆中冒出的烟味被薄雾留住。当他慢慢地穿过夜晚，呼吸着那股芳香气息，在舌尖上品尝着新鲜的夜晚时刻的空气时，似乎觉得走进去片刻就足够了，自己好像不需要太多。

就这样他有了自己的恋爱绯闻。

他对凯瑟琳的感情在心中缓缓苏醒。他发现自己总是寻找借口，在下午的时候去她的公寓。想到一本书的或者一篇文章的名字时，他就会记下来，而且故意避免在杰西楼的走廊里看见她，这样下午就可以去她住处告诉那本书的名字，然后喝杯咖啡，聊一聊。有一次他花了半天时间在图书馆查一个参考资料，这个资料可能会强化她论文第二章中他觉得有些吃不准的论点。又有一次，他辛苦地誊抄了一份很少人知道的拉丁文手稿的一部分，图书馆里有影印件，这样借着帮她翻译之机打发几个下午。

在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午后时光，凯瑟琳总是显得彬彬有礼，友好，克制。她非常感激斯通纳在自己的论文上花的时间，投入兴趣，希望不要影响他做重要的事情。斯通纳没有想过，她可能把自己当作一个有想法的教授，她很钦佩，而他的帮助虽然友好，但多少超出了职责范围。斯通纳觉得自己就像一个隐隐约约有些荒唐的人物，别人除了公事公办地对待外不会感兴趣。当他心里默认了自己对凯瑟琳的感情后，就尽量小心翼翼，不要以任何方式暴露出可能会被轻易察觉的感情。

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他每周要去两三次凯瑟琳的家里，任何一次都不会待过两个小时。他害怕自己持续反复出现，她会变得厌烦，所以就尽量谨慎地确信自己能够真正帮到她的论文时才过去。他不无自嘲自娱地发觉，为了拜访她而做的准备，其殷勤程度堪比为讲课所做的准备。他心里对自己说，这就够了，他只满足于见到她，跟她说说话，只要她还能忍受自己的存在。

虽然他殷勤备至，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下午变得越来越压抑。很长时间，两人发现找不到任何话题可说，都啜着咖啡，远远地看着对方，说着“哦……”，话音中带着试探和警戒的意味。他们找出好多理由，在房间不安地走来走去，离开对方。他怀着自己不曾料到的强烈的悲哀心情默念，自己的拜访已经渐渐成为她的负担，而凯瑟琳的谦恭有礼不许她让他意识到这点。他知道自己不得不如此，他已经做出决定，他要逐渐从她那里抽身而退，这样她也不会察觉到他已经注意到了她的烦躁不安，好像他给过她全部力所能及的帮助。

随后的那一星期，他只去了一次凯瑟琳家，接下来的一星期，他压根儿就没有去过。他没有料到自己会有那么强烈的挣扎。下午的时候，他坐在办公室里，简直不得不从生理上克制自己别从桌边站起来，冲到外面，走到她的公寓去。有一两次，在过道里远远地看见凯瑟琳，那是她匆匆忙忙去上课或者上完课后出来的时候，斯通纳都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这样他们就不会打照面了。

过了会儿，一种麻木感袭来，他心里对自己说，没关系，过几天就会在楼里看到她，向她点头、微笑，也许还会拦住她一会儿，问她论文的进展如何。

后来，一天下午，在主办公室，他从邮箱里取邮件时，偶尔听到一个年轻助教跟另一个说，凯瑟琳生病了，已经有两天没来上课了。那种麻木感顿时消退，他感觉胸口刺痛，决心已定，克制力也离自己而去。他迅速回到办公室，以近乎绝望的急切心情看着书架，挑出一本书，走了出去。他走到凯瑟琳家时已经快喘得快没气了，所以就在大门口等了会儿。他换上一副微笑的表情，希望是热情的微笑，然后固定在脸上，敲了敲她的门。

凯瑟琳比平时还要苍白，眼睛周围有几处黑印，穿了件普通的深蓝色睡衣，头发完全从额头向后梳过去。

斯通纳发觉自己讲话时既紧张又傻里傻气，但也无法阻止言辞涌流而出。“你好，”他轻松明快地说，“我听说你生病了，我想应该顺便过来看看你怎么样了，我拿了本书，也许对你有帮助，好些了吗？我不想——”他听着这些声音从自己僵硬的微笑中翻滚而出，眼睛抑制不住打量着她的脸庞。

当他终于不说话时，凯瑟琳才从门口退回去，平静地说：“进来吧。”

一走进那间小小的起居室，他那紧张的傻里傻气立刻就没了。他坐在床对面的那把椅子里，凯瑟琳在他对面坐下时，感觉某种熟悉的轻松感又开始出现了。有那么片刻，两个人谁都不说话。

终于，凯瑟琳问道：“你想喝点咖啡吗？”

“不必麻烦你了。”斯通纳说。

“不麻烦。”凯瑟琳的声音有些生硬，而且带点他以前听到的愤怒腔。“我去热下就可以了。”

她走进厨房。斯通纳一个人坐在那个小房间里，闷闷不乐地盯着咖啡桌，心想自己不该来。他想就是这种愚蠢驱使男人干些这种事情。

凯瑟琳端着咖啡壶和两个杯子过来。她倒上咖啡，两个人坐着看着从黑色液体中冒出的蒸汽。她从压扁了的盒里取出一支烟，点着，紧张地吸了会儿。斯通纳开始想到他带来的那本书，还攥在手中。他把书放在他们中间的咖啡桌上。

“也许你可能对它兴趣不大，”他说，“不过，我是偶尔碰到点东西，也许对你有些帮助，我想——”

“我已经将近两星期没看到你了。”她说，然后把香烟掐灭，在烟灰缸里使劲拧了几下。

他吃了一惊，心慌意乱地说：“我特别忙——好多事情——”

“不要紧，”她说，“真的，没关系，我不该……”她用手掌抹了下额头。

斯通纳关心地看着她，心想她一定是发烧了：“真难过，你生病了。如果有什么我能——”

“我没有生病，”她说，又用一种镇定、沉思，几乎毫无主观色彩的声音补充了一句，“我是极度、极度不开心。”

他还是不明白。这种直白、斩钉截铁的表达像一把尖刀般扎进他心里。他转过来稍微离开点凯瑟琳，迷惑不解地说：“很抱歉。你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看有什么事情我能做……”

凯瑟琳抬起头，她表情僵硬，眼睛却泪水汪汪，闪闪发亮。“我不想为难你。实在抱歉。你大概觉得我很傻吧。”

“不。”斯通纳说。他又看了看凯瑟琳，看着她苍白的脸，似乎借助某种意志的努力，依然保持着毫无表情的姿态。接着，他看着自己那双瘦骨嶙峋、绞在一起、放在一只膝头的大手，几根手指生硬粗壮，关节就像长在黄褐色皮肉上的白色瘤节。

他终于沉重又缓慢地说：“很多方面，我都是个无知之徒。愚蠢的是我，不是你。我没有来看你是因为，我想——感觉我会变成一个讨人嫌的东西，可能未必是这样。”

“不是，”她说，“不是，不是这样。”

斯通纳仍然盯着她继续说：“我不想惹得你不方便，因为要应付——应付——我对你的感情，这个，我知道，如果我继续总来看你，迟早会露出痕迹来。”

她没有动，两行泪水从眼睑上方迸涌而出，从面颊上流下来，她也不去擦一下。

“我也许有些自私。我感觉除了让你尴尬，让我不愉快，不会有任何结果。你知道我的——处境。在我看来好像不可能，你会——对我产生任何感情，除了——”

“别说了，”她温柔又激烈地说，“噢，我亲爱的，别说了，坐过来吧。”

斯通纳发觉自己浑身颤抖着，像个笨拙的男孩般绕过咖啡桌，在她身边坐下。他们的手犹犹豫豫、笨拙地向对方伸出去，用了个拙劣、压抑的拥抱姿势紧紧搂在一起。两人一动不动，挨着坐了好长时间，好像稍微动一动就会放走他们之间通过单纯的抓握所保持的那种陌生又可怕的东西。

她的眼睛，斯通纳本以为是深褐色或者黑色的眼睛，其实是一种深深的紫罗兰色。有时这双眼睛会碰着房间里一盏昏暗的灯发出的光，然后湿漉漉地闪烁着光泽。他会把脑袋朝这边那边转来转去，这双眼睛在他的凝视下，会迎着他的活动而改变颜色，所以，即便在休息的时候，这双眼睛好像永远不会安静不动。她的皮肤，从一定距离看好像那么冰冷和苍白，其实里面却透着温暖的红润，像牛奶般半透明色底下流溢的光。就像这种半透明的肌肤，镇定、冷静和克制，他以前觉得这些品质就是她本人的写照，这些品质像面具般掩饰着热情、嬉戏和幽默，其强烈程度因为伪装它们的表面而使之成为可能。

四十三岁那年，斯通纳学会了别人——比他年轻的人——在他之前早就学会的东西：你最初爱的那个人并不是你最终爱的那个人，爱不是最终目标而是一个过程，借助这个过程，一个人想去了解另一个人。

他们都很羞怯，对彼此的了解都缓慢而又带着试探的色彩。两个靠近了，然后分开，接触了然后又缩回，也不想给对方身上添加更多可能受欢迎的东西。一天又一天，那层保护他们的克制的皮层逐渐脱落，所以，最后，他们像许多极其羞怯的人一样，彼此向对方敞开，完美又无拘无束、惬意地撤去了保护，而且有绝对无拘无束的惬意感。

几乎每天下午，斯通纳上完课后就去她的公寓。他们做爱，说话，然后又做爱，像孩子玩游戏般不知疲倦。春天的日子延长了，他们渴望夏天的到来。

斯通纳还非常年轻的时候，认为爱情就是一种绝对的存在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一个人挺幸运的话，可能会找到入口的路径。成熟后，他又认为爱情是一种虚幻宗教的天堂，人们应该怀着有趣的怀疑态度凝视它，带着一种温柔、熟悉的轻蔑，一种难为情的怀旧感。如今，到了中年，他开始知道，爱情既不是一种优美状态，也非虚幻。他把爱情视为转化的人类行为，一种一个瞬间接一个瞬间，一天接一天，被意志、才智和心灵发现、修改的状态。

以前，他在办公室里凝视着窗外在自己空洞的注视中闪烁不定和空洞化的风景时打发的时间，现在都跟凯瑟琳一起度过。每天早晨，他早早地就去办公室，焦躁地坐上十到十五分钟，然后，由于无法安静下来，就漫步走出杰西楼，穿过校园去图书馆，在那里的书架中浏览十到十五分钟。最后，好像成为跟自己玩的一个游戏，他从自我强加的怀疑状态解脱出来，从图书馆的侧门溜出来，一路走到凯瑟琳住的那幢楼。

凯瑟琳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早晨，他到公寓时，发现她刚刚睡醒，还带着睡眠的温暖和性感，那件深蓝色的睡袍里面一丝不挂，她穿上就过来开门。在这样的早晨，他们经常几乎来不及说话就开始做爱，走到那张自然乱糟糟、还带着凯瑟琳睡觉时留下的余温的窄床前。

她的身材修长、纤细、满怀温柔的激情，他抚摸时，笨拙的手在肉体上好像活了起来。有时，他会凝视着她的身体，像是一座结实的金银宝藏，交给他保管，他粗硬的手指抚弄着大腿以及腹部潮湿、隐约散发着粉红色光泽的皮肤，惊叹着她那小小的硬实的乳房，精巧而细腻。他忽然想到，自己还从不了解另一个人的身体。他甚至想到，这就是他经常把另一个人的自我与随身携带这个自我的躯体分离开来的原因。最后他又想到，几乎是决定性地领悟到，自己从未怀着任何亲密或者信任，乃至人类托付的温暖去了解过另一个人。

像所有的情人那样，他们谈了许多自己的事情，好像可以借此理解造就了他们的这个世界。

“我的天，我怎么就贪恋上你了，”凯瑟琳有一次说，“我经常看到你站在教室前面，这样伟岸、可爱和笨拙，我经常强烈地贪恋你的某些东西。你从来不知道，你知道吗？”

“不知道，”斯通纳说，“我想你是一个非常得体的年轻女子。”

她愉快地大笑起来。“得体，没错！”她变得稍微严肃些，然后像回忆往事般微笑着。“我想是的，噢，我们没有理由不得体的时候，在自己看来显得多么得体！只有在爱的时候才会对自己有所了解。有时，跟你一起，我感觉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浪的荡妇，世界上最饥渴和忠实的荡妇。你觉得这样得体吗？”

“不，”斯通纳说，然后伸手揽过她，“过来。”

斯通纳得知，她以前有过一个情人，那是她大学高年级的时候，而且了结时非常糟糕，充满了泪水、指责和背叛。

“大多数恋爱都是悲惨结束的。”两个人一时都沉闷不响了。

斯通纳很震惊，得知她之前有过一个情人时自己居然感到惊讶。他意识到，在自己开始觉得他们走到一起前，两人并没有真正好好地生活过。“他是个挺害羞的男孩，”凯瑟琳说，“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很像你，只是他总觉得痛苦和忧心忡忡，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经常在去宿舍的路尽头一棵大树下等我，因为太害羞，不敢出现在人很多的地方。我们经常散步行走好几英里，一直走到乡村，在那里我们就不会看到任何人。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在一起。甚至做爱的时候。”

斯通纳几乎能够看到这个模糊的身影，没有脸，没有名。他的吃惊化作悲哀，对这个不知名的男孩有种宽宏的同情心，这个男孩由于某种不明原因的迷茫痛苦，抛弃了的人又被斯通纳拥有了。

有时，在做完爱后随之而来的那种昏昏欲睡的懒惰状态，斯通纳在一种自以为缓缓、温柔的感觉和不匆不忙的思绪流动中躺着，在那种流动状态，他几乎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出声讲话，或者只是辨认出情感和思想最终附着其上的那些语词。

他幻想过好多完美情景，幻想过他们可以永远在一起的很多世界，半信半疑地相信实现的可能性。“那些，”他说，“能够实现就好了。”然后继续构思某种可能性，不比他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更有吸引力。这是他们两个人都不曾说出口的默契，即那些他们想象和构思的可能性都是爱的示意，是对他们现在一起过的生活的颂扬。

他们现在一起过的生活，以前谁都没有真正想象过。他们从激情中萌发，再到情欲，再到深情，这种深情在时时刻刻不断自我翻新着。

“情欲和学问，”凯瑟琳曾经说，“真是全都有了，不是吗？”

在斯通纳看来，完全就是这样，认为这个是他早已明白的东西。

因为他们在一起生活，那个夏天并不全用来做爱和交谈。他们学会了在一起而不必非要说话，养成安静的习惯。斯通纳经常带些书到凯瑟琳的公寓，然后把书放在那里，最后只好多装了一个书架来存那些书。在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斯通纳发现自己又回到曾经拥有但却抛弃的书房里。凯瑟琳继续写那本要当作学位论文的书。她经常在靠墙的那张小桌子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低着头全神贯注在书本和纸张上，纤细苍白的脖颈弯弯的，从习惯穿着的那条深蓝色睡袍里流动出来。斯通纳蜷在椅子里或者躺在床上，神情同样专注。

有时他们会从书本上抬起眼睛，朝对方笑笑，然后接着读书。有时，斯通纳会把头从书上抬起来，凝视的目光停留在凯瑟琳脊背优美的曲线上，停留在总是垂着一撮头发的纤细的脖颈上。接着，一种缓慢、舒服的欲望像无风状态般从全身流过，他就起身站在凯瑟琳后面，把胳臂轻轻地搭在她的肩膀上。她会竖直身子，把头往后靠在他的胸脯上，他的双手向下伸进宽松的睡袍中，轻柔地抚摸她的乳房。然后他们又开始做爱，安静地躺一会儿，接着继续看书研究，好像他们的爱情和学问是一个过程。

这是那年夏天他们学到的被称为“成见”的奇谈怪事之一。他们是在这样一种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这种传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告诉他们，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是分离的，而且事实上也是互相为敌的。他们相信，虽然从来没有真正深思过，在某种程度上选择其中一个就要以牺牲另一个为代价。那种其中一方强化另一方的事在他们身上从未发生过。由于这种具体表现是在认识到这个真理之前就出现的，这似乎是一种专属他们的发现。他们开始收集这种怪异的“成见”，把它们当金银宝贝般积藏起来，这种东西有助于把他们从这个灌输给他们这些意见的世界孤立出来，有助于以某种微不足道却感人的方式拉在一起。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斯通纳意识到却没有跟凯瑟琳讲起过的怪事。这种怪事与他跟妻子和女儿的关系有关。

按照“成见”，他和妻女的关系应该随着那种成见描述为他的“绯闻”的向前发展，会持续恶化。但事情并非如此。相反，好像还在持续地改善。他长时间不在仍然不得已称之为“家”的地方，似乎让他与伊迪丝和格蕾斯比前些年更亲近。他开始对伊迪丝产生了某种奇怪的友谊感，近乎钟情，他们甚至时不时聊些没什么具体内容的事情。那年夏天，她甚至清理了玻璃门廊，修理了天气原因造成的损坏，还在那里放了张白天休息的床。这样他就不必再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睡了。

有时，周末，她会去拜访邻居，让格蕾斯单独跟父亲在一起。偶尔，在他看来伊迪丝还会出去很久，跟女儿去乡下散步。离开家后，格蕾斯那种生硬、警惕的拘谨就会掉落，有时还会露出斯通纳几乎忘却的沉静和充满魅力的微笑。去年，她的个头长得很快，而且很瘦。

只有通过意志的刻意努力，他才能让自己想到他在欺骗伊迪丝。他生活中的两部分是分开的，分离的程度到了一种生活能够分离的最大限度。虽然他知道自己的反省能力是很弱的，而且善于自我欺骗，他还是难以让自己相信，他在伤害着感觉应该对其负责的什么人。

他没有那种掩饰的本领，也没想到过掩饰与凯瑟琳·德里斯科尔的关系，也没想到过故意表现给什么人去看。在他看来，外面的人似乎不可能会察觉他们的关系，更别说对之兴趣盎然了。

因此，那年夏天快到头时，他发现伊迪丝知道了他们的关系，而且她几乎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有种深深而又漠然的震惊。

一天早晨，他喝早咖啡时磨蹭了很长时间，跟格蕾斯说着话，伊迪丝漫不经心地提到这件事。伊迪丝话音有些尖厉，告诉格蕾斯吃早餐时不要拖拖拉拉，别浪费时间，还要练习学一个小时的钢琴呢。斯通纳看着女儿细瘦、笔直的身影走出餐室，心不在焉地等着，直到最后听见那架老钢琴发出响亮的乐音。

“唉，”伊迪丝说，声音里仍然带着些微那种尖厉，“今天早上你恐怕要有些迟到了吧？”

斯通纳询问般转向伊迪丝，脸上仍然带着恍惚的表情。

伊迪丝说：“你的小同事不生气吗，如果你让她等着的话？”

他感觉嘴唇开始麻木起来。“什么？”他问道，“什么意思？”

“噢，威利，”伊迪丝说完放纵地大笑起来，“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风流？得了，我从头到尾都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听说过但忘了。”

在震惊和混乱中，斯通纳脑子只抓住一个词，他说话时，声音听上去烦恼中带点任性。“你不明白，”他说，“没有——风流，像你说的那样，那是——”

“噢，威利，”她说完又大笑一声，“你显得这么惊慌，噢，这种事儿我全知道。你这种年龄的男人就这么回事。这也很自然，我想。至少他们说是这样。”

他沉默了片刻，接着又勉为其难地说：“伊迪丝，如果你想谈谈这事儿——”

“不想！”她说，话音中带着一丝恐惧。“没有什么好谈的，完全没有。”

从那以后或者从此以后，他们再没有谈过这件事。大多数时候，伊迪丝总是维持这样的假设，是工作让他经常不在家，但是，偶然，而且几乎是漫不经心，她会说出一直存在内心某个地方的想法。有时她调侃地说出来，带点逗乐的亲切劲儿；有时说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好像是她能想象得到的最普通的聊天话题；有时她说起来很任性，好像什么琐事让她很烦恼。

她说：“噢。男人一旦过了四十都会这样。可是说真的，威利，你年龄大得足以当她的父亲了，你不觉得吗？”

他没有想过，面对外人，面对这个世界，他要显得像什么样子。一时间，他认为自己显示出的样子就是他必须显示的样子。伊迪丝说的就是他看到的部分。他看到过一个身影，轻快地穿梭在吸烟室的轶事中，穿过廉价小说的书页——一个可怜的小伙子进入中年，被妻子误解，试图让青春重放光彩，找了个年龄比自己小的姑娘，笨拙、傻乎乎地找到自己不曾有过的青春，一个愚笨、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小丑，世人出于别扭、同情、蔑视而耻笑着这个人。他极力凑近看着这个身影，可是他看的时间越长，这个身影变得越不怎么熟悉。他看到的不是自己，他忽然明白，这个影子谁都不是。

但是，斯通纳知道，外面的世界悄然向他逼近，也在逼近凯瑟琳，同时也逼近他们以为属于自己的那个小窝了。他悲伤无奈地看着这种逼近，却不能说出口，甚至对凯瑟琳也说不出口。

秋季学期在那年九月开始，但仍然是绚丽多彩、温和的夏天的天气。一场早霜过后，九月便到了。斯通纳又回来教他的课，满怀很久不曾体验过的渴望；连即将面对三百多张新生的脸都无法暗淡他焕发的生气。

他跟凯瑟琳的生活还是如同从前，只是，随着学生和更多教工回来，他开始觉得有必要学着谨慎小心些。夏天的时候，凯瑟琳住的那幢老房子几乎没有什么人，因此他们差不多可以完全与世隔绝地待在一起，不用害怕被人看到。现在，中午后斯通纳去她住的地方时得更加小心，靠近房子时就已经在街上东张西望了，然后鬼鬼祟祟地走下那条楼梯，朝通向她房间的天井走去。

他们想到故作姿态，谈到公开蔑视。他们各自说，是受到诱惑干出些激烈的事情，故意表演。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没有真正的欲望这样做。他们只想这样在一起不被人关注，只想独来独往。他们知道，想要这样，就不能独自待着，他们怀疑办不到独来独往。他们想象可以小心谨慎，但几乎马上想到，他们的恋情会被怀疑到。他们决定不要在大学里互相遇着，在公开场合实在无法避免遇到时，就一本正经打个招呼，其中的讽刺意味，他们并不觉得有多明显。

但是，他们的恋情被人知道了，而且在秋季学期开始后很快就被知道了。被发现很可能是因为人们对这种事有种天生的洞察力，因为两人谁都没有向外传递过有关私生活的任何信号。也许是某人胡乱猜想，跟别的什么人说的话一拍即合，这又导致人们对他们两个的关注更加严密，反过来又……他们知道，别人的猜度是没完没了的，但他们在继续制造着猜度。

有些迹象，他们判断已经表明被发现了。有一次，在两个男研究生后面，斯通纳听到一个半羡慕半蔑视地说：“老斯通纳，借上帝的光，谁敢相信？”——还看到他们在针对世风既嘲讽又不解地摇着脑袋。凯瑟琳的个别熟人拐弯抹角地提到斯通纳，不请自来给她说些自己恋爱生活的知心话。

让他们惊讶的是，两人好像都不当回事。没有人拒绝跟他们说话，没有人给他们黑脸。他们不是天生要被这个他们害怕的世界折磨的。他们开始相信，可以生活在自以为对他们的爱情充满敌意的世界，在那里自尊又舒服地活着。

圣诞节假期，伊迪丝决定带上格蕾斯去看看住在圣路易斯的母亲，这是斯通纳和凯瑟琳一起生活来唯一一次能够长时间相处的一段日子。

两人各自有意无意地让人知道，圣诞节假期他们将离开大学。凯瑟琳想去东部看亲戚，斯通纳要去堪萨斯城的资料中心和博物馆做研究。他们选择在不同的时候分乘不同的巴士，最后在奥扎克湖相聚，那是大奥扎克地区偏僻的山地度假村。他们是村子唯一旅舍的唯一客人，那间旅舍依然常年开放。他们一起待了十天。

到之前就已经下了三天大雪，住的那段时间又开始下了，所以，他们住在那里期间，那些缓缓起伏的小山一直都是白白的。

他们开了个带卧室、起居室、小厨房的小木屋，好像是从别的木屋里挪过来的，在那里可以俯视冬天几个月里还结着冰的湖。早晨，他们一醒来就发现两人紧紧搂在一起，在厚厚的毛毯下面身体暖暖的，散发着情欲的奢靡。他们把头探出毛毯，看着呼出的气在冰冷的空气中凝成的大云团。他们像孩子般大笑着，把被单从头顶上拉过来，然后更加亲密地压在一起。他们有时做爱，有时整个早晨都待在床上说话，直到阳光从东边的窗户穿过来。有时只要一醒来斯通纳就从床上蹦起，揭掉凯瑟琳赤裸裸的身体上的被单，当他在那个巨大的壁炉里点燃火时，就冲着她的尖叫声大笑不已。接着他们又在壁炉前相偎在一起，身上只裹着一条毛毯，等着被逐渐大起来的火苗以及身体的自然温度给暖热了。

虽然很冷，他们还是差不多每天都要在林子里散步。高大的松树，在白雪的映衬下看上去黑中带绿，树梢气派地指向淡蓝色、干净无云的天空，偶尔，某条树枝上雪块悄然移动，扑通一声落在地上，反而强化了四周的寂静，就像一只孤独的鸟儿唧唧喳喳的鸣叫反而突出了他们散步的地方的幽深孤独。有一回，他们看见一头鹿从更高的山上跑下来找吃的。这是一只幼鹿，在黝黑的松树和白雪的映衬下，焦黄色的皮毛显得光彩夺目。这头小鹿离他们有50码，面朝他们，一只前爪轻轻地从雪地上提起来，小小的耳朵向前扑着，黄褐色的眼睛格外圆，而且眼神柔和得不可思议。谁都没有动。小鹿斜着精致的脸蛋，好像带着礼貌的质疑看着他们。接着，小鹿不慌不忙转身离去，高高地抬着脚走出雪地，每一步都走得那么精确，一路发出尖细的踩踏声。

下午，他们就去旅舍的主办公室，那里也当度假村的综合商店和饭馆用。他们在那里要了杯咖啡，然后随便跟过来的人聊聊天，顺便买些做晚饭用的食材，他们一般都是在小木屋里做饭吃的。

晚上，他们有时点亮油灯，读会儿书，但更多时候坐在壁炉前叠好的地毯上聊天说话，然后默默地看着圆木上火苗千变万化地飞舞，看着火光在对方的脸上飞舞。

一天晚上，他们在一起快要结束的时候，凯瑟琳平静地说，几乎是出神地说：“比尔，如果我们不曾拥有过别的任何东西，至少还有这一星期。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挺孩子气的？”

“听着是什么没什么关系。”斯通纳说。他点点头。“这是真心话。”

“那我就想说，”凯瑟琳说，“我们至少有过这一星期。”

最后那天早晨，凯瑟琳把家具都摆顺了，开始慢腾腾又仔细地清理住过的地方。她摘掉戴的婚戒，塞在墙壁和壁炉之间的一条缝里。她尴尬地笑了笑。“我想，”她说，“在这里留下点我们自己的东西，留下点我知道会存放在这里的东西，只要这地方还存在。这样做可能挺傻的。”

斯通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把凯瑟琳揽在怀里，走出小木屋，踩着雪穿过去，向旅舍办公室走去，那儿将有巴士接上他们，带他们回哥伦比亚。

二月底的一天下午，第二学期开学后没几天，斯通纳接到戈登·费奇的秘书打来的一个电话，说院长找他谈谈，问他下午或者明天上午能否过来。斯通纳说可以——电话挂断后，他一只手按着话筒坐了会儿，接着又叹口气，独自点点头，然后下楼去了费奇的办公室。

戈登·费奇穿着长袖衬衣，领带松开着。他在转椅里向后靠着，双手交叉放在脑袋后面。斯通纳走进房间时，他和气地点点头，指着放在桌子旁边一角的那把包着皮革的摇椅。

“放松些，比尔。你最近怎么样？”

斯通纳点点头。“挺好。”

“课挺忙的吗？”

斯通纳干巴巴地说：“原则上是这样。课表排得满满的。”

“我知道，”费奇说，然后摇摇头，“我不能干涉到那个地步，你知道。但这真是太糟糕了。”

“没关系。”斯通纳有些不耐烦地说。

“唉。”费奇从椅子上直立起身子，双手交叉着放在前面的桌上。“这次让你过来没什么正事，比尔。我只想跟你聊会儿天。”

沉默了好久。斯通纳温和地说：“怎么回事儿，戈登？”

戈登·费奇叹了口气，接着忽然说：“好吧。我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跟你说说。有这么些流言蜚语。作为一个院长，这也不是我非得关注的事儿，可是——嗯，有时我还不得不关注，我想应该跟你说说——作为一个朋友，关心你——免得酿成什么严重的事儿来。”

斯通纳点了点头说：“什么流言蜚语？”

“噢，见鬼，比尔。你和德里斯科尔姑娘的事。你知道。”

“嗯，”斯通纳说，“我知道。我只想知道这事会传到什么程度了。”

“也没那么严重。无非是含沙射影，议论之类的。”

“我明白了，”斯通纳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费奇认真地叠着一张纸。“是认真的吗，比尔？”

斯通纳点点头，望着窗外。“认真的，我想。”

“你想怎么办？”

“我不知道。”

费奇忽然猛地一使劲把刚才仔细叠起来的纸揉碎了，扔进废纸篓里。他说：“在理论上，你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在理论上，你可以操任何人，只要你想，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只要不影响到你的教学，就不应该有事。可是，见鬼，你的生活不是自己随心所欲就想过的。是——噢，见鬼。你知道我的意思。”

斯通纳笑了。“我想我明白。”

“这事不好办。伊迪丝怎么办？”

“显然，”斯通纳说，“她对待整个这件事不像其他任何人那样特别当回事儿。说来真有意思，戈登。我不相信我们相处得会比去年更好。”

费奇骤然大笑了一声。“你闹不明白，对吗？但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可能离婚？发生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不知道。也许会吧。但伊迪丝会极力反对。那将成一团糟。”

“格蕾斯呢？”

斯通纳忽然感觉喉咙间一阵刺痛袭来，他知道表情透露出自己的感受了。“这是——另外一码事。我不知道，戈登。”

费奇不带个人感情地说，好像在讨论别人的事。“你也许会从离婚中获得新生——如果不是那么乱的话。那会相当麻烦棘手，但你可能会有安度过去的胜算。而且如果这个——跟德里斯科尔姑娘的事没有那么严肃的话，如果你只是随便上上床什么的，那可能会好办。可是你已经把脖子伸出去了，比尔，你是求之不得。”

“我想是吧。”斯通纳说。

停顿片刻。“这是我碰到的破事儿，”费奇沉重地说，“有时我想，我根本就不适合处理这种事。”

斯通纳笑了。“戴夫·马斯特思曾说你还不够混账，所以不会真正混得有多成功。”

“也许他说得对，”费奇说，“可我经常觉得自己就是这种人。”

“别担心，戈登，”斯通纳说，“我理解你的处境。如果我能让你好过一些我——”他打住后猛烈地摇了摇头，“可是我现在束手无策。我只有等待。看看……”

费奇点点头，也不看斯通纳。他盯着桌面，好像那是一场灭顶之灾，正在缓慢而不可阻挡地向他逼近。斯通纳等了会儿，看费奇不再说什么时就悄然站起，走出办公室。

因为跟戈登·费奇的这次谈话，那天下午，斯通纳去凯瑟琳的公寓时晚了些。他根本不当回事儿地打量了下大街，就走到人行道上，自个儿进去了。凯瑟琳正在等他，她没有换衣服，几乎是一本正经地等着，笔直地坐在那里，警觉地坐在沙发上。

“你来晚了。”她平淡地说。

“对不起，”他说，“我有些事耽误了。”

凯瑟琳点了支烟，手微微颤抖着。她看了看火柴，吐出一口烟吹灭。她说：“我的一个助教同事特意告诉我，今天下午费奇院长给你打电话了。”

“是的，”斯通纳说，“所以我耽搁了。”

“是跟我们有关吗？”

斯通纳点点头。“他听到了些事情。“

“我想就是这事儿。”凯瑟琳说，“我的助教朋友好像也知道点什么，她又不肯说。噢，天哪，比尔！”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斯通纳说，“戈登是我的老朋友。我其实相信他想保护我们。我相信，只要能够，他就会。”

有那么片刻凯瑟琳不吱声。她踢掉鞋子，躺在沙发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平静地说：“现在才刚刚开始。我想了很多，希望他们放过我们，我想，我们其实没有他们想的那么严重。”

“如果情况实在太糟，”斯通纳说，“我们可以离开。我们可以采取行动。”

“噢，比尔！”凯瑟琳小声笑起来，听上去沙哑又温柔。她从沙发上坐起来。“你是最亲爱的爱人，最亲爱，任何人能想象得出的最亲爱的爱人。我不会让他们打扰我们。我不会！”

随后的几个星期，两人在一起待的时间跟以前一样多。他们采取了一种一年前还无法实施的策略，以从前没有意识到的坚强，实施躲闪、回避等战术，像个兵力单薄却志在必胜的、足智多谋的将军般摆布着自己的力量。他们开始真的谨慎起来，小心起来，在这样的操控中享受着阴郁的快感。斯通纳只在天黑后才去她家里，这时不会有人看见他进去。白天的时候，在课间的时候，凯瑟琳故意跟更年轻的男同事现身在咖啡店，他们一起度过的时光反而因为这种共同的决心更有激情了。他们心里对自己说，而且对彼此说，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亲密了；让他们惊讶的是，他们发觉这是真的，发觉彼此安慰的话更贴心。他们实现了亲密，兑现了承诺。

他们生活其中的是一个暗淡的世界，他们把自己好的那部分带到这个世界——所以不久，外面那个人来熙往，语声哗然的世界，不断变化和持续运动的世界，在他们看来都是假的虚幻的。他们的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被截然分开，在他们看来这好像天经地义，就应该生活在这种分裂里。

隆冬时节和早春的几个月里，他们生活在一起时找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静谧。随着外面的世界向他们关闭，他们渐渐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了。他们享受的那种幸福无需向对方言说，也无须想到它。在凯瑟琳那间狭小、阴暗的屋子里，像藏在那幢宏伟的老房子底下的洞穴，他们好像觉得自己游离于时间之外，在一个他们自己发现并且没有时间的宇宙中生活着。

后来，四月底的一天，戈登·费奇又叫斯通纳去一趟他的办公室，斯通纳怀着不愿承认的知情导致的麻木感走下去。

其实随后发生的事情简单之极，斯通纳应该提前料到，却没有料到。

“是劳曼克思，”费奇说，“不知怎么，这婊子养的抓住这事不放了。”

斯通纳点点头。“我早就应该想到这点。我应该料到这个。你觉得我去跟他谈谈有什么好处吗？”

费奇摇摇头，穿过办公室，在窗户前站住。晌午的阳光洒在他脸上，脸上的汗水亮晶晶的。他疲倦地说：“你不懂，比尔。劳曼克思是不会这样玩儿的。连你的名字都压根没提。他是在借德里斯科尔姑娘下手。”

“他什么？”斯通纳茫然地问道。

“你真得佩服他，”费奇说，“不知怎么，他知道我对这事完全知情。所以他昨天冷不防过来，你知道，告诉我说他要开除德里斯科尔姑娘，还警告我说这里可能藏着一桩丑事。”

“不行！”斯通纳说。他抓着摇椅皮扶手的手疼了起来。

费奇继续说：“据劳曼克思讲，经常有学生抱怨，还有些城里的居民，说好像总看见有男人出入她的公寓——明目张胆，举止轻佻——诸如此类的事吧。噢，他干得真漂亮，他个人不反对——他非常欣赏这姑娘，事实上——但他要为英文系和大学的声誉着想。我们理解这种必须向中产阶级主流的教条俯首听命的必要性，承认到处是学者的社区应该是反对清教伦理的叛逆者的避风港，最后说，现实些讲，我们也无可奈何。他说希望这事先拖着，到这个学期结束时再说，但他怀疑自己能否办得到。而且这婊子养的自始至终都知道我们绝对互相通过气。”

斯通纳喉头一紧，都说不出话来。他含含糊糊地咳了两下，试了试自己的声音，仍然稳定平缓。“当然，他的用意非常清楚。”

“我想是吧。”费奇说。

“我知道，他恨我，”斯通纳超然地说，“可我从未想到——我做梦都没想到他会——”

“我也没有。”费奇说。他走到桌子旁边，沉重地坐了下去。“我毫无办法了，比尔。我真的无可奈何。如果劳曼克思找投诉的人，他们立刻会出现。后续的东西他绝对准备好了，你知道。如果什么话传到校长那里——”他摇摇头。

“如果拒绝辞职，你想会怎么样？如果我们就是拒不害怕呢？”

“他会对那姑娘下狠手，”费奇平静地说，“而且，可能你也会貌似无意中被拖进去。这很清楚。”

“那么，”斯通纳说，“看来好像没什么办法了。”

“比尔。”费奇说，然后又沉默不语了。他把头搁在紧握的拳头上，闷声闷气地说，“还有个机会。只有一个。我可以拦住他，如果你——如果德里斯科尔只要——”

“不行，”斯通纳说，“我觉得做不出来。说真的，我觉得做不出来。”

“见鬼！”费奇的声音有些恼火。“他算计得很准！想一想吧，你能怎么样？现在是四月，差不多五月了，一年的这个时间你能找到什么活儿可干？——就算你能找到的话？”

“我不知道，”斯通纳说，“有些事……”

“伊迪丝怎么办？你认为她会屈服吗？不吵不闹让你离婚吗？还有格蕾斯？如果你一走了之，在这个地方，对她会有什么影响？还有凯瑟琳？你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会对你们大家产生什么影响？”

斯通纳不发一语，内心油然而起一种虚无感，有种凋谢、败落的感觉。他最后说：“你能给我一星期的时间吗？我得想一想。一个星期怎么样？”

费奇点点头。“至少我还可以拖他那么久。但不能再长了。很抱歉，比尔，你是知道的。”

“是。”斯通纳从椅子里起来站了片刻，试了试腿部沉甸甸的麻木感。“我会告诉你，等我想好了会告诉你。”

他走出办公室，踏进漫长走廊的黑暗中，步履沉重地走进阳光里，走进外面开阔的世界，无论他从哪里转过身，这个世界都像一座监狱。

多年以后，在那些离奇古怪的时刻，他会回想跟戈登·费奇谈完话后的那些日子，几乎完全想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他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死人，除了顽强的习惯性意志，什么都无法让他焕发活力。但是他奇怪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地点、人物，那几天从他身边流过去的事件。他知道，他向公众的关切展示的是一种掩饰自己处境的面貌。他还继续上课，跟同事打招呼，参加各种不得不参加的会——日复一日，他碰到的人没有一个觉得出了什么差错。

但是，从戈登·费奇的办公室出来的刹那，他就知道，从自己生命某个小小的中心滋长出的麻木深处知道，他生命的某个部分结束了，而且自己的这个部分离死亡如此之近，他几乎是从容不迫地看着它逼近。他隐隐约约意识到自己在初春的午后明媚清新的温暖中穿过校园。沿着人行道边和前院里的茱萸树正鲜花盛开，在他的注视中像柔软的云朵般颤抖着，透明又细薄，即将凋谢的百合花芳的香气弥漫在空中。

当他走到凯瑟琳的公寓时又很开心，既狂热又麻木。他把凯瑟琳提的跟院长最近见面的事儿放到一边，他强迫她大笑，他心怀无法量度的悲伤看着他们最后欢乐的努力，就像生命利用死亡的躯体跳的一场舞蹈。

但是，他们最后仍然要说话，他知道。虽然他们说的话就像在知悉的隐私中一遍又一遍彩排过的一场表演。他们通过符合语法规则的惯用法来揭示那种知悉：他们从完成时向前推进——“我们现在很快乐，不是吗？”——再到过去时——“我们以前很快乐——比任何人都更快乐，我想”——最后抵达语篇的必然要求。

跟费奇谈完话后的那几天，在某个半歇斯底里欢乐暂时中断的宁静时刻，他们选择这个时候，是因为把它看做通过最后在一起的几天反观自己的最适宜的时候，凯瑟琳说：“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吧，是吗？”

“没有了。”斯通纳平静地说。

“还有多久？”凯瑟琳问。

“几天，两三天吧。”

凯瑟琳点点头。“我过去以为自己可能忍受不了。但我现在麻木了。什么感觉都没了。”

“我知道。”斯通纳说。沉默片刻。“你知道，如果有什么事——不管什么我能做的事，我都会——”

“别，”她说，“我当然知道。”

他在沙发上往后靠过去，看着低矮、昏暗的天花板，那是他们的世界的天空。他平静地说，“如果我把这一切都抛弃了——如果我放弃了，一走了之——你会跟我走吗，会吗？”

“会。”她说。

“可是你知道，我做不到，你知道吗？”

“嗯，我知道。”

“因为那，”斯通纳自我解释说，“那就意味着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了。几乎可以肯定我就不能教书了，而你——而你也会变得面目全非。我们两个都会变得面目全非，不是我们本来的样子。我们都会——一文不名。”

“什么都不是了。”她说。

“我们至少现在可以从这件事中走出来，还能做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们是——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是。”凯瑟琳说。

“因为从长远看，”斯通纳说，“不是因为伊迪丝，甚至不是因为格蕾斯，或者注定要失去格蕾斯，让我继续留在这里。不是因为对你或者我来说，这是个丑闻或者伤害，不是因为这是我们非要克服的磨难，甚至不是因为我们可能要面对爱的痛失，只是因为害怕我们自我的毁灭，以及我们现在所做一切的毁灭。”

“我知道。”凯瑟琳说。

“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应该早知道这点。我相信我们是知道的，但我们得退出来一点儿，假装一点儿，这样才能——”

“我知道，”凯瑟琳说，“我始终很明白这点，我想。即便假装，我还是知道，有时，有时，我们会……我知道了。”她停了下，定定地看着斯通纳，眼睛忽然泪光闪闪。“可是太倒霉了，比尔！真倒霉！”

两个人都不再多说什么。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样彼此都不用看着对方的脸，然后又开始做爱，这样就用不着说话。他们怀着非常默契的温柔旧情和因为即将失去而更加的强烈心情做着爱。最后，在那个小屋黑暗的夜色中，他们默默无语、安静地躺着，身体轻轻挨着。过了很久，凯瑟琳的呼吸才平稳起来，好像睡着了。斯通纳悄无声息地起来，在黑暗中穿好衣服，没有叫醒她就走出屋子。他在哥伦比亚宁静、空荡的大街上走着，直到东方开始露出第一丝灰暗的光线，然后直接朝大学校园走去。他在杰西楼前的石阶上坐下，看着从东边过来的那束光爬上院子中间那几根巨大的石柱上。他想到自己出生前的那场大火，焚毁了老楼的那场大火。他被遗留的景象弄得隐隐约约有些伤感。等天大亮了，他就走进大楼，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在那里一直等到第一堂课开始。

他再也没有见到过凯瑟琳·德里斯科尔。他离开后，凯瑟琳当天晚上就起了床，收拾好所有的行李，用纸箱装好自己的书，给公寓楼的管理员留了句话，告诉他把这些东西寄到哪里。她把自己批改好的成绩单寄给系办，顺便寄出取消这周以及下半学期课程的通知，以及辞职书。那天下午两点，她搭上火车踏上了离开哥伦比亚的旅程。

她肯定早就开始计划自己的离去了，斯通纳后来意识到，他很感激自己不知道，感激她最后没有留下字条说些已经没法说的话。

那年夏天斯通纳没有再上课，平生第一次得了场病。是严重而且来历不明的高烧，只持续了一星期。但这场病把他的气力淘空了。他变得异常憔悴，痛苦的是还患上了由此导致的部分听力丧失。整个夏天，他都非常虚弱和无精打采，走几步就好像把精力全部耗光了。他差不多整天都在家里屋子后面那个封闭的小走廊里度过，躺在白天用的那张床上，或者坐在从地下室取上来的那把摇椅里。他盯着窗外或者用木条做的天花板，不时让自己振作起来去厨房吃口东西。

他几乎没有精力跟伊迪丝甚至格蕾斯说话——虽然伊迪丝偶尔走进后屋，心烦意乱地跟他说上几句话，然后又跟他撞进来时一样骤然把他一个人撇在那里。

仲夏的某一天，她有一回说起凯瑟琳。

“我一两天前才听到，”她说，“这么说你的小搭档走了，是吗？”

他使了一把劲儿，把注意力从窗户那儿引开，转过来看着伊迪丝。“是的。”他淡淡地说。

“她叫什么名字来着？”伊迪丝问。“我总是记不住她的名字。”

“凯瑟琳，”他说，“凯瑟琳·德里斯科尔。”

“噢，是叫这名儿，”伊迪丝说，“凯瑟琳·德里斯科尔。瞧，你看清楚了吗？我告诉过你了可不是？我告诉过你，这种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外面，紧挨着后院篱笆的那棵老榆树里，一只黑白相间的大鸟——喜鹊——开始唧唧喳喳地叫起来。他听着喜鹊呼唤的声音，带着出神的着迷劲儿看着它使劲送出压抑孤独的叫声时张开的尖嘴。

那年夏天，斯通纳骤然老了，所以秋季他回去上课时，有个别学生都没有认出他来，开始还有些意外。他的脸已经瘦削憔悴，瘦骨嶙峋，出现了深深的皱纹。发丛间已经横穿过片片灰色，背驼得更严重了，好像背着一件看不见的重东西。他的声音慢慢有些沙哑和不连贯，已经出现了低着头看人的倾向，所以在他纠结的眉毛下面，那双清澈的灰眼睛显得很锋利，好像总在哀诉着什么。除了学生，他很少跟人说话，现在他回答问题和待人接物总是缺乏耐心，有时还很粗鲁。

他工作起来有一股狗一般的倔强劲儿和毅力，惹得老同事们都觉得好笑，同时又让更年轻的老师非常恼火，这些人像他一样，只教新生的写作。他花好几个小时批改新生的作文，每天都找学生谈话，忠诚地参加系里的所有会议。在这样的会上，他不怎么发言，但发言时又毫无策略或者外交技巧，所以在同事中逐渐落了个粗硬无礼和脾气坏的名声。但是，对年轻的学生，他却温柔和耐心又加，但他要求学生们做的作业量远比他们希望交的要大，而且表现出一种并不针对个人的强硬姿态，这让许多学生很难理解。

同事中形成一个共识——特别是那些更年轻的同事——他是一个“敬业奉献”的老师，这个词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妒忌与蔑视兼而有之。这个人的奉献精神让他看不到教室以及往大里说大学高楼外面发生的任何事物。校园里还流传一些温和的玩笑：在一次系里召开的会上，斯通纳唐突地谈到最近语法教学方面的若干实验，会后，一个年轻助教评论道：“对斯通纳来说，连系是严格限定在动词范围的。”而且对笑声的性质和一些老同事别有意味的互相交换眼神很吃惊。还有一个人说过：“老斯通纳认为WPA就是代表错误的代词先行词。”而且得知他的这句俏皮话风行过一阵子时还很得意。

但是，威廉·斯通纳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没有几个年轻同事能够理解。在他内心深处，在他的记忆深处，是对困苦、饥饿、忍耐和痛苦的知悉。虽然他很少想起早年在布恩维尔农场的经历，但是他的意识边缘却经常会想到自己的血缘传承。这是祖辈给予的传承，而他们过着卑贱、辛苦、坚忍的生活，他们共同的道德信仰就是把自己的脸交给一个严苛不公的世界，而那一张张脸毫无表情，铁硬又荒凉。

虽然他回顾那些时带着明显的无动于衷，但对自己生活的时代仍然有所洞察和感知。那十年里，当很多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到带着永恒的冷漠和荒凉，好像在凝视一道深渊，对斯通纳来说，那副表情就像他行走其中的空气一样熟悉，他仿佛看见了从孩提时就熟悉的那种无所不在的绝望的信号。他看到，好人都落入缓慢、绝望的衰落中，当他们对体面生活的憧憬崩溃时，人也随之崩溃。他看着他们漫无目标地在大街上行走，眼睛像破碎的玻璃片般空洞；他看到他们走向后门，带着走向刑场的人才有的那种苦涩的自豪，讨要能让他们继续乞讨所需要的面包。他见识过好多人，他们曾经昂首阔步，很有身份感，因为自己作为在某种意义上不会倒闭的某个机构的终身雇员享有的那点可怜的安全，他们怀着嫉妒和痛恨兼有的感情看着他。对于这些觉悟，他从不声张，可是对这种在很多方面打动他、改变了他、深藏在大众视野之外的共同痛苦的洞悉，以及对这种共同困境毫不声张的伤心，永远不会离他生活的任何时刻太远。

他还想到欧洲的纷扰，犹如一场遥远的噩梦。1936年七月，当佛朗哥反抗西班牙政府而叛乱，希特勒又煽风点火把这场叛乱引向一场大战时，斯通纳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对这种噩梦般的景象感到恶心，从梦中逃进这个世界。那年秋季学期开始时，那些年轻些的助教已经不怎么谈别的事儿了，有些人高调宣示了想参加志愿军的意愿，要为保皇派而战斗，或者去驾驶救护车。第一学期快结束时，他们中有几个人其实已经采取行动，提交了草率的辞职报告。斯通纳想起了戴夫·马斯特思，昔日的失落焕发出新的烈度再次袭来。他又想起阿切尔·斯隆，回忆起将近二十年前，那种渐渐强大到盖过那张喜欢冷嘲热讽的脸的慢性痛苦，以及驱散了那种严峻本身的慢慢腐蚀的绝望——他想，他现在明白了，说来微不足道，斯隆忧虑的某种徒劳感。他已经预见到向前延伸的好多年，知道最坏的东西就要来了。

正如阿切尔·斯隆曾经做的那样，他意识到了把一个人的自我完全托付给这些毫无理性和黑暗的力量纯属徒劳和浪费，这些力量推动着这个世界走向不知的终点。同样，像阿切尔·斯隆不曾做过的那样，斯通纳缩回一点小小的距离来怜悯，来爱，所以，他没有被自己所观察到的那股洪流击着。像在其他危机和绝望时刻一样，他再次把目光投向深植在大学这个机构里的审慎的信仰。他心想那虽然没有多少，但知道这是自己拥有的全部了。

1937年夏，他感觉研究和做学问的古老激情再度焕发出来，怀着学者好奇和解脱的充沛精力，这是一种既非青年也不是老衰的状态，他又重返从来不曾背叛过自己的那个唯一的生活。他发现，即使在绝望中，自己都没有太远离那种生活。

那年秋季，他的课程安排尤其糟糕。大一作文四堂课分布在一周的六天里，间隔宽到有好几个小时。在劳曼克思当系主任的那些年，他给斯通纳安排的课表，连刚刚进来的助教接受起来都会很勉强。

在那一学年上第一堂课的那天，斯通纳大清早就坐在办公室，又看着打印得干干净净的课表。昨晚他深夜都还没睡在读关于中世纪传统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最新研究文章。那种兴奋感一直持续到早晨。他看着课表，一股莫名的暗火从心里升起。他凝视了会儿前面的墙壁，又瞥了眼课表，独自点了点头。他扔下课表，把大纲扔进废纸篓里，走到房间角落的文件柜前，拉出最上面的抽屉，随便看了眼里面的牛皮纸袋，然后抽出一个。他迅速浏览了一遍纸袋里的稿纸，这样翻的时候还悄悄吹着口哨。接着，他合上抽屉，把纸袋夹在胳臂底下，走出办公室，穿过校园去上他的第一堂课。

那是幢旧楼，木质地板，只在应急时才当教室用。分配给他的这间教室太小了，无法容纳全部的学生，所以有些男孩只好坐在窗台上或者站着。斯通纳进去时，学生们带着闹不清的别扭感看着他，他可能是朋友，可能是仇家，学生们不知道哪种更糟。

他向学生们道歉说教室太小，还拿注册主任开了个玩笑，并向还站着的学生保证，明天就会有椅子。接着他把文件袋放在破烂不堪的讲稿架上，稿架不规则地摆在讲桌上，然后扫视了一遍眼前的面孔。

他犹豫了片刻，接着说：“买了这门课的教材的同学们，可以把它们还回书店，拿一笔退还赔偿金。我们不会使用大纲里描述的教材——这份大纲，我拿了，你们报名上这门课时都收到了。这门课，我想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讲，这种方法需要你们买两种新教材。”

他转身背对学生，从磨损得很严重的黑板下面的槽里取出一支粉笔，镇定地捏住粉笔停了片刻，听着学生落座时发出的无声的叹息和搅动声，忍受着他们忽然觉得很熟悉的老一套。

斯通纳说：“我们的教材将用——”他把那几个字写出来，尽可能缓慢地读出音——“《中世纪英语诗歌与散文》，卢米斯和威拉德编；还有《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J.W.H.阿特金斯著。”他转过来面向全班同学。“你们会发现书店还没有进到这些书——也许要长达两星期后才会有货。在此期间，我先给你们讲些这门课的内容、目标等背景知识，我也会留些阅读书目，让你们有事可做。”

他停顿了下。许多学生低头对着书桌，辛勤地记着他说的话。还有小部分学生牢牢盯着他看，面带微笑，想显得聪明和心领神会的那种微笑。还有几个毫不掩饰惊讶地看着他。

“这门课的主要内容，”斯通纳说，“在卢米斯和威拉德的选本中都会找到，我们将研究中世纪的诗歌和散文的典范，目的有三个——首先，作为文学作品，它们自身具有的重要意义；其次，作为英语传统中文学风格和方法初始阶段的展示；第三，作为对语篇问题修辞和语法解决方式，而这个即使现在都有某种实用价值和适用性。”

这时候，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停止了笔记，抬起头来，甚至那几丝聪明的微笑都已经变成压抑的小动作。几双手在空中挥动着。斯通纳指着一个学生，他的手还稳稳地高举着，这是一个长着黑头发、戴眼镜的高个年轻人。

“先生，这是普通英文一，第四部分吗？”

斯通纳冲这个年轻人微笑着。“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男孩吞吞吐吐地说：“杰瑟普，先生，弗兰克·杰瑟普。”

斯通纳点点头。“杰瑟普先生，好的，杰瑟普先生，这是普通英文一，第四部分，我叫斯通纳——这些事实不用怀疑，我应该在开始就说明。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男孩又吞吞吐吐地说：“没有了，先生。”

斯通纳点点头，和蔼地打量了一遍教室。“其他同学还有问题吗？”

所有的脸都回望着他，没有了笑容，几张嘴半张着。

“很好，”斯通纳说，“我来继续讲。正如我刚开始讲的，这门课的一个目的是研究大约十二到十五世纪之间这个时期的某些文学作品。会涉及某些历史事件，会有些语言难题，以及哲学、社会、宗教方面的难题，理论上的、现实中的，都有。事实上，我们过去所接受的所有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又会成为我们的障碍，因为我们有关经验本质的思维习惯决定了我们的预期，如同中世纪人的习惯决定他的预期一样彻底。作为入门，我们来看看这些思维习惯，中世纪人就是在这种习惯中生活、思考和写作的……”

第一次亮相课上，他没有整个课时都抓住学生。快到一半时，他才提出预备讨论。直到结束，并给学生布置了周末的阅读作业。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写一篇短文，不要超过三页，有关亚里士多德的Topoi概念——或者用相当粗糙的英国传统说法，关于主题的概念。你们会发现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卷二里有个对‘主题’的扩展讨论，在兰恩·库柏版中有一篇导言，对你们会有极大帮助。这篇短文规定提交日期是在——星期一。我想，这就是今天要讲的全部内容了。”

他宣布下课后关心地盯着学生看了片刻，学生们都没有动。接着他迅速冲他们点了下头，走出教室，胳臂底下夹着那个牛皮纸袋。

星期一，不到一半的学生完成了作业，他放走交了报告的学生，剩下的时间陪着没走的学生，重述了一遍他布置的题目，一遍又一遍反复讲述，直到确信他们明白了，能在星期三完成布置的作业。

星期二，在杰西楼的过道里，劳曼克思的办公室外面，他发现有伙学生，他认出就是自己第一堂课上的学生。他经过时，学生们都故意避开，有的看着地板或者天花板，有的看着劳曼克思的办公室。他独自微笑着走进办公室，等着电话响起，他知道这个电话肯定会打来。

下午两点，这个电话来了。他抓起电话，应声后听到劳曼克思秘书的声音，冰冷又彬彬有礼。“斯通纳教授吗？劳曼克思教授要你今天下午找找恩哈特教授，尽快。恩哈特教授会等着你。”

“劳曼克思会在场吗？”斯通纳问道。

对方吃惊地愣了片刻。这声音犹犹豫豫地说，“我——想不会——之前有个预约。但恩哈特教授给授权——”

“你告诉劳曼克思，他应该在场。你告诉他，我十分钟内到恩哈特教授的办公室。

乔尔·恩哈特是个三十岁出头的秃顶年轻人。他是三年前由劳曼克思带到这里的。发现他是个和悦又严肃的年轻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华和教学天赋时，就被委任负责新生英文课的安排工作。他的办公室在一个小小的死角里，在那间有着二十多个年轻教师办公桌的大公用房的尽头，斯通纳得穿过整个房间才能到那里。他行走在这些办公桌中间时，有些老师抬起头来看他，公然咧嘴冲他笑，望着他穿越办公室向前行进。斯通纳没有敲门，打开那扇门走进办公室，在恩哈特桌子对面的椅子里坐下。劳曼克思没有来。

“你找我？”斯通纳问。

恩哈特皮肤非常好，微微有些脸红。他在脸上固定出一丝微笑，热情地说：“你过来真好，比尔。”然后摸索了阵子火柴，试图点燃烟斗。吸得不顺当。“这见鬼的潮湿，”他阴郁地说，“搞得烟草太潮湿了。”

“劳曼克思不在，我不会说什么。”斯通纳说。

“别。”恩哈特说，把烟斗放在桌上。“事实上，是劳曼克思教授要我跟你谈谈，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神经质地大笑起来，“我其实也是个传话的伙计。”

“请你传什么话？”斯通纳干巴巴地问。

“嗯，按照我的理解，有些人提意见了。学生们——你知道。”他同情地摇摇头。“有些学生似乎觉得——他们好像真的不理解你八点的那堂课要讲什么。劳曼克思教授以为——嗯，事实上，我想他怀疑处理大一写作中面临的问题的智慧，通过这个——这种什么研究——”

“中世纪语言和文学研究。”斯通纳说。

“没错，”恩哈特说，“事实上，我想我理解你是想——打击他们一下，让他们震惊一下，想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让他们去思考。对吗？”

斯通纳庄重地点点头。“最近在我们的新生综合讨论会上，大家提到很多新方法和试验。”

“没错，”恩哈特说，“没有人比我更想做些试验了。因为——但也许有时候，出于非常好的动机，我们都走得太远了。”他大笑起来，摇了摇头。“我肯定知道我的用心，我是第一个承认这点的。可是我——或者劳曼克思教授——唉，也许得妥协下，得往大纲上偏一下，还是用一下既定的教材——你要谅解。”

斯通纳撅着嘴唇，望着天花板，双肘放在椅子扶手上，指尖交在一起，下颏搭在拇指尖上。最后，他决然说：“不，我不相信——这个试验——还是要有个公平的机会。告诉劳曼克思，我想用这种试验方法教到学期结束。你能帮我传这个话吗？”

恩哈特的脸涨得通红。他紧张地说：“我会，可我想——我确信劳曼克思教授会非常——失望。真的会非常失望。”

斯通纳说：“噢，刚开始也许会失望吧。但会挺过去的。我相信劳曼克思不想干涉一个资深教授觉得合适的某门课的教法吧。他可以不同意这位教授的观点，但是如果试图把自己的判断强加给他人就很不道德了——而且，顺便说一句，还会有些小小风险。难道你不同意吗？”

恩哈特拿起烟斗，紧紧地抓住烟锅，深深地沉思起来。“我会——向劳曼克思教授转告你的决定。”

“如果这样的话，我会很感激。”斯通纳说。他从椅子里站起来，走到门口，然后又停住，好像忽然想起什么事来，转身对着恩哈特。他漫不经心地说：“噢，还有件事，我一直在琢磨下学期的活儿。如果我的试验结束了，下学期可以尝试教教别的课。我在考虑有没有可能，通过研究古典和中世纪拉丁传统在某些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存续来理解写作中的某些问题。这个听上去可能有那么点专业化，但我认为我能够把它降到一个可操作的程度。你不妨把我的小小想法向劳曼克思转达一下——请他过脑子想想这个。说不定再过几个星期，你和我可以——”

恩哈特歪在椅子里。他把烟斗放在桌上，疲惫地说：“好吧，比尔。我会告诉他。我要——感谢你过来。”

斯通纳点了下头，打开门走出去，然后又小心地关上，穿过那个长长的房间。一个年轻老师好奇地抬起头来看他时，他宽宏地眨眨眼，点点头，然后——终于——让笑容浮现在脸上。

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在桌边坐下等着，看着外面宽敞的门道。几分钟后，他听到楼下传来摔门的声音，听到参差不齐的脚步声，看到劳曼克思以瘸子能够带动自己的最快的速度从他办公室前走过去。

斯通纳一动不动地看着。在半个小时里，他听到劳曼克思缓慢、沉重的上楼梯的声音，看到他再次从办公室门口走过去。他等待着，最后听到楼下的门关上了，接着自个儿点点头，站起身，回家去。

几个星期后，斯通纳才从费奇本人那里听到那天下午劳曼克思暴风雨般冲进他的办公室时发生了什么事。劳曼克思尖刻地状告斯通纳的做法，声称他想给大一班的学生教类似高年级的中世纪英语，而且要求费奇采取纪律措施。沉默了片刻后，费奇先说了几句什么，接着放声大笑。他大笑了很长时间，其间不时想说什么，但被这笑声给拉了回去。他终于冷静下来，向劳曼克思道歉自己这样突然大笑，然后说：“他跟你干上了，霍利，你难道看不出这点？他不会善罢甘休的，你根本无可奈何。你想让我来替你解决这事？你想过没有，那会像什么话——一个院长去掺和系里一个老资格教员怎么上课，而且去平息系主任本人的愤怒？不可能，先生。你自己处理吧，你能做的顶多就这样了。可是你其实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你知道吗？”

那次谈话后过后两个星期，斯通纳收到劳曼克思办公室发来的一份通知，告诉他下个学期的课程安排有变化，他继续教原来研讨班的拉丁传统与文艺复兴文学专题课，再加一门中世纪英语语言和文学的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课。一门大二文学概论，一门大一写作课。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胜利，但这是一次他经常打趣地自嘲的胜利，好像是一次通过无聊和冷漠而赢得的胜利。

那已经成为一个传奇，开始与他的名字相连的传奇，那些传奇随着年复一年的累积，细节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就像神话的发展，从个别人的事迹变成了具有仪式色彩的真理。

以四十八九岁的年纪而言，他的样子显得要老气很多。年轻时浓密而疯狂生长的头发，如今几乎全白了。他的脸上遍布深深的皱纹，双眼塌陷在眼眶中。自从那年夏天与凯瑟琳·德里斯科尔的关系结束后患上的耳聋症逐年轻微加重，所以，他听别人说话时，总是把头倾向一侧，眼神格外专注，好像在隐隐约约思考着一个自己完全确定不了的令人费解的物种。

那种耳聋的毛病性质很奇怪。虽然他有时弄明白别人直接面对他讲的话有些困难，可是一间嘈杂的屋子对面别人咕咕哝哝的交谈声却能经常听得清清楚楚。正是这种耳聋的捉弄，他逐渐开始懂得，年轻时流行的说法中，为什么自己被视为“校园人物”。

所以，他是一遍又一遍地偷听到经过不断渲染修饰、他给一群新生教中世纪英语以及霍利斯·劳曼克思投降的故事。“三十七个新生班举行大一英语考试，你知道哪个班的分数最高吗？”一个心有不甘教大一英文的年轻老师问道。“当然知道。老斯通纳的中世纪英语那伙人呗。而我们一直在使用练习和手册呢！”

斯通纳得承认，在这些年轻教师和年纪大点的学生，这些他还来不及把他们的名字与面孔牢牢联系在一起就来去匆匆走了的年轻人心目中，他已经几乎成为一个神话人物，无论这个人物的功能如何千变万化。

有时他是个流氓。在一个试图解释他和劳曼克思长久难解的宿仇的版本中，他诱奸然后又抛弃了一个年轻的研究生，而劳曼克思则对这个学生心怀纯洁和高贵的激情。有时他又成为傻瓜：在同样是宿敌的另一版本中，他拒绝与劳曼克思说话，因为有一次劳曼克思不想给斯通纳的一个学生写推荐信。有时候，他又变成了英雄：在一个终极但并不经常为人接受的版本中，劳曼克思厌恶他，然后冻结了他的职称评定，因为有一次他抓住劳曼克思正给一个喜欢的学生送了份斯通纳开的某门课的期终试卷。

然而，由于斯通纳在课堂的举止，他的传奇故事明晰了起来。经过了这么多年，故事变得越来越离谱，而且越来越刺激。他讲课、讨论时开始举止笨拙、动作生涩，很快所讲的主题就变得漫无边际，几乎意识不到自己周围的人和事的存在。有一次，几个校董和校长安排好要在会议室开个会，而斯通纳就在这个地方开研讨班的拉丁传统课。提前通知过他有这个会，可他给忘了，仍然一如既往按照原来的时间地点来上课。上到中途的时候，传来怯生生的敲门声，斯通纳还沉醉在即兴翻译一段相关的拉丁文中，没有注意到。过了会儿，门打开了，戴着无边眼镜、矮胖的中年男子踮着脚尖进来，轻轻拍了拍斯通纳的肩膀。斯通纳都不抬头看看，就挥手把他挡开了。这个人退出教室，敞开的门外传来他跟另外几个人悄悄的商量声。斯通纳继续翻译着。接着四个人在校长的带领下大模大样像一支小分队般站在斯通纳的讲桌旁边，校长身材高大魁伟，昂首挺胸，脸色红润，他皱着眉头，大声清了清嗓子。斯通纳自然在做着即兴翻译，没有中断或者稍事停顿，他抬起头，对着怒气冲冲的校长轻声读着这首诗的下一行：“滚开，滚开，你们这些血腥残忍的婊子养的高卢人！”接着仍然毫不停顿，把目光收到书本上，继续讲他的课，这伙人惊慌失措，踉踉跄跄地向后退去，转身飞一般逃出教室。

由于有这种事件供给养料，这个传奇继续成长发育，最后有些轶事给几乎所有斯通纳的典型行为赋予实质性内容，它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扩展到他在大学外的生活。最后，这个传奇把伊迪丝也容纳进来了，很少看到她跟斯通纳参加大学的活动，隐隐约约成为一个神秘人物，像个幽灵般掠过集体想象：她经常偷偷喝酒，由于某种不明原因和久远的悲伤，她得了一种罕见而且一般都会致命的疾病，在慢慢走向死亡。她是一个极其出色、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早年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全身心献给了斯通纳。在公开活动场合，从她瘦削的脸上会迅速闪过神经质的微笑，她的双眼明亮得发光，讲话时声音尖刻，语无伦次，大家都认定她的外表背后隐藏着某种真相，认为谁都不会相信的表面背后藏着某种本真。

生病后，出于已经成为某种生活方式的倦怠，斯通纳在多年前跟伊迪丝买的那幢房子里度过的时间越来越多。起先，伊迪丝因为他老在家里感觉十分沮丧，所以总是沉默不语，好像总在为什么事儿纠结着。后来，当她确信，斯通纳这样一个下午又一个下午，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一个周末又一个周末在家里待着要成为一种常态时，就发起了烈度更新的老战役。对于哪怕多么微不足道的恼火事，她都要伤心哭泣，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斯通纳无动于衷地看着她，嘴里喃喃地说几句不上心的同情话。她把自己锁在屋子里，一次好几个钟头都不露面。斯通纳要准备她不愿做的饭，等她终于从房间里出来露面时，脸色苍白，双颊和眼睛深陷，而斯通纳好像也跟没看到一般。在最微不足道的事上，伊迪丝都会嘲讽他，而斯通纳似乎也不怎么听。她厉声诅咒斯通纳，他却彬彬有礼，饶有兴味地听着。当斯通纳沉浸在某本书里时，她就选择这个时候走进起居室，大声疯狂地敲击起钢琴来，而她已经很少弹琴。当斯通纳平心静气地跟女儿说话时，伊迪丝就会突然同时朝两个人发火生气。而斯通纳看待这一切——愤怒，敌意，尖叫，厌恶的沉默——的态度好像这些都发生在另外两个人之间，在他心中，只要意志使把劲儿，就完全可以召唤起最敷衍的兴致来。

终于——疲惫、几乎是感激地——伊迪丝接受了自己的失败。愤怒的强度减弱了，最后变得跟斯通纳对愤怒的兴致一样敷衍了。长久的沉默逐渐退缩成一种内向，对此，斯通纳已经不再感到惊奇，相反变成对冷漠姿态的厌恶。

伊迪丝四十多岁了，仍然像少女时一样瘦削，但却透着一种坚硬，一种脆薄，这些都源于一种不屈不挠的姿态，使一举一动都显得不情愿，满怀怨气。她脸部的骨骼棱角尖削，薄薄的苍白的皮肤蒙在骨头上，就好像蒙在一个柜架上，所以，皮肤上的皱纹绷得紧紧的，很尖细。她非常白，涂的粉很重，搽脸的样子就好像每天在一副空白面具上描画自己的五官。在干硬的皮肤下面，她的双手似乎全都是骨头，总是永不停止地活动着，扭结着，拉扯着，搓绞着，甚至在最安静的时候也如此。

伊迪丝经常深居简出，在中年这段时期，变得日益孤僻和心不在焉。最近一次攻击，这次对斯通纳最后的、绝望、激烈、怒火闪耀的攻击过后不久，她像个鬼魂般溜进那隐秘的自我中，待在一个永远不会完全露脸的地方。她开始用一种通情达理的温柔态度自言自语，而这是人们对待小孩的态度。她这样做时毫不顾忌，毫不难为情，好像是自己能做的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在那些零敲碎打的艺术爱好中，成家之后陆陆续续占据她不少时间的艺术爱好中，她最终把兴趣落在了雕塑上，视为自己最大的“满足”。她主要做些泥塑模型，但偶尔也做些软石作品。胸像、全身像和各种组合件，散得满屋子到处都是。她非常时髦：模刻的胸像都是把五官特征减到最少的球体，身体都是把附属物拉长的团团泥块，组合件都是立方体、球体和棒条的随意几何组合。有时从她的工作室——曾经是他的书房——经过，斯通纳会停一停，听听她工作的动静。她像个孩子般给自己下达指令：“现在，你必须把那个放在这儿——不要太多——这儿，就在这个小凿口的旁边，噢，瞧，它都要掉了。还不够湿对吧？嗯，我们可以把它固定住，可以吧？只要一点点水就够了，还有——那儿。你看见了吗？”

她逐渐有了对丈夫和女儿用第三人称说话的习惯，好像他们是别的什么外人，而不是自己正在讲话的对象。她会对斯通纳说：“威利最好把他的咖啡喝完，现在快九点了，他不要上课迟到了。”或者对女儿这样说：“其实格蕾斯练钢琴的时间远远不够。至少一天一个小时，应该是两个小时。那样的天赋还能怎么样？惭愧啊，惭愧啊。”

这种退避对格蕾斯意味着什么，斯通纳不得而知，因为她正以自己的方式变得像母亲一样孤僻、退缩。她已经养成了沉默寡言的习惯，虽然对父亲还保留着那种羞涩、温柔的微笑，但并不愿意跟他说话。夏天他生病的那段时间，看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她就悄悄溜进父亲的那个房间，坐在他旁边，跟他一起看着窗外，显然感到跟他在一起很满足，但即便那个时候，她都沉默不语，而且当他试图引领她从自我中走出来时，她就开始焦躁不安。

斯通纳生病的那年夏天，她十二岁，已经出落成一个高挑、纤细、脸蛋精致的女孩，头发与其说是红色，更像是金色。秋天的时候，在伊迪丝最后一次暴烈攻击丈夫，她的婚姻，她自己，以及她觉得自己变成的这个样子的时候，格蕾斯几乎动都不动，好像感觉稍微一动就会摔进一道深渊，在这道深渊里，她根本爬不上来。那场暴烈过后有一段时间，伊迪丝带着她自以为可以从容掌控的自信的鲁莽劲儿认定：格蕾斯之所以沉默寡言是因为不开心，她不开心是因为在同学中不受欢迎。伊迪丝开始把那种逐渐淡化、针对斯通纳的暴力攻击转化成针对她所谓的格蕾斯的“社交生活”的攻击。她再次迸发出一种“兴趣”，把女儿打扮得光鲜亮丽，时髦前卫，给她穿上带褶边的衣服，更加衬托出孩子的削瘦。她经常举办派对，弹钢琴，欢快地坚持要求每个人都跳舞，对格蕾斯唠叨着要冲每个人微笑，讲话，说笑话，大声笑。

这次攻击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然后伊迪丝放弃了战役，开始了漫长、缓慢、通往自己都不清楚目的的旅程。但是这次攻击对格蕾斯产生的各种后果却与它持续的时间不成比例。

攻击结束后，格蕾斯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都一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听父亲在她十二岁时送的那台小小的收音机。她经常在不曾收拾的床上躺着一动不动，或者坐在桌边一动不动，听着放在床头桌上的那个矮宽、丑陋的机子的漩涡形装饰中发出的尖细得刺耳的声音，好像她听到的说话声、音乐声、大笑声全都是她身份的余绪，好像连这个都逐渐远远地淡去，化作沉默，她已经回忆不到。

格蕾斯慢慢胖起来。在那年冬天和十三岁生日这段时间，她体重增加了五十磅，脸蛋慢慢鼓起来，而且很干燥，就像正在发酵的面团，四肢也渐渐柔软，动作变得缓慢、笨拙。她吃得比以前还少，但非常喜欢甜食，房间里总放着一盒糖果，好像体内的某种东西开始松弛、柔软和绝望了，好像体内某种没有形体的东西在搏斗着，忽然松懈了，现在说服她的肉体明确指定过那种阴暗和隐秘的生活。

斯通纳心怀伤感地眼睁睁看着这种变化。这种伤感掩饰了他显现给世人的那张冷漠的脸。他不允许自己产生那种轻松、奢侈的内疚感。考虑到他的天性和与伊迪丝生活的环境，他完全束手无策。这种想法强化了他的悲伤，这种悲伤是内疚都无法引发的，让他对女儿的爱更加彻底、更加深刻。

斯通纳知道——而且很早就知道，他认为——女儿属于那种极其稀有而且永远那么漂亮可爱的人类中的一员，这种人的道德质地是那么娇柔，必须认真养护和关心，这样它才能称心如意。由于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它只好生存在一个不可能是自己家园的地方。渴望温柔和安静，它只好以冷漠、麻木和喧闹为食粮。这种天性，即使在陌生和充满敌意、不得已要生存的地方，也没有蛮力击退反对它的残暴势力，只有退缩到一个静谧之地，那里荒凉、狭小而柔静。

当她长到十七岁的时候，中学高年级第一学期的那段时间，她身上又一个变化发生了。好像她的天性找到藏身之处，她终于可以向这个世界展示一种面目了。就像体重迅速增长那样，她前三年长出来的体重又迅速掉了下去。在认识她的人看来，她好像属于那种有神奇魔力在参与这种变化的人，她好像从一只蝶蛹里露出来，飞向空中，她好像早就为此设计好了。她几乎可以称得上美丽动人了，本来很纤细、后来忽然很肥胖的身体，现在四肢精致柔软，行走时透出一点淡淡的优雅。这是一种不张扬的美，几乎可以说是病态的美。她的脸蛋上几乎没有表情，像一副面具。她那双淡蓝色的眼睛总是直视着某个人，没有好奇心，没有任何畏惧，你可以看穿它们。她的声音非常柔和，带着那么点儿平淡，但她很少说话。

忽然间，用伊迪丝的话说，她变得“受欢迎”起来。找她的电话响个不断，她坐在起居室里，不时地点点头，温柔又简洁地应答着对方的话。黄昏时分，总有小车开过来，把她接走，在大喊大笑中远去。有时，斯通纳站在窗前，看着那些小车尖叫着驶去，扬起阵阵尘土的乌云，他感觉有点儿小小的牵挂和一丝害怕。他没有买过车，也没有开过车。

伊迪丝很开心。“你看见了吧？”她用漫不经心、得意洋洋的口吻说，好像从她疯狂地攻击格蕾斯的“欢迎性”问题以来，时间并没有过去三年多。“你看见了吧？我是对的。她需要的只是轻轻地推一把。而威利还不同意。噢，我看得出。威利从来就不同意。”

这么多年，斯通纳每月都拿出几美元攒下来，这样，等时机一到，格蕾斯就可以离开哥伦比亚上大学，也许可以去东部的一所大学，有些距离的地方。伊迪丝知道这些计划，她好像也同意，可是等这个时刻到了，她好像又跟没听说过这事一般。

“噢，别这样！”她说。“我受不了！我的宝贝！去年她在这儿表现多好啊。这么受欢迎，这么开心。她得调整，而且——宝贝，格丽丝儿，宝贝——”她转向女儿，“格丽丝儿其实并不想离开她的妈妈。她是这样想的吗？难道把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撇下？”

格蕾斯默默地盯着看了妈妈一会儿。她很快转向父亲，摇了摇头。她对妈妈说：“如果你要我留下，我当然愿意留下。”

“格蕾斯，”斯通纳说，“听我说。如果你想去——拜托了，如果你真的想去——”

她没有再回看父亲。“这没关系。”她说。

斯通纳还没有来得及说别的话，伊迪丝就开始说他们可以花她父亲省下的钱买一套新装，相当好的一套行头，甚至可以买一辆小车，这样她和朋友们就可以……格蕾斯露出那种缓缓、浅浅的微笑，点了点头，不时地说句话，好像这是对她的期待。

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了，斯通纳不知道格蕾斯是怎么想的，不知道她留下来是因为自己愿意还是妈妈让她留下来，或者出于对自己命运的巨大漠然。那年秋季，她可以上密苏里大学一年级，在那里读上至少两年，然后，如果她愿意，她就可以去远处，离开这个州，去完成大学学业。斯通纳心想这条路要好一些，对格蕾斯来说要比在她几乎还不了解的这座监狱忍受两年多好得多，要比在伊迪丝绝望意志的烤架上再次撕裂好得多。

就这样什么都没有改变。格蕾斯要了那套衣装，拒绝了妈妈提供的小车，然后进了密苏里大学，成为一名新生。电话持续响个不停，那些同样的面孔（或者很像他们的面孔）继续出现，在大门前大笑着、大叫着。同样的汽车在黄昏中呼啸而去。格蕾斯不在家的时候比高中时还要频繁，伊迪丝对她想象的女儿越来越受欢迎的局面非常满意。“真像母亲，”她说，“结婚前，她是非常受欢迎的。所有那些男孩子……爸爸对他们那么恼火，可他心里偷偷地自豪着呢，我看得出。”

“是的，伊迪丝。”斯通纳温柔地说，他感觉自己的心在收缩。

这是斯通纳很艰难的一个学期；现在该轮到他来管理全校三年级英语考试了，与此同时，他还要参与指导两篇特别难的博士论文，这两篇论文都要求他自己阅读大量额外的资料。所以，他现在要比前几年习惯的那样频繁外出。

十月底的一天晚上，他比平常晚回家。起居室里的灯灭着，整个家很安静，他以为格蕾斯和伊迪丝都上床睡了。他带了些稿纸走到自己的那间小后屋里，想读几页后再上床睡觉。他走进厨房拿了块三明治，泡了杯牛奶，切了块面包，打开冰箱，这时他忽然听到尖厉、清晰，如一把小刀的拖得很长的尖叫声从楼下的什么地方传来。他冲进起居室，那尖叫声再次传来，这会儿变得很短促，强烈得有些愤怒，是从伊迪丝的工作室里传出的。他迅速穿过房间，打开工作室的门。

伊迪丝蜷着身子坐在地板上，好像刚刚在那里跌倒。她眼神疯狂，嘴巴大张着，准备发出又一声尖叫。格蕾斯坐在房间对面的一把弹簧椅子上，交叉着腿，几乎是镇定地望着母亲。伊迪丝工作台上唯一的一盏灯亮着，房间充满简陋的亮光和浓重的阴影。

“怎么回事？”斯通纳问。“出什么事儿了？”

伊迪丝的头转过来面对着他，好像脑袋是装在一个松弛的轴承上。她两眼空洞迷茫，用一种奇怪的任性口气说，“噢，威利。噢，威利。”她继续盯着斯通纳，头虚弱地摆动着。

他转向格蕾斯，女儿依然保持着镇定的表情。

她像聊天般说：“我怀孕了，父亲。”

尖叫声再度响起，尖厉刺耳，而且有种莫可名状的愤怒。他们都转向伊迪丝，她前后左右地看着，在那尖叫的嘴巴上方，眼神迷离，冰冷。斯通纳穿过房间，蹲在她身后，直直地扶她起来。她在斯通纳的胳臂中软溜溜的，他都撑不住伊迪丝的身体。

“伊迪丝！”他尖叫了声。“冷静！”

伊迪丝浑身僵硬，从他怀中挣脱。她双腿打着颤，悄悄穿过房间，站在那里俯身望着安坐不动的格蕾斯。

“你！”她啐了口，“噢，我的天，噢，格丽丝儿。你怎么能——噢，我的天，跟你父亲一样。是你父亲的血啊。噢，没错。肮脏。肮脏。”

“伊迪丝！”斯通纳更加尖锐地喝了声，大步朝她走来。他双手牢牢地按在她的胳臂上端，把她从格蕾斯身边拉开。“去卫生间，往脸上洒点冷水。然后回你房间躺下。”

“噢，威利，”伊迪丝恳求说，“我的小宝贝。我的心肝儿。怎么会出这种事？她怎么会——”

“去吧，”斯通纳说，“我待会儿叫你。”

伊迪丝摇摇摆摆地走出房间。斯通纳目光追随着她，但并没有动，直到听见卫生间龙头里的水流出来。接着他转向格蕾斯，她仍然坐在摇椅里抬头看着父亲。斯通纳迅速冲她笑了笑，穿过去走到伊迪丝的工作台前，拿了把靠背椅，又带过来，放在格蕾斯的椅子前，这样跟她说话时就不用俯视她向上翻着的脸了。

“喏，”他说，“干吗不告诉我？”

格蕾斯冲他柔和地微微一笑。“没有多少可讲的。”她说。“我怀孕了。”

“你能确定吗？”

她点了点头。“我去看过医生了。今天下午我刚拿到报告。”

“哦，”斯通纳说着笨拙地拍了拍她的手，“不用担心。一切都会过去。”

“嗯。”她说。

他温和地问：“想告诉我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一个学生，”她说，“大学的。”

“你不想告诉我？”

“噢，不是，”她说，“这已经不重要了。他叫弗莱，埃德·弗莱。是个二年级的学生。我想他在你去年的新生综合班上过课。”

“我想不起了，”斯通纳说，“我一点儿都想不起他了。”

“对不起，爸爸，”格蕾斯说，“真够傻的。他有点儿喝醉了。我们没有采取——措施。”

斯通纳不看她了，盯着地板。

“对不起，爸爸。我惊着你了吗？”

“没有，”斯通纳说，“也许，让我感到意外。其实我们最近这几年彼此并不怎么了解，对吧？”

格蕾斯把目光移开，不安地说，“嗯——我想是吧。”

“你——爱这个男孩吗，格蕾斯？”

“噢，不爱，”她说，“事实上，我并不怎么了解他。”

斯通纳点点头。“那你想怎么办？”

“我不知道，”她说，“其实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想成为麻烦。”

他们坐着，长时间没有说话。最后斯通纳开口了：“嗯，不要担心。不会有问题。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无论你想做什么，都没关系。”

“嗯，”格蕾斯说，她从椅子里站起来，接着又向下望着父亲说，“你和我，我们现在还能聊一聊。”

“是的，”斯通纳说，“我们还能聊一聊。”

她走出工作室，斯通纳一直等到听见她楼上的卧室门关了。接着，在回自己房间之前，他先轻轻地上了楼，打开伊迪丝卧室的门，她睡得很香，全身穿着衣服蜷缩在床上，床头灯的光打在脸上。斯通纳把灯熄了，下了楼。

第二天吃早饭时，伊迪丝几乎已是兴高采烈。她没有流露出丝毫昨晚表现出的歇斯底里的痕迹，她说话的样子好像未来不过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臆想的问题。得知那男孩的名字后，她更是高兴地说：“现在好了，你觉得我们应该跟他父母接触下，还是先跟男孩谈谈？我们来想想——这是十一月最后一星期。再过两星期吧。那时我们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好，也许可以举办一个小型的教堂婚礼。格丽丝儿，你那个朋友，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伊迪丝，”斯通纳说，“且慢。你太想当然了。也许格蕾斯和这个年轻人不想结婚呢。我们得把这事公开跟格蕾斯谈谈。”

“这有什么可谈的，他们当然会结婚的。毕竟，他们——他们——格丽丝儿，告诉你爸爸，给他解释下。”

格蕾斯对他说：“没什么关系，爸爸。这根本就没什么关系。”

这事真没关系，斯通纳意识到。格蕾斯的目光呆呆地越过他，看着她并没有真正在看的远处一个地方，毫不惊奇地沉思默想着。斯通纳仍然沉默不语，任由妻子和女儿制订着她们的计划。

决定好了，格蕾斯的“年轻人”，伊迪丝这样称呼他，好像他的名字有些忌讳，他将被邀请上家里来，和伊迪丝“谈一谈”。她安排在下午，好像一出戏里的一幕，有出口进口，甚至还有一段台词或者两句对话。斯通纳找个借口先走，格蕾斯先留上一会儿，然后找个借口走掉，留下伊迪丝和这个年轻人单独交谈。半小时后斯通纳回来，然后格蕾斯再回来，这个时候，一切安排都已就绪。

最后完全按照伊迪丝计划的执行了。后来，斯通纳寻思，多少有些可乐，当年轻的爱德华·弗莱怯生生地敲开门，然后被领进一间貌似充满道德敌人的屋子时，他会作何感想。弗莱个子很高，相当壮实，五官模糊，隐隐约约有些沉闷。他有那么点麻木的难为情和害怕，而且谁也不看。斯通纳离开房间时，他看见这个年轻人塌坐在椅子里，手臂放在膝盖上，眼睛盯着地板。过了半小时，他又回到房间时，年轻人还保持着同样的姿势，好像面对伊迪丝鸟儿般欢快的炮轰，纹丝未动。

但事情全都解决了。伊迪丝用一种高亢、造作，但真心快乐的声音告诉他，格蕾斯的“年轻人”出身于圣路易斯一个很好的家庭，父亲是经纪人，而且可能有段时间跟她父亲或者至少她父亲的银行有过交道，还说这个“年轻人”定好举办一场婚礼，“会尽快，很不正式，”还说两人都休学，至少一两年，在圣路易斯住下来，“换换环境，重新开始。”还说虽然他们不能读完这学期了，但还想去学校，直到放假，那天下午就结婚，应该是星期五。其实毫不温馨——不管怎样。

婚礼是在一个法官杂乱的书房里举行的。只有斯通纳和伊迪丝出席了仪式。法官的妻子，一个头发灰白凌乱的女人，带着副永远不变的愁眉苦脸的表情，在举行仪式时还在厨房里干活儿，仪式结束时就走出来，只是在文件上签了个名，作为见证人。那是一个寒冷凄凉的下午。日期是1941年12月12日。

结婚前五天，日本轰炸了珍珠港。斯通纳怀着以前从未有过的五味杂陈的心情看着婚礼。跟许多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一样，他被某种自己想来只有麻木的东西紧紧抓着，虽然他知道这种感觉里混杂着各种深沉、强烈的感情，乃至都不便承认，因为没法与它们共生。他觉得这是一种公共悲剧的力量，一种恐怖，一种如此无所不在的仇恨，连私人悲剧和个体不幸都被转移成另一种生存状态，而且被那种宏大强化了，这一切都在这种宏大中发生，感觉就像一个孤独的坟墓带来的冲击力可能会被周围巨大的荒凉衬托得更加突出。他怀着一种几乎毫无个人感情色彩的怜悯，看着这场伤感的小小的结婚仪式，而且奇怪地被女儿脸上那消极、漠然的美，被这个年轻人脸上闷闷不乐的绝望打动了。

仪式结束后，两个年轻人愉快地爬进弗莱家小小的敞篷车，前往圣路易斯，他们还要去那里拜见另一对父母，然后住下来。斯通纳看着他们驱车离开家，仍然觉得女儿是一个曾经在某个已然遥远的房间，坐在自己身边的小女孩，带着严肃的欢乐表情看着他，仍然觉得是一个早就死去的可爱小孩。

结婚两个月后，爱德华·弗莱应征入伍。格蕾斯决定继续留在圣路易斯，直到孩子出生。不到六个月，弗莱在一个太平洋小岛的河滩上牺牲，作为许多新兵中的一员，他被派去誓死阻止日本人的进攻。1942年六月，格蕾斯的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她以孩子父亲的名字取了名，从未见过、也不会去爱的父亲。

尽管，那年六月，伊迪丝去圣路易斯“帮助料理”，其间试图劝女儿回哥伦比亚，但格蕾斯并不想回来。她有个小公寓，还有一小笔弗莱的保险收入，还有公公婆婆，她似乎很开心。

“有点变了，”伊迪丝心烦意乱地对斯通纳说，“完全不是我们的小格丽丝儿了。她经历了很多东西，我想她不愿想起……她让我转告她对你的爱。”

战争的那几年全都模糊了，斯通纳简直就像穿过一场无比猛烈、几乎无法忍受的暴风雨般走过这几年，他垂着脑袋，下巴紧锁，脑子里只想着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然而，即便他拿出全部坚强的忍耐力和坚韧不拔的行动，度过几天、几星期，自己仍然是一个严重分裂的人。他的一部分在对每天浪费的本能恐惧中，以及毁灭和不可阻挡地袭击头脑和心灵的死亡的泛滥中畏缩着。他再次看到教员队伍消耗殆尽，看到教室空空荡荡，没有了年轻人，看到各种焦虑不安的表情，出现在行动仍然滞后的人的脸上，从这些表情中看到心灵在慢慢死亡，看到情感与牵挂的痛苦损耗。

然而，斯通纳的另外一部分被剧烈地拽向那场他畏缩的大屠杀。他发现内心有种自己以前还不知道的施暴能力：他渴望介入，他想品尝死亡的滋味，毁灭的苦涩快感，流血的感觉。他既感觉可耻，又感觉自豪。在这之上则是苦涩的失望，对自己，对这个时代和让他变得如此的环境。

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死者的名字在他面前滚滚而来。有时，它们仅仅是些名字，在他的记忆中好像来自遥远的过去；有时他会想起一张脸与某个名字相配；有时他会想起一个声音，一句话。

经历过这一切后，他继续教书、研究，虽然有时感觉徒劳地弓起脊背顶着逼迫而来的暴风雨，无用地像杯子般圈住手，保护着自己最后一根可怜的火柴发出的昏暗的光。

格蕾斯偶尔回趟哥伦比亚看看父母。她第一次带着儿子过来时，孩子已经快一岁了，可是小孩的存在却隐隐约约让伊迪丝有些烦躁，从那以后，她每次来就把孩子留在圣路易斯交给爷爷奶奶管着。斯通纳倒是很想多见见外孙，但他从没提过这个愿望。他开始意识到，格蕾斯离开哥伦比亚——也许甚至包括她怀孕——其实是想逃离一座监狱，她现在是出于难以抹去的仁慈和温柔的善心才回来看看。

虽然伊迪丝没有怀疑，或者不愿意承认这点，斯通纳知道，格蕾斯开始贪杯喝酒了。他是在战争结束的那年夏天第一次知道的。格蕾斯过来看望他们几天，她好像显得格外憔悴。眼睛有了黑影，脸绷得紧紧的，很苍白。一天晚饭后，伊迪丝早早上了床，格蕾斯和斯通纳坐在厨房里喝着咖啡。斯通纳试图跟女儿谈谈，可是她却烦躁不安、心神不宁。他们默默无语坐了很长时间，最后格蕾斯关切地看着他，耸了下肩膀，忽然叹了口气。

“你瞧，”她说，“你在家里放着什么酒吗？”

“没有，”斯通纳说，“我想没有吧。橱柜里也许有瓶雪利酒，可是——”

“我太想喝上一杯了。我给商店打电话，让他们送瓶过来，你介意吗？”

“当然不，”斯通纳说，“只是你妈妈和我通常都不——”

但是格蕾斯已起身走进起居室。她翻了遍电话本，焦急地拨起来。她再次回到厨房后，绕过桌边来到橱柜前，取出半瓶雪利。她从碗柜里拿出一只杯子，满到淡红色的葡萄酒差不多上了杯子边沿。她站着一饮而尽，然后抹了把嘴唇，轻轻地打了个寒战。“已经酸了，”她说，“我讨厌雪利酒。”

她拿着瓶子和杯子回到桌边坐下，把这两样东西恰到好处地放在自己前面。她倒了半杯，带着一种怪怪的微笑看着父亲。

“我喝得有点多了，”她说，“可怜的爸爸，你不知道这个吧？”

“不知道。”他说。

“每星期我都告诫自己，下个星期绝对不能喝这么多。可总是还要喝得更多。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开心吗？”斯通纳问。

“不是，”她说，“我觉得自己挺开心的。或者差不多是开心的吧。不是这个原因。是——”她没有把话说完。

等她喝完最后一点雪利时，商店配送的伙计拿着她要的威士忌来了。她把酒瓶带到厨房，手法老练地打开瓶子，把一小部分烈酒倒进雪利酒杯中。

他们坐到很晚，直到第一缕灰白的光线爬到窗户上。格蕾斯持续不断小口小口抿着喝。夜色越来越稀薄，她脸上的皱纹也舒展了，显得越来越镇定，更加年轻。两个人聊着，好像好多年不曾聊过般。

“我想，”她说，“我想我是故意怀孕的，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我想我甚至都不知道多么想，多么想离开这里。我很清楚，可以不怀孕，除非我愿意，只有天知道。所有那些高中时的男孩，还有——”她冲着父亲不自然地笑了，“你和妈妈，你们不知道，对吧？”

“我想不知道。”斯通纳说。

“妈妈想让我处处受欢迎，而且——唉，我是很受欢迎，没错。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什么都算不了。”

“我知道你不开心，”斯通纳费劲地说，“但我没有想到——我不知道——”

“我想我也不知道，”格蕾斯说，“我不会。可怜的埃德。他真是个倒霉蛋。我利用了他，你知道。噢，他是当了父亲，没错——可我利用了他。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总是那么难为情——他受不了这个。他参军才六个月就走了，就脱离了干系。我想，是我害了他。他是个多好的男孩，我们甚至都不怎么喜欢对方。”

他们谈到深夜，就像两个老朋友。斯通纳开始意识到，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她虽然很绝望，但却算得上幸福开心了。她可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少喝点酒，年复一年，自我麻痹，来对抗自己那已经变得虚无的生活。至少，他很高兴女儿能够这样。他很欣慰，女儿还能喝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那几年，是他教书教得最好的几年。在某种意义上，这几年也是他平生最幸福的几年。战后的退伍军人下到了校园，改变了校园，给校园带来以前没有的生命品质。一种激情和震荡，这些东西积累到某种程度后带来了一种变化。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辛勤工作，学生们成熟中还带着生疏，都非常严肃，而且瞧不起凡俗琐事。由于对风尚或者习俗的天真无知，他们开始自觉地学习研究，这正是斯通纳梦想学生应该做的——好像这些学习研究就是生活本身，而不是作为特定的工具来实现特定的目标。经过这些年，他知道，教学绝对不要重样。他经常自娱自乐，达到一种精疲力竭的愉快状态，他希望这种状态永远不要结束。他很少考虑过去或者未来，也不考虑失望和欢乐，他把自己能有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在工作的时刻，希望自己最终由自己的作为来作定论。

这些年，鲜见他从这种对工作的奉献状态中转移出来。有时女儿回哥伦比亚看看，好像漫无目标地从这个房间溜达到另一个房间，让他有种很难承受的失落感。二十五岁的年纪，她显得老了十岁。她继续喝酒，那种不变的冷漠就像一个彻底失去希望的人。显然，她越来越频繁地把孩子交给圣路易斯的爷爷奶奶看管。

他只听到过一次凯瑟琳·德里斯科尔的消息。1949年初春，他收到东部一所大型大学出版社的图书订单，上面说有凯瑟琳的著作出版，而且还简单介绍了下作者。她在马萨诸塞一所不错的文科学院教书，未婚。他尽快买了本她的书。当他双手拿着书时，手指似乎都活了起来，颤抖得那么厉害，都几乎打不开书。他翻了翻前面的几页，看见这样一句献辞：“献给威·斯。”

他的眼睛模糊了，一动不动坐了很长时间，接着又摇摇头，继续看着书，直到读完后才放下。

这本书跟他想象的一样好。文字优美，激情掩藏在某种冷静和智性的明晰背后。他从阅读的内容中看到了她本人，他想。斯通纳很惊讶，此刻看着她竟如此逼真。忽然，好像她就在隔壁房间，他把她的样子定了好一会儿才消失。他双手刺痒，好像刚刚触摸过她。他的失落感，内心藏了很久的失落感，喷涌而出，彻底将他吞没，他任由这股洪流裹挟着，意志已失去控制。他不想搭救自己。接着他又亲切地笑了，好像是冲着某个记忆而笑。他忽然想到，他都快到六十岁了，应该能够不受这种激情和这种爱的力量左右。

可他还是难以超越，他知道，而且永远超越不了。在麻木、冷漠、孤绝的背后，这种力量还在，强烈而稳定，它永远都在那里。年轻时他不假思索自由地释放这种力量，他曾经把这种力量投到阿切尔·斯隆展示给他的知识中——那是多少年前？在求爱和婚后的最初那段盲目、愚蠢的日子里，他曾把这种力量投放给伊迪丝。他曾把这种力量投给凯瑟琳，好像以前从未投放过。他还以古怪的方式，而且在自己完全意识不到的时候，把这种力量投到生活的某些关键时刻，也许投入得最充分。这是一种激情，既非心灵也不是肉体的激情，它就是一种综合了二者的力量，好像它们不过是爱情的材料，它的具体内容。对一个女人或者一首诗，它只是说：看哪！我活着。

他无法想象自己老了。有时，早晨刮胡子的时候，他盯着镜子里的影子，感觉这张吃惊地回望自己的脸上并没有身份标记，那双眼睛在一副古怪的面具上显得很清澈。好像他为了某种隐晦的原因，穿了副怒气冲冲的伪装，好像如果他愿意，就可以撤掉那茂盛的白眉毛，那乱蓬蓬的白头发，那塌陷在尖削的骨头上的皮肉，那假装老去的深深的皱纹。

然而，他知道，他的衰老并不是假装的。在这场大战后的几年里，他看到这个世界和国家已病入膏肓。他看到憎恨和怀疑变成一种疯狂，像急速传播的瘟疫般横扫大地。他看到年轻人再次上了战场，好像在一场噩梦的回荡中，充满渴望地奔向毫无意义的毁灭。他所感觉的同情、悲伤是如此老迈，是他衰老不可分割的部分，乃至在他本人看来，自己似乎还没有被碰过。

岁月在疾驰，而他几乎意识不到它们的流逝。1954年春天，他已经六十三岁了，忽然意识到自己顶多只剩四年的教学时间。他试图看到比这个时间更远的前方，但看不到，而且也不愿去看。

那年秋季，他收到戈登·费奇的秘书的一个通知，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去院长那里坐坐。他很忙，三天后他才找出一个下午的空闲时间。

每次看到戈登·费奇，斯通纳都不由自主地小有吃惊，他老得怎么那么慢。他只比斯通纳年轻一岁，看上去不超过五十岁。他已经完全谢顶，脸盘粗壮，没有什么皱纹，散发着几乎是天使般的健康光泽。他步履轻快，最近这些年，开始在穿衣方面经常选择一种随意不拘的效果，经常穿些鲜艳的衬衣和怪里怪气的夹克。

那天下午，斯通纳进去看见他时，他好像很不好意思。有那么一阵子，两人谈得很投机。费奇问了问伊迪丝的健康情况，还提到自己的老婆卡罗琳，还谈到改天应该再聚聚。接着他说：“时间啊。老天，时间在飞逝！”

斯通纳点点头。

费奇忽然出了口气。“唉，”他说，“我想我们得谈谈这事了。你就要——明年就要六十五岁了。我想我们得早作打算。”

斯通纳摇摇头。“现在不急，我还想好好利用下两年的选择余地呢。”

“我料到你就会这样。”费奇说着在椅子里往后一靠，“我不行。我还有三年就退了，我要出局了。我有时会想自己都错失了什么，哪些地方我没去过，还有——见鬼，比尔，生命太短暂。你干吗也不退了？想想时间——”

“我不知道拿这些时间干吗用，”斯通纳说，“我还没学会。”

“好吧，见鬼，”费奇说，“这个年代，六十五岁还很年轻。有了时间可以学些东西——”

“是劳曼克思的原因吧，对吗？他一直给你施压。”

费奇咧嘴笑了。“没错。你怎么想的？”

斯通纳沉默片刻，接着说：“你告诉劳曼克思，我不想跟你谈这事。告诉他，我老迈成这样，变得特别爱争吵和执拗，你都没法跟我说成一件事。这事让他自己来处理。”

费奇大笑着摇摇头。“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会这样去说。过了这么多年了，也许你们两个老混账该放低身段了。”

但是那种正面相迎的交锋并没有立刻发生，等真发生的时候——三月份，第二学期中——并没有采取斯通纳期望的方式。他再次被请求去趟院长的办公室，时间定好了，暗示情况很急迫。

斯通纳晚到了几分钟。劳曼克思已经在里面了。他僵直地坐在费奇办公桌前面，旁边有把空椅子。斯通纳慢慢走过屋子，坐了下来。他转过头看着劳曼克思。劳曼克思在他前面冷冰冰地盯着，一道眉毛挑起来，浑身透着蔑视劲儿。

费奇同时盯着两人打量了会儿，脸上浮出一丝好玩的微笑。

“好吧，”他说，“我们都知道摆在我们前面的问题。就是斯通纳教授的退休问题。”他简略地讲了下管理规定——六十五岁可以自愿退休，不到这个年龄可以自己选择。如果本人愿意，斯通纳要么在目前这个学年结束时，要么在下一年两个学期结束时退休。如果系主任、学院院长同意，这位相关教授愿意，他也可以把退休年龄延迟到六十七岁，到了这个年龄，就要强制退休。当然，除非本人获得过杰出教授称号，得过首席奖，如果情况是这样——

“那种可能性非常渺茫，我相信我们会同意。”劳曼克思干巴巴地说。

斯通纳向费奇点点头。“非常渺茫。”

“恕我坦率地认为，”劳曼克思对费奇说，“如果斯通纳教授能够抓住机会退休了，对系里和学院都是最有利的。有些课程和人员变化，我琢磨了很久，这次退休也便于这些变化的实施。”

斯通纳对费奇说：“在我必须退休前，如果仅仅是为了照顾劳曼克思教授的突发奇想，我不想退。”

费奇转向劳曼克思，后者说：“我相信，有个很大的好处，斯通纳教授没有考虑到。他可以有闲暇时间搞些创作，而他——”劳曼克思巧妙地停顿了下，“在教学上的贡献又妨碍他创作。这个学术团体肯定会获益匪浅，如果他多年的经验果实——”

斯通纳打断说：“我无意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才开始文学事业。”

劳曼克思坐在椅子里没动，似乎在向费奇求助。“我相信我们的同事是相当谦逊的。两年内，我本人就要根据管理规定被迫腾出系主任的位置。我肯定很想把自己的衰暮之年好好利用一番，我很向往退休后的闲暇时光。”

斯通纳说：“我希望自己仍然是系里的一员，至少等到那个吉利的时刻再说。”

劳曼克思沉默了会儿，接着若有所思地对费奇说：“过去几年，我印象中有那么几次，斯通纳教授从大学的利益出发所做的辛勤努力恐怕都没有获得充分的赏识。我想，评升正教授恐怕是他退休之年最合适的人生高潮。到时举办一场庆祝晚宴——也是一种恰当的庆祝仪式。那应该会相当惬意。虽然今年已晚了点，大多数提升已经宣布，我还是相信，只要我坚持，明年的提升还是可以安排的，以庆祝光荣退休。”

忽然，他想跟劳曼克思玩的这场游戏——而且，说来有些奇怪，还挺享受——似乎显得无聊和下作了。一股倦怠感油然而生。他直视着劳曼克思，有气无力地说：“霍利，过了这么多年，我想，你对我的了解要远远超过这个。我从来不在乎你认为可以‘给’我的东西，或者你认为可以为我‘做’的东西，或者别的什么玩意儿。”他停住不说了，觉得实在比自己想象的要疲惫得多。他又努力一把接着说：“关键不是这个，这永远不是关键。你是个好人，我想。你肯定也是个好教师。但在好多方面，你是个无知的杂种。”他又停顿了下。“我不知道你究竟盼着什么。可我不想退休——不会在今年退，也不会在明年退。”他缓缓地站起来，站了会儿，好像在积蓄力量。“两位先生抱歉，我有些累了。我得留待你们去讨论你们不得不讨论的事儿了。”

斯通纳知道这事不会就此结束，但他不在乎。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全体教职员工年度大会上，劳曼克思在向员工做系里的工作报告时，宣布明年底威廉·斯通纳教授退休，这时，斯通纳站起来告诉教师们，劳曼克思教授弄错了，退休无效，直到劳曼克思宣布的这个时间两年后才会生效。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新任大学校长邀请斯通纳去家里喝下午茶，豪爽地谈到他这些年的服务，谈到报酬不菲的休养，谈到他们大家都感觉得到的感恩之情。斯通纳拿出最怪诞的姿态，管校长叫“年轻人”，而且假装没有听到，所以最后这个年轻人用他能掌握的最具抚慰性的声调大喊着结束了谈话。

但是斯通纳的种种努力显得如此势单力薄，弄得疲惫不堪，超乎自己的想象，到圣诞假期的时候，差不多精疲力竭了。他心里告诉自己，他真的是老了，如果今年剩下的时间还有好多事儿要做的话，就只好任其自然了。圣诞假期的十天，他全都用来休息，好像这样就可以积蓄力量。等为了本学期最后几周重新回来时，他又带着充沛的精力和能量工作起来，连自己都吃了一惊。他的退休问题似乎解决了，不再费神去想了。

一月底的时候，那种疲惫感再次袭来，他好像赶不走了。大多数时候他都待在家里，强撑着坐在小后屋那张白天用的床上，做了很多论文指导工作。三月的时候，他开始感觉两条腿和胳臂出现了全面的钝痛。他跟自己说是太累了，需要好好休息。四月的时候，疼痛开始固定在身体的下半部。他偶尔会错过一堂课。他发现，仅仅从这堂课走到另一堂课的教室，都需要耗去大部分体力。五月初，疼痛开始剧烈，他已经不再当作是个小毛病了。他约了个大学医务室的医生。

经过一系列的化验、检查、问询，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斯通纳只是隐隐约约明白些。要求他进行特别的节食，给了些药丸止痛，告知下星期初再过来复查，那时各种化验结果就会出来，然后进行汇总。他感觉好些了，但疲惫仍然不散。

医生是个名叫贾米森的年轻人，对斯通纳说在开始私人行医之前，他在大学里工作了好几年。他长了副粉红色的圆脸，戴着无边眼镜，举止有些斯通纳信任的神经质的笨拙劲。

斯通纳比约定的时间早来了几分钟，但接待员告诉他，直接进去好了。他走进那条长长的窄窄的医务室的走廊，向贾米森设为办公室的小房间走去。

贾米森正等着他，斯通纳很清楚，他已经等了些时候，夹子、X射线片子和纸条都整洁地摆在他的桌上。贾米森站起来，生硬、神经质地笑了笑，把手伸向他桌子前面的一把椅子。

“斯通纳教授，”他说，“请坐，请坐。”

斯通纳坐下。

贾米森皱着眉头望着桌上的陈设，抚平一张纸，自己坐进椅子里。“是这样，”他说，“肠子下半段有点梗阻，这个很清楚。在X光片上显示得不太明显，但也没什么异常。噢，就是一小块阴影。但这并不见得就怎么样。”他转了下椅子，把一张X光片放在一副架子上，打开灯，含含糊糊地指着。斯通纳看着，但什么都没看见。贾米森关了灯，转过身回到桌边。他开始变得非常公事公办的样子。“你的血量非常低，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感染。你的沉降系数超标，血压偏低。有些内脏膨胀，好像不是太好，你的体重减了不少，还有——从表现的症状以及我根据这些东西的判断看——”他在桌边挥了下手——“我要说，只有一件事可做。”他僵硬地笑着，带着克制的幽默说：“我们深入进去看看能发现什么。”

斯通纳点了点头说：“那是癌症了。”

“嗯，”贾米森说，“这个词儿太大了。有多种可能性。我坚信是个肿块，但是——嗯，我们还不能完全肯定是什么，得进去看看。”

“我得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噢，这个不好说。但是感觉好像——嗯，挺大的，有些时间了。”

斯通纳沉默了片刻，又接着说：“你估计我还有多长时间？”

贾米森心烦意乱地说：“噢，现在，瞧，斯通纳先生。”他试图大笑。“我们不能跳着下结论。唉，总还是有机会——如果只是个肿块，不是恶性的，总还是有机会，你知道。否则——否则就说不准了。我们拿不准，除非——”

“嗯，”斯通纳说，“你想什么时候动手术？”

“尽快吧！”贾米森释然地说。“两三天内吧。”

“那够快的。”斯通纳说，几乎出了神。接着他定定地望着贾米森。“允许我问你几个问题，大夫。我必须告诉你，我想要你坦率地回答。”

贾米森点点头。

“如果只是个肿块——不是恶性的，像你说的那样——拖几个星期有什么大不了的区别吗？”

“这个，”贾米森为难地说，“会疼痛，而且——没有，没有太大的区别，我想。”

“好吧，”斯通纳说，“如果情况像你想的那样糟糕——几星期又有什么区别吗？”

过了很长一会儿，贾米森才几乎痛苦地说：“没有，我想没有。”

“那么，”斯通纳很理性地说，“我想再等几星期。有些事情需要清理——有些工作需要做。”

“我不主张这样，你知道。”贾米森说。“我绝对不主张这样。”

“当然，”斯通纳说，“还有，大夫——你不要对任何人说，行吗？”

“不说，”贾米森说，然后又加了些微热情说，“当然不会说。”他建议早先提出的节制饮食做些调整，又开了些药片，确定好住院日期。

斯通纳毫无感觉，好像医生告诉他这只是个小小的不便，只是一道他为了完成必需的任务而要与之周旋的障碍。他想，今年才发现，这事来得太晚了。劳曼克思要找个替手恐怕会有些困难。

斯通纳在医生办公室服的药片让他头脑有些轻飘，而且他发现这种感觉有种奇怪的愉悦感。他的时间感错位了，他发现自己站在杰西楼长长的嵌木走廊的一层。一阵低低的嗡鸣声，像鸟儿翅膀在远远地振动，钻进他耳朵。在阴暗的走廊里，一束束来源不明的光好像一明一灭地闪烁着，像他的心脏般在跳动。他的肉体能够贴切地意识到自己的每个动作。当他刻意小心地迈进那团光明与黑暗混合的地方时，皮肉有些刺痛。

他在通向二楼的楼梯旁边上站住。台阶是大理石做的，精致细腻的中心有着柔和的槽线，已经被几十年来上上下下的各种脚步磨光了，以前几乎全新的，那是——多少年前？——他第一次站在这儿向上张望，就像此刻一样，在琢磨它们会把他带向何方。他想到了时间和它的缓缓流动。他小心地把一只脚放进第一块光滑的凹地上，自己提了起来。

然后他就到了戈登·费奇外面的办公室。那女孩说：“费奇院长就要走……”他迷茫地点点头，冲她笑了笑，走进费奇的办公室。

“戈登，”他热情地说，笑容还挂在脸上，“我不会耽误你多久的。”

费奇条件反射般回以微笑。他双眼倦怠。“好的，比尔，坐吧。”

“我不会耽误你多久的，”他又说了遍，感觉自己的声音中出现了一股奇怪的力量，“情况是这样，我改变了主意——我是说关于退休事。我知道这样做很尴尬。对不起这么晚才让你知道，可是——嗯，我琢磨了好久，想这个学期末就退了。”

费奇的脸在他面前飘移着，在惊讶中旋转着。“怎么搞的嘛，”他说，“有人给你施压了吗？”

“没有这回事，”斯通纳说，“是我自己的决定。只是——我发现还有些事要做，我喜欢做的事。”他在理地说，“我也需要休息阵子。”

费奇有些烦躁，斯通纳知道是他造成的。他觉得听到自己又咕咕哝哝地道了一次歉，感觉微笑还傻乎乎地挂在脸上。

“唉，”费奇说，“我想也不太晚。我明天就可以着手做文件。我想你都知道需要知道那些吧，有关年收入、保险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噢，知道，”斯通纳说，“这个我都想过。都没问题。”

费奇看了下手表。“我要迟到了，比尔。一两天后再来聊，我们澄清下有关细节。这期间——嗯，我想，劳曼克思应该让他知道。我今晚就给他打电话。”他咧嘴笑了下。“我想你这次是成功地取悦他了。”

“是，”斯通纳说，“我想是吧。”

赶在住院之前两个星期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他想这些事儿是能做完的。他取消了后面两天的课，他召集来所有自己负责指导独立研究和论文的学生。他写了详尽的指导意见，那足以指导他们已经开始的工作直到完成，并把这些指导意见的复印件往劳曼克思的邮箱里放了几份。他安抚了被他们认为是嘲讽自己的话打击得惊慌失措的学生，安抚了害怕去转投新导师的学生。他发现正在服的那些药片缓解疼痛的同时，又减弱了他智力的清晰性，所以，他白天跟学生谈话，晚上读那些泛滥成灾，还是半成品的报告、论文时，只是在疼痛剧烈地逼迫他把注意力从工作上移开时才吃上几片。

宣布退休后过了两天，在某天忙碌的中午时分，斯通纳接到戈登·费奇打来的电话。

“比尔吗？戈登，是这样——有个小小问题，我想应该跟你说说。”

“是吗？”他不耐烦地说。

“是劳曼克思。他脑子就是想不通，觉得你不可能为他考虑才做出这个决定。”

“这没什么关系，”斯通纳说，“让他去想自己要做的吧。”

“稍等——事情还没完。他计划要举办个晚宴来做个了却。他说他要信守诺言。”

“你瞧，戈登，我现在特别忙。你就不能把这事给挡了吗？”

“我试了，可他在整个系里都说了。如果你要我说服他，可以，但你也最好到场。他要是喜欢这样，我没法说服的。”

“好吧，这蠢事定在什么时候搞？”

费奇稍停片刻。“从星期五算起再过一个星期吧。上课的最后一天，考试周之前。”

“好吧，”斯通纳无力地说，“到时我的事应该都处理好了，会比现在争论这个要轻松些。那就这样吧。”

“你也应该知道这个。他要我宣布你退休时身份是荣誉退休教授，尽管这个正式头衔得到明年才会真正拿到。”

斯通纳感觉嗓子眼儿里一声大笑快要涌上来。“真是混账，”他说，“那也行吧。”

整个一星期，斯通纳都在工作，完全没有时间意识。他一直工作到星期五结束，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他读完最后一页，做完最后一篇笔记，然后在椅子里往后一靠，桌上的灯光弥漫在眼中，霎时间，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看看四周，发现自己在办公室。由于书都随意放着，书架都鼓了出来；几个角落放着好几叠稿纸；文件柜都开着，里面放得乱七八糟。我应该把这些东西都清理整齐了，他想，我应该把自己的东西都归置好了。

“下周吧，”他心里说，“下周吧。”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得了家。好像连呼吸都费劲。他打起精神，使劲把神气都运到胳膊和腿上，让它们反应起来。他站起身，尽量别让自己摇晃。他把台灯熄了，站着一直等到借助窗户里透进的月光能看清东西。接着他先迈出一只脚，接着另一只又跟上，穿过黑洞洞的条条走廊，向室外走去，然后又穿过安静的街道向家里走去。

灯还亮着，伊迪丝还没睡。他攒足最后一丝力气，迈上大门的台阶，走进起居室。这时他知道，没法走得更远了，他还能到沙发上，然后坐下来。过了会儿，他使劲把手伸进背心口袋，取出药瓶，往嘴里放了颗药，没有喝水就吞咽下去，接着又服了几颗。很苦，但这种苦几乎接近愉悦了。

他发觉伊迪丝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从这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他希望伊迪丝没有跟他说过话。疼痛平息些，力气恢复了些后，他才意识到她没有说，她脸上表情呆板，鼻孔和嘴撮着，走来走去时动作僵硬，看着气哼哼的。他正要跟她说话，但又信不过自己的声音。他努力琢磨，她为什么气哼哼的。她已经很久没生过气了。

伊迪丝终于不动了，脸对着他。她的手捏成拳头，垂在身体两侧。“嗯？你不是想说什么吗？”

他清了下喉咙，把目光集中起来。“对不起，伊迪丝。”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平静而沉稳。“我怕是有些累了。”

“你根本就不想说什么，对吗？没脑子。你不觉得我有权利知道吗？”

他一时迷惑不解，接着又点点头。如果多少还有点力气，他准会发火。“你是怎么知道的？”

“别管这个。我想除了我，人人都知道。噢，威利，诚实些。”

“对不起，伊迪丝。我真的，抱歉。我是不想让你担忧。我打算下星期再跟你说，进去前再说，没什么事儿，你别自寻烦恼。”

“没事儿！”她苦涩地大笑起来。“他们说可能是癌症。你难道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他忽然感觉轻飘飘的，得强迫自己抓住个什么东西。“伊迪丝，”他声音幽远地说，“我们明天再谈这事。求你了。我现在很累。”

伊迪丝盯着看了他会儿。“你要我扶你回房间吗？”她不耐烦地问。“你别装着好像自己能行的样子。”

“我能行。”他说。

可是，他走到自己房间之前，还是希望她能帮帮——并不仅仅因为他发觉自己比想象的还要虚弱。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都在休息，星期一还能去上课。他早早就回家了，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兴致很高地盯着天花板，这时门铃响了。他直起身，然后就要站起来，但门已经开了。是戈登·费奇。他脸色憔悴，双手颤抖着。

“进来，戈登。”斯通纳说。

“我的天哪，比尔，”费奇说，“你干吗不告诉我？”

斯通纳急促地大笑一下。“我好像在报上登了广告般。”他说，“我想安静地处理这事，不要打扰任何人。”

“我知道，可是——天哪，我应该知道。”

“也没什么可担忧的。还没有确诊——只是动个手术探查下，我想，他们是这样说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贾米森，”费奇说，“他也是我的医生。他说，他知道这样做不道德，但我应该知道这事。他做得没错，比尔。”

“我知道，”斯通纳说，“不要紧。消息都传开了吗？”

费奇摇摇头：“还没有。”

“那你就别说出去。拜托了。”

“没问题，比尔，”费奇说，“现在，星期五的晚宴聚会——你不一定要去了，你知道。”

“但我想去，”斯通纳说完咧嘴笑了下，“我寻思不去会亏欠劳曼克思什么的。”

一丝笑意的鬼影从费奇的脸上掠过。“你已经成顽固不化的老混账了，难道不是吗？”

“我想是吧。”斯通纳说。

晚宴是在学生会的一个小小的招待室里举办的。最后一刻，伊迪丝说她没法坐着坚持到底，所以斯通纳就一个人去了。他早早出发，慢慢穿过校园，好像在一个春天的午后随意徜徉。不出所料，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他让服务员移掉妻子的名卡，重新安排了主桌位，这样就不会有个空缺出来。接着他坐下来，等着客人光临。

他坐在戈登·费奇和校长之间。劳曼克思因为要担任仪式主持，坐在隔着三个椅子的距离开外。劳曼克思笑眯眯的，跟坐在身边的人聊着，不看斯通纳。

房间很快就坐满了人，系里有些好多年没有跟他说过话的人，在房间那头朝他挥挥手，斯通纳点点头。费奇不怎么说话，但仔细观察着斯通纳。这位年轻的新校长，斯通纳永远记不住他的名字，带着故作轻松的戒备跟他交谈着。

上菜的是穿着白色外套的年轻学生，斯通纳认出其中几位。他点点头，跟他们说上几句话。客人都伤感地看着自己的菜，开始吃起来。一片放松的交谈的嗡嗡声时而被银质餐具和瓷器欢快的碰撞声打断，在房间里沸腾着。斯通纳知道，自己的存在几乎被人忘记了，所以他还能叉住东西，礼节性地吃几口，打量下周围。如果他眯起眼睛，就看不见别人的面孔。他看到各种颜色和模模糊糊的形状在眼前活动，好像在一个框子里，一刻不停地构筑着不出边界的流动的新花样。这是一幅赏心悦目的景象，如果他特意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这幅景象上面，就感觉不到疼痛。

忽然安静下来。斯通纳摇了摇头，好像从梦中出来。靠近这张窄窄的桌子的末端，劳曼克思正站着，用他的刀叉在一只小杯子上敲着。这是一张清秀的脸，斯通纳出神地想，仍然很清秀。岁月让这张瘦瘦的长脸甚至更瘦了，皱纹似乎是不断加剧的敏感的印记，而不是衰老的标志。微笑中仍然带着亲切的讽刺味儿，声音一如既往洪亮、沉稳。

他在讲话，传到斯通纳耳朵里的话句句投中，好像这声音让这些话语从一片沉默中传出隆隆响声，然后又慢慢消失到它的源头，“……漫长岁月的忠诚服务……从这些压力中解脱出来，值得荣休……受到同事们的敬重……”他听出了讽刺味，同时也懂得，过了这么多年，劳曼克思在以自己的方式跟他说话。

爆发出一阵短暂又坚定的鼓掌声，惊醒了他的沉默。他旁边，戈登·费奇正站着讲话。虽然他向上望着，竖起耳朵，还是听不清费奇在说什么。费奇的嘴在动着，定定地注视着前方。然后是一片掌声，他坐了下来。他的另侧，新校长站起来，用一种从劝诱到威胁，从幽默到伤感，从悔恨到欢乐、急速变化的声音讲着。他说希望斯通纳的退休是一种开始而不是结束，他知道大学会因为他的离去而有诸多遗憾，传统很重要，变革也很有必要，未来几年，他的所有学生将心怀感激。斯通纳搞不明白他在讲什么，但校长一说完，屋子里就爆发出响亮的掌声，人人脸带微笑。掌声稀落时，听众里有人声音尖细地说：“讲得好！”另有人接过这喊声，到处是咕咕哝哝的细语声。

费奇对着他的耳朵轻声说：“你要我说出来让你免了，不用讲行吗？”

“不用，”斯通纳说，“没问题！”

斯通纳站起来，这时又意识到没什么可说。他从这个面孔看到另一个面孔，沉默了好长时间。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单调地发出来了。“我已经教……”他说。他又重新开了个头。“我已经在这个大学教了将近四十年书。我不知道，如果我不做一名教师还能干什么。如果我不教书，我也许——”他停顿了下，好像走神了，接着又决然说：“我要感谢你们所有的人，让我来教书。”

他坐下来。一阵掌声，一片友好的笑声。房里开始散乱起来，人们四处走动。斯通纳感觉自己的手被人握住摇着，感觉自己微笑着，不断地冲不断对他说什么话的人点着头。校长按住他的手，真心实意地微笑着，告诉他一定要来拜访，任何一个午后都行，然后看了看手表，就急匆匆地出去了。房间开始空空荡荡，斯通纳孤单地站在起立的地方，积蓄着气力准备从房间穿过去。他等待着，直到感觉体内的某种东西硬朗了，然后才绕过桌子，走出房间，穿过一小撮好奇地看着他的人，好像他已经是个陌生人。劳曼克思就在这群人中，但是当斯通纳经过时，他并没有转过来。斯通纳发觉自己心里挺感激：这么长时间过后，他们没有必要非得彼此说点什么才好。

第二天斯通纳就住进医院，一直休息到星期一早上，预定这天动手术。那段时间他睡的时间很长，对即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星期一早上，有人给他胳臂上打了一针，他好像在半昏沉状态被推着穿过走廊，来到一间陌生的房间，里面似乎全是天花板和灯。他看见什么东西降下来对准自己的脸，他闭上眼睛。

他醒来时想呕吐，脑袋很疼，身体下部又出现了新的刺痛，很不舒服。他干呕了几下，感觉好受些了。他把手从厚重的绷带上方摸过去，绷带裹着身体的中段。他睡着了，夜里又醒过来，喝了杯水，又睡到早晨。

他醒来时，贾米森在床铺旁边站着，手指搭在他的左手腕上。

“嗯，”贾米森问，“今天早上感觉怎么样？”

“挺好，我觉得。”他喉咙干燥，伸出手，贾米森递了杯水，他喝了口看着贾米森，在等着。

“好吧，”贾米森终于说，有些不自然，“我们取掉了肿块。挺大的伤口。过一两天你感觉会好很多。”

“我能离开这儿吗？”斯通纳问。

“你还得在这里住上两三天，”贾米森说，“只是，你要是在这里住上一阵子也许更方便些。我们没法治——一次就治好。我们还得用X射线治疗，诸如此类的治疗。当然，你也可以来回跑，不过——”

“不用。”斯通纳说，然后把头向后朝枕头上落下去。他又困了。“尽快吧，”他说，“我想回家。”

“噢，威利，”伊迪丝说，“你身体里面全被吃空了。”

他躺在小后屋的那张日用床上，盯着打开的窗户外面。这是下午，时候已经有些晚，太阳沉入地平线，树顶和房屋上方，垂挂在西边的一条长长的涟漪般起伏的云朵的下侧，放射出一条红光，一只苍蝇顶着玻璃板发出嗡嗡声。邻居家小院里焚烧的垃圾散发出的刺鼻的气味停留在安静的空气中。

“什么？”斯通纳茫然地说，然后转向妻子。

“里面，”伊迪丝说，“医生讲，那东西已经扩散了。噢，威利，可怜的威利。”

“哦。”斯通纳说。他没法让自己显得很关切的样子，“噢，你不要担心，最好不要去想它。”

她没有吭声，斯通纳又转过来面对那扇打开的窗户，看着逐渐暗淡的天空，最后远方的那条云上只剩一线暗紫色的条纹。

他回家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那天下午，刚从医院回来，去进行贾米森面带僵硬微笑所说的“治疗”。贾米森惊叹他的伤口好得如此之快，然后又说他有着四十岁男人的体质，接着就突然沉默不语了。斯通纳任由自己被戳戳点点和拨弄，让他们把自己捆在一张桌子上，一台很大的机器在周围无声地盘桓着，自己仍然保持不动。这样显得挺傻，他知道，但没有提出反对。这样做不好。如果这样能把他们从大家逃避不掉的知识引开，可能还略微值得去做。

他知道，他现在躺着、望着窗外的这个小屋会渐渐变成他的世界。他已经感觉到最初的几次隐痛的发作像一个老朋友遥远的呼唤般回来了。他怀疑自己会被请去回到医院。今天下午，他已经从贾米森的话音中听到了最后的结论，贾米森给了他几片药，以防在“不舒服”的时候服用。

“你可以给格蕾斯写一封信，”他听到自己对伊迪丝说，“她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来看我们了。”

他转过身看到伊迪丝茫然地点点头。她的眼睛跟他一起平静地望着窗外越来越黑的云。

随后的两个星期，他感觉自己变得很虚弱，起先还比较缓慢，接着就很快了，疼痛又回来了，那种疼痛强度他没料到。他吃了些药，感觉疼痛消融在一片黑暗中，好像那是一头谨慎的动物。

格蕾斯来了，他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多少话要对她说。她离开圣路易斯几天，在昨天回家后才看到伊迪丝的信，她形容憔悴，焦虑紧张，眼睛下面又有了黑影。他希望能做点什么减轻她的痛苦，但他知道做不了什么。

“你看着气色挺好，爸爸，”她说，“挺好。你会好起来的。”

“会的，”斯通纳说，冲她笑了笑，“小爱德怎么样？你怎么样？”

格蕾斯说她挺好，小爱德也挺好，今年秋天他就要上高中三年级了。斯通纳有些困惑地看着她。“高三？”他问。接着又意识到肯定没错。“也是，”他说，“我都忘了他现在该有多大了。”

“孩子跟他的——跟弗莱先生和太太住在一起。多数时候跟弗莱在一起，”她说，“那样对他也好。”格蕾斯又说了些别的，但他的注意力又开始游离了。他发现，越来越难以把思想集中在任何一件事上，总是游向他无法预测的地方，有时发现自己在说话，但缘由却不明白。

“可怜的爸爸。”他听到格蕾斯说。他又把注意力拉回来。“可怜的爸爸，很多事儿太为难你了，不是吗？”

他沉思了片刻后说：“不是。但是我不想那些事成这样。”

“妈妈和我——我们都让你很失望，不是吗？”

他把手往上抬了抬，好像要触摸一下女儿。“噢，没有，”他带着一丝黯然的激动说，“你一定不要……”他还想多说点，想解释，但却说不下去。他闭上眼睛，感觉思维很萎靡。各种影像挤在眼前，不断变化着，好像在一块屏幕上。他看见了伊迪丝，还像他们第一次晚上在老克莱蒙特家里相遇时的样子——穿着蓝色的裙袍，手指细长，脸蛋漂亮精致，柔和地微笑着，淡淡的眼睛渴望地注视着每个瞬间，好像是一个甜蜜的惊喜。“你母亲……”他说。“她并不总是……”她也不总是那样。现在，他想，他能感觉到在已经变成这样的女人背后还有昔日那个女孩的影子。他想，他能感觉得到。

“你那时是一个很漂亮的孩子。”他听到自己在说，刹那间又不知道在跟谁说。灯光在他眼前浮动，照出某种样子，变成了他女儿的脸，遍布皱纹、忧伤，心力交瘁。他又闭上眼睛。“在书房里，还记得吗？我工作的时候你常常跟我一起坐着。你是那么安静，这灯光……灯光……”台灯（他现在能看得见）的光全吸在她那张带着孩子气的专心致志、俯看一本书或者一张画片的勤奋的小脸上，所以，在房间暗影的衬托下，光滑的肌肤熠熠生辉。他听到远处传来低微的笑声回音。“当然了，”他又说，“你永远在那里。”

“嘘，”格蕾斯轻声说，“你可要好好休息。”

这是他们的永别。第二天，格蕾斯下来看他，说她得回圣路易斯几天，又说了些别的话，声音单调、收敛，斯通纳都没听清。她拉着脸，眼睛红红的，有些湿润。他们定定地凝视着。她看了爸爸好一会儿，几乎不肯相信，接着转身离去。他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女儿了。

他还不想死，但是格蕾斯走了后，有几次，他却不耐烦地展望着，就像一个人展望他并不特别想参与的一次旅行的某个片刻，跟任何一个旅行者一样，他感觉在离开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想不起这些事情是什么。

他已经极度虚弱，连路都没法走了。他在那间小后屋里打发着日日夜夜。伊迪丝把他要的书带过来，在窄窄的床铺边的那个桌子上摆好，这样他不用劳动身子就可以够得着。

不过，他很少读，但书放在那里可以安慰自己。他让伊迪丝打开所有窗户上的帘子，不要让她拉住，即便午后灼热的阳光斜着照进房间。

有时伊迪丝走进房间，在床上坐到他旁边，两个人说会儿话。说些琐事——他们偶尔认识的人，校园新起的大楼，拆掉的旧楼，但说的东西似乎都不重要。他们之间酝酿出新的平静，就像爱情刚刚萌芽时的那种安静。几乎无须思索，斯通纳就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份平静。他们已经原谅了曾经对彼此的伤害，他们一心一意想着对曾经一起生活的敬重。

斯通纳现在看着她时几乎毫不后悔，在午后柔和的阳光中，她的脸似乎依然年轻、没有了皱纹。我要是更坚强些就好了，他想；我要是知道得更多些就好了；我要是早明白就好了。最后，他几乎无情地想：如果我爱她更多些就好了。他的手从盖在身上的被子上摸索着移过去，拿住她的手，好像那是一段不得不走的遥远的距离。她没有动。过了会儿，他又飘然进入类似睡眠状态。

虽然吃了几粒安眠药，他的思维，在自己看来似乎仍然保持着清醒，他很感激这个。然而，好像是某种不是自己的意志掌控着他的思维，把它推向自己无法理解的方向。时间在流逝，而他却看不见这种流逝。

戈登·费奇几乎天天来看他，但是他的记忆却无法清楚地记住这些看望的顺序。有时，戈登不在身边，他却对戈登说着话，而且很惊讶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空空的房间。有时在谈话的中途，他停下来，眨几下眼，好像忽然意识到戈登在跟前。有一次，当戈登踮着脚走进房间，他有些惊讶地转过来问，“戴夫上哪儿了？”当他看见恐怖的惊色从戈登脸上掠过时，就虚弱地摇摇头说：“对不起，戈登。我差点睡着了。我一直在想戴夫·马斯特思，而且——有时，我说些自己在想，但根本意识不到的话。这都是我吃的药引起的。”

戈登笑一笑，点一点头，然后又讲了个笑话。但斯通纳知道，那一刻，戈登·费奇已经抽身离他而去，好像再也不来了。他感觉刺痛般后悔，他这样提到戴夫·马斯特思，那个他们两个都喜爱、目空一切的小伙子。这么多年来他的幽灵还附在他们身上，以一种朋友的方式，那种友情的深刻程度他们两个都没有充分意识到。

戈登向他转达了同事们对他的关心，还断断续续讲了不少他会感兴趣的大学里的活动。但他的眼睛焦灼不安，脸上不时掠过神经质的微笑。

伊迪丝走进房间，戈登·费奇吃力地站起来，被打断后感觉很释然，同时又带着几分热烈和兴奋。

“伊迪丝，”他说，“你坐这儿吧。”

伊迪丝摇摇头，朝斯通纳眨了下眼。

“老比尔看上去不错，”戈登说，“上帝保佑，我觉得他看上去比上个星期还要好。”

伊迪丝转过来看着他，好像第一次注意到他在这里。

“噢，戈登，”她说，“他看上去很不好。可怜的威利。他可能跟我们在一起待不了多久了。”

戈登脸色苍白，往后退了一步，好像被击了下。“我的天，伊迪丝！”

“不会很久了。”伊迪丝又说了遍，表情迷离地盯着丈夫，而斯通纳正微微笑着。“我该怎么办，戈登？没有了他，我该怎么办？”

他闭上眼睛，他们消失了。他听到戈登轻声说着什么，听到他们离开他时的脚步声。

最显而易见的往往是最容易对付的。他想告诉戈登这事多么好办，他想告诉戈登，不要劳神谈论它或者琢磨它，可是已经不能说了。现在，这事似乎真的没什么大不了。他听到他们在厨房里说话的声音，戈登的声音低微、急迫。伊迪丝的声音含着怨气，短促。他们在说什么呢？

……疼痛突然迫不及待地袭来，让他措手不及，他几乎喊了出来。他双手松弛地放在床单上，意志顽强地撑着稳稳地挪到桌前。他取出几粒药放进嘴里，又喝了几口水。一股冰凉的汗水从额头涌出，他又一动不动地躺下，直到疼痛减轻。

他又听到了那声音。他睁不开眼睛。是戈登吗？他的听力似乎游离在身体之外，像云一样在自己上方盘旋，向他发射着每个细微的声音。可是他的头脑已经不能完全辨别这些词语。

那声音——是戈登的吗？——好像在说着自己的生活。虽然他无法听清话语，甚至没有把握肯定这些话语是说出来的，他的头脑，以一个受伤动物的凶猛劲，还是朝那个疑问猛扑过去。他冷酷无情地看着自己的生活，好像那是呈现给别人的。

他冷静、理智地沉思起自己这辈子看上去似乎难以回避的失败来。他曾经希望拥有友谊和友谊的亲密，这可能会让他在人类的竞争中支撑下去。他曾有两个朋友，一个他知道时已经无谓地死去，另一个此刻远远地退缩进生活的序列中，乃至……他曾想得到那种唯一性，以及婚姻平静、持续的激情。他也曾得到过，但不知道如何处理，然后已然死亡。他曾经想要爱。他拥有了爱，然后又放弃了，把它释放进混乱的生命潜能中。凯瑟琳，他想。“凯瑟琳。”

他想当一名教师，他成了教师。但他知道，他永远知道，人生的大部分时候他都是一个冷漠的人。他曾梦想过某种正直，某种绝对的纯洁。他寻找过妥协和无关紧要的攻击性消遣。他曾想象过智慧，在漫长岁月的尽头，他找到了无知。还有什么呢？他想，还有什么呢？

他还期望什么呢？他问自己。

他睁开眼睛。天已漆黑。他看到了外面的天空，那深沉的蓝黑色的空宇，那薄薄月辉破云而出。肯定已经很晚了，他想。好像还是瞬间前，在那明亮的午后，戈登和伊迪丝还站在他身边。或许那已是很久以前？他分不清楚了。

他知道，随着身体的消耗，他的头脑一定也很虚弱了，然而面对这种突如其来，他还是没有做好准备。他的肉体还很结实，他想。比我们想象的要结实。它还会一直坚持下去。

他听到了人声，看见了灯光，感觉疼痛来了又走了。伊迪丝的脸在他上方晃动。他感觉自己的脸在微笑。有时，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说话，他想说得很有理智，虽然没有把握。他感觉伊迪丝的双手放在他身上，在挪动着他，给他洗澡。她又有了自己的孩子了，他想。终于，她有了自己的孩子可以照顾了。他多么希望能跟她说说话，他感觉有话要跟她说。

你还期望什么呢？他想。

某个沉重的东西压着他的眼皮。他感觉眼皮在颤抖，然后睁开眼皮。他感觉是光，是某个下午明亮的阳光。他眨了几下眼睛，漠然地想到蓝天，他透过窗户看到了太阳灿烂的边缘。他确定这些都是真的。他动了动一只手，这一动，他感觉一股奇异的力量在体内流动起来，好像来自虚空。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没有感觉到疼痛。

他每呼吸一次，都好像感觉这股力量在增加。他的肌肉刺痛起来，能感觉到脸上的光和阴影轻微的重量。他使劲从床上起来，这样就可以半坐着。他的脊背由墙壁支撑着，床就靠着这堵墙。现在，他能看清外面的东西了。

他感觉已经从一次漫长的睡眠中苏醒过来。整个人焕然一新。这是晚春或者初夏——从各种东西的样子看，更可能是初夏。后院的那棵大榆树的叶子染上了绚丽和光泽，投下的影子有种他熟悉的深深的冰凉感。空气里有一种厚实，有一种沉甸甸，挤着青草、树叶和鲜花甜丝丝的香气，混合着、保持着，让它们悬浮在空中。他又深深地呼了口气，他听到自己呼吸的刮擦声。他感觉到夏季甜丝丝的味道聚集在肺里。从刚才那次呼吸中他又感觉到自己身体深处什么地方有丝移动，这丝移动阻止了某种东西，把他的头脑给固定住，这样头就不能动了。接着它又过去了，他想，就是这种感觉。

他又想到应该喊一下伊迪丝，接着他又知道自己不会喊她。死亡是自私的，他想，它们像孩子那样，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个时刻。

他又开始呼吸了，但是在体内有些不同，他说不上来。他感觉自己在等待着什么，等待着某种顿悟，但是他好像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时间。

他听到远远传来的笑声，他把头转向声音的发源方向。一群学生打捷径从他家的后院草坪里穿过来。他们匆匆忙忙要去什么地方。他看得清清楚楚。有三对儿。女孩都四肢修长、气质优雅，穿着夏天的浅色衣服，男孩都带着一副欢快、出神的惊奇望着她们。几个人轻盈地在草坪上走过去，几乎没有碰着草坪，走过的地方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看着他们走出视野，直到隐没在看不见的地方。他们消失后，过了很长时间笑声还传到他耳朵里，在这夏天午后的寂静中逐渐远去，不知所向。

你还期望什么呢？他又想。

一种愉悦感油然而生，好像起于一丝夏季的微风。他模模糊糊回想着自己念念不忘的失败——好像它有多重要。此刻，在他看来，这些想法太平庸了，太不重要了，与他曾经度过的生活相比太没有价值了。模模糊糊的鬼魂开始在他的意识边缘聚集，他看不见它们，但知道它们在那里，正在聚积力量进攻某种他看不见听不到、可以感知到的东西。他正在靠近它们，他知道。但是，没有必要匆忙。如果他愿意，可以不理它们。他有的是时间。

一种柔软感缠在他身上，一种倦怠感爬上他的四肢。一种他自己的身份感忽然猛然袭来，他感觉到了这个东西的力量。他就是自己，他知道自己曾经是什么样的人。

他转了下头，床头桌上堆满了好长时间没有碰过的书。他伸手抚弄了会儿这些书。他很惊讶手指那么细，很惊讶在活动手指时关节的连接是那么精细复杂。他又感觉到手指内部的那股力量了，任由手指从凌乱的桌面上拉过一本书。这是他要找的自己的那本书，他的手捧住时，他对着由于时光久远而褪色和磨损的熟悉的红色封面笑了。

这本书被遗忘和没有派上用场，他觉得这也没什么关系。任何时候，它的价值问题都几乎微不足道。他没有过那样的幻觉，以为会从中找到自我，在那已然褪色的印刷文字中。而且，他知道，自己的一小部分，他无法否认在其中，而且将永远在其中。

他打开那本书，这样打开的时候，这本书好像不是自己的了。他让手指轻轻地快速翻了一遍书页，感觉一股刺痛袭来，好像这些书页是活的。刺痛穿过手指，迅速流过肌肉和骨骼。他时刻感觉到刺痛在那里，他等着刺痛弥漫全身，等着那种古老的兴奋，像恐怖般的兴奋把他定在躺着的地方。从窗户上掠过的阳光照在书页上，他看不见自己在上面写了什么。

手指开始松软，捏着的那本书慢慢滑动，然后快速越过他不动的身体，跌进房间的寂静中。